摘要：顾准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他生前坎坷，身后却留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两部经验主义史著。顾准通过对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反思，探索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论证了历史发展的非逻辑性。其人其学对学术界起了典型的思想解放作用。

　　关键词：经验主义；教条；多元化；
　　
　　顾准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早年即投身革命，而后半生却迭遭厄运，直至其在“文革”中病死。逆境并未使他在精神上颓废，严酷的现实反而促使他冷静地反思历史和民族的未来。作为一名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顾准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俯瞰整个世界，提出了一系列深邃、独到的见解，打破了中国思想界的沉闷，使国人重新听到了鲜活的声音。《顾准文集》就是其倾注全部精力写就的思考总结。
　　顾准一开始并非自由主义者。二十岁时顾准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做为一名坚定的战士，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曾欣喜地见证了革命的胜利。然而，建国后不久，指导思想渐渐倾于教条化，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国家政治形势持续动荡。一度争鸣的意识形态在此环境中也呈现一元化，旁逸斜出即被视为异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使他难以理解：为之奋斗几十年的革命何以会如此异化?顾准开始认真地考虑“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即革命后的政权建设问题。他坦然承认“我转入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tolstoy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他渐渐清醒地认识到“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间世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Www.11665.COm”。至此顾准的思想完成由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
　　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并非史学工作者的顾准写出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城邦制度》这两部震撼中国学界的史学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顾准集中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以下笔者就这几个问题作详细的论述。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其阶级革命学说中，阶级斗争被赋予推动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建设伊始，“以阶级斗争为纲”就在党的政治决策层初见端倪。工作方向随之转向“左”倾，连续出现重大失误，最后酿成“文革”灾难。咀嚼着苦果的国人，在教条化的政治空气下仍无力或不敢冲破思想的藩篱。正是在这种“万马齐喑”中，顾准以追求真理的无畏勇气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缜密地剖析。
　　作为犹太人，宗教情结使马克思具有与生俱来的“拯救欲”；作为成长于工业社会初期的思想家，“社会的良心”使马克思对弱势群体抱有同情心。到中年时期马克思的富有道德色彩的理论已建构完成，即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其代表著作《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论述了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逻辑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
　　针对这种“逻辑性”，顾准从其理论的方法论人手展开潜心研究。顾准阅读了早期马克思的忠实信徒狄慈根的《辩证法的逻辑》一文，在诸如“形而上的逻辑的目的是把它的领域扩大到永生之界，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的问题它都谋求解决”、“它使人民有逻辑上的根据，好去否定一切教士主义和神秘主义，并在这神圣的真理所居的那个世界中。谋求他们的解放。”等处，他敏锐地捕捉到：一旦形而上学化，辩证法就成了逻辑泛神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曾严厉指责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也一再坚持“在辩证法哲学看来，并没有什么永久确定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之类的“反神学”的立场。顾准警觉到辩证法若被先验地赋予“真理不可分主义”和“一元主义”的属性，也就具有了绝对真理的性质。理性和神性逻辑上的跨越将使辩证法绝对化本身成为哲学造神运动。必然性的逻辑支持，即绝对真理的支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确实也曾凝聚了革命队伍，坚定了革命信念，成为革命的理想主义旗帜。作为革命和建设的“庐山中人”，顾准对此体味尤为深刻，“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
　　在此基础上，顾准进一步指出，“marx对hegel加上极重要的培根主义的改造”；辩证法也就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亦即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顾准认为，若将其解释为“历史发展，合乎我的理论；我的理论，说清楚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这种史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就陷入一元论和线性思维。诚然，这样的方法论“赋予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以神圣性——宗教的神圣性”，在革命时所谓“破”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为革命阵营所鼓舞；但若一味地持之以恒，其严重的异化效应也不容回避；一旦作为绝对真理受到独尊，共性极有可能会淹没个性，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恐怕只会剩下类的存在。顾准对此痛心疾首：“你能承认今天‘社会化了的中国人’是中国人整体的无条件的共性?你还是认为这实质上是恐怖主义手段所强加于中国人整体的虚伪的共性?”所以顾准坚持认为：“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若从这种想象力(“人能够掌握绝对真理”，也就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为了便于彻底地论证这一问题，顾准又将研究工作引入历史发展规律的范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提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那么历史是否能验证这样一致的演进呢?顾准在实证对比中发现东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东方大陆农业领土帝国的威力所寄在于编户农民的贡赋和徭役、兵役，而西方海上商业城邦威力所寄则是海上贸易和海军。再如奴隶制，希腊罗马文明程度较高的工商业城邦盛行奴隶制；而古代中国虽然存在奴隶(并非商品货币关系发达基础上产生的)，但不存在奴隶制度。这些都证实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变迁的多元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该是一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在指导现实工作中不宜将其教条化。
　　
　　二、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有感于中国的长期停滞不前，顾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东西对比中，他冷静地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是贫乏的”，产生不了科学和民主。西方文化是滥觞于古希腊的民主文化，铸就民主文化的精髓是希腊思想。希腊思想是贵族思想而不是王家思想。开放的思维空间允许人们自由探索宇宙的奥秘。于是在这片容许张扬公民个性的沃土上，产生了逻辑学、几何学、文法学，并萌芽了多元论的实用主义。而中国文化却是依附于政治权威的史官文化，宣扬的正是王家思想。专制权力之下，“君命无所逃于天地间”。在这种封闭、内敛的体系下，科学被窒息，留下的仅是不成系统的技术和异军突起的帝王将相之学。因此顾准深切地感受到：要确立“民主和科学”，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顾准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判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砥定的先秦时期，矛头直接对准老子、孔子、韩非子三个核心人物。
　　顾准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老子的哲学是十足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老子和古希腊人在探索上各有侧重：古希腊人采用严密的逻辑论证，执着地对事物作“为事物本身”的思考；老子则大量使用相对不够严密的类比论证，“天地宇宙只不过是统治哲学的隐喻”。所以，前者代表严肃的科学探索精神，后者则完全是为了给专制统治的提供合理性依据。“老子对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为了保障专制权力的独尊地位不惜采取放弃社会进步的无为政治和愚民政策。顾准沉痛地认识到：“……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正是我们二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
　　顾准又将老子与孔子进行了比较。顾准指出，老子的让步政策实际上有原则性前提，即“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承认‘始制有名’的‘名分大义’无可更改”。这与孔子宣扬纲常礼教的终极目的并无差异，只是手法不同而已。顾准进一步指出老子统治哲学的权术成分被主张君人南面术的后学荀子、韩非子所引申，走向“抹煞了普通人的全部价值、权利与创造冲动”的极端。尽管这种历史积淀下的文化发展有其必然性，但其对中国的长期停滞不前的历史责任不容回避。
　　接着，顾准从政治主张和实施手段的矛盾契入，展开对孔子的批判。顾准冷冰冰地解剖了孔子：“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指出“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荀况是他的嫡传。顾准进一步指出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逻辑跨越式的政治伦理还在作祟，其时代危害性远未根除。只是过去表现为对“抚百姓如赤子”的专制皇权的“尽忠报国”，现在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舵手”的顶礼膜拜。而公民的个人创造自由和独立的思维空间与臣民一样是“窒息”的命运。
　　最后，顾准在对韩非统治哲学的出发点的层层剖析中，展开了赤裸裸的批判。顾准指出，阴险残酷的君主御下之术和君主有权无限纵欲说“积极作用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归根结底，这些都是韩非站在“光大王家”的立场上提出的。其方法论是“片面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忠于自己所树立的教条的教条主义”。为什么必须这样?不如此就无法论证其“主而诛臣，焉有过”的合理性。所以顾准说：“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
　　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性的部分的鞭辟入里的批判，顾准揭示中国思想贫乏得只剩下了“帝王术”，而这种缺陷恰恰是会导致落后的“内因论”。更可贵的是，顾准这种自揭疮疤并非仅是停留在批判上。“历史没有什么可以褒贬的。历史的教训所能照亮的只是未来，而未来倒确实有待于历史去照亮它的!”这些清醒的认识，昭示了顾准富有时代责任的批判目的：在批判中警醒国人从仰视政治权威的梦魇中解脱出来，拥抱丰富多彩的世界，走向科学和民主，造就赤县神州的“神武景气”。
　　
　　三、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和民主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消极影响所致，那么西方何以就产生了科学和民主呢?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传统在历史的长河的生命力何以就长盛不衰呢?又是哪些原因导致中西方的历史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顾准就是带着这些疑问，在对中西历史共时态的比较中，探索了西方文明的历时态的发展，即古典时代的海上文明、中世纪的骑士文明、近代的资本主义，从而给予了西方文明比较客观的评价。

　　顾准将西方文明的初始阶段一古希腊罗马文明称为“海上文明”。什么是海上文明呢?“海上文明者，从土生土长的地方飘洋过海移民到新地方之谓也。”颐准的这一定义准确地概括了海上文明的特点：开放性和外拓性。
　　地中海地区文明最前身克里特文明本身就是在渡海而来的埃及和巴比伦两种古老文明的共同滋养下，开始萌芽的。以后，亚该亚人、多利安人又从北方进入希腊。继起的古罗马文明更是拉丁土著文化、伊达里亚文化、希腊文化三者融合的产物。就其形成过程而言，海上文明绝非大陆典型的一贯封闭的的原生态文明，而多元开放的次生态文明。
　　海上文明的发展方式是以城邦“分裂繁殖”著称的对外殖民。在分裂繁殖的城邦中，子邦与母邦地位是平等的，竞争的；“‘分裂繁殖’式的扩张的重大后果之一，是无法在为数日趋众多的殖民城邦中形成一支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国家”，所以顾准说“希腊从头到尾都是多中心”。这就使古希腊失去了形成统一的领土国家的历史机会。跨海迁移本身又是一个成员重组的过程，血族认同在淡化中较早地被抛弃；而“冒险者们”在海洋上“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上岸后建设家园中会被自然地保留下来。新的政治体制自然也就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尽管殖民城邦初期可能还要走过一段王政形式的贵族“权门政治”，但民主政治将是不可逆的下一站。
　　满天繁星的城邦是一个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面积较大如雅典，也不过相当中国一个百里的县，其人口最多时也没超过四十万。正是这种“小国寡民”的特点使城邦“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直接民主制有了现实基础。“在这些国家中，乡居的公民进城参加公民大会可以朝出暮归，人们相互间比较熟悉，一国政务比较简单，易于在公民大会中讨论和表决”。相反，“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则先天地缺乏这种特殊的人文环境，顺其自然地滑人“天子抚万民”的专制主义轨道。
　　海上移民也带来的工商业发展。多元文化的频繁交流促进城邦手工业的发展；分裂繁殖后星罗棋布的海滨殖民城邦构成希腊人海上商业网；欠发达的周边地区提供了广阔的手工业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于是奴隶制在希腊史上应运而出，成为海上文明的又一特色。中国大陆农业社会则没能产生发达的商品经济。“工商食官”具有严重的政治依附性；“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的社会观念视“工商”为“末业”；专制统治者为保障社会稳定(包括稳定的兵源和赋役承担者)往往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普遍劳动者是广大赋役农民，中国历史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奴隶社会。奴隶制本身也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例一城邦希腊中的特例(仅限于几个大的工商城邦)而出现。因此不具有普遍意义。
　　从以上海上文明的几个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手工业产生科学)传统是在海上文明的城邦希腊时期奠定的。那么，这种传统又是如何走过中世纪的呢?
　　欧洲中世纪文化是渊源于日耳曼人的骑士文明。作为部族状态的蛮族，日耳曼人不可能提供较高质态的文化。因此入主欧洲后，只好采取政权的分散化。于是以骑士为基础的封建割据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中世纪欧洲的特点。骑士与上级封君间是“授土”“效忠”的契约关系。若王侯超额需索，骑士有反抗的权力(如英国大宪章就有这样的规定)。骑士精神中的忠诚、荣誉感、守约、一夫一妻制等要素是西方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等渊源。欧洲封建王国的统治权力是一种相对权力，与东方的专制权力相去甚远。在中世纪与骑士文明并存的还有教士文明，两者互相制衡，谁都无法成为社会的绝对权威。从而为人的思维留下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有益于科学的发展。而中国的皇权则高于信仰，中国人没有宗教情结，除货予帝王家的求禄外再没什么令之折腰的东西了。
　　不仅封建割据历来被专制权力严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在中国产生。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其产生在欧洲(以英国为代表)而不是专制主义的东方，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的独特产物，只能产生于商本位的城市中。“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中世纪只不过中这种传统的复兴而已。“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对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其城市自治权主要是通过赎买获得的。这就与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中国历史上也有法，但中国的法是和刑联在一起，是专制统治的惩罚工具，带给臣民的是恐惧。而西方的法是和权联在一起的，是个人权利的保障工具，因此带给公民的是亲切。农本位的中国也较早产生了城市，而且其规模之大足以让同时期的西方感到自愧不如。但其性质不外乎政治中心、军事中心，重本抑未的国策也不会给城市的商本位留下发展空间。“朕即国家”的皇权观念更是视天下为“一人之产业”，岂能容得城市自治分得一杯羹。
　　地理因素和人文精神使英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祥地。作为北大西洋沿岸的岛国，英国承受了16世纪航海商业殖民的全部有利后果，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保护它的商业利益，开拓了“日不落”的海外市场。“英国承受了古代并通过文艺复兴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科学技术、合理经营知识”，走上政府不加干预的自由经济发展道路。清教徒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不仅是“忍耐”“节约”精神，还应包括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和以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那种宗教精神，总之是“崇尚个人材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支持了美洲的拓荒者，支持了克伦威尔的革命，形成了商业事务中的骑士精神”；若“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事业精神，哪里敢和贵族抗衡。”正是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现代资本主义才开始以蓬勃的生命力影响全球。
　　通过对西方文明历时态成长的研究，顾准向我们揭示了：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和科学传统一起没有中断，并在渐进中推动社会不断进步。这种经验主义的努力一洗历史与逻辑宿命论的困惑，还历史以较客观的面貌。
　　
　　四、如何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
　　
　　顾准的出发点是“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即通过历史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所以顾准在对历史多层次多方面的解析后，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经验主义的解决”。
　　首先，顾准提出“直接民主是行不通的”。《法兰西内战》所倡导的“直接民主”实质是对城邦希腊、共和罗马的复古。这种制度曾被列宁以政权的力量加以推行，其结果却是：“以工厂苏维埃和农村苏维埃为其基层的直接民主制，列宁生前已被一长制所代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递变为一切权力属于党，再变而为一切权力属于stalin、khrushchev、brezlmev”，直接民主只剩下了口号，而民主之实却渐行渐远，最终却走向了异化。若是脱离了其适应性的城邦希腊式的具体环境，“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不可能做到，那一定是无政府。与其让直接民主在虚无中无从被人享用，何不如给民主一条退路，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机制。正如从前考茨基所说“当代所能行得通的民主只能保留行政机关(亦即保留官僚机构)，实行代议政治，还要让反对派存在”。若没有反对派，“散见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因此顾准认为，革命胜利后，在政治层面上应实行代议制民主；既然“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不如就此形成党内竞争机制，保护少数派，给予他们发言权，互相监督，“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可以减少。”
　　第二，顾准进一步提出“唯有立足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什么是科学精神呢?顾准认为，科学精神就是“(一)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三)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化粪池的人，和研究国际关系、军事战略的人具有同等的价值，具有同样的崇高性，清洁工人和科学家、将军也一样。(四)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而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前一时期的不完备的知识a，被后一时期较完备的知识b所代替，第三个时期的更完备的中，可以是从a的根子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相对的。(五)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第三，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哲学上的一元主义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是其存在的根据。终极目的是基督教设立的至善目标：地上天国，而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者为之努力的至善目标。至善本身就是一个外延无限的目标，即水涨船高，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纵然革命的神圣性需要终极目的，革命家也不能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惜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这种异化正是终极目的或者说是一元主义哲学本身酿成的苦果。相反，若“不相信什么终极目的，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
　　
　　五、结语
　　
　　顾准是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位超前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在极左思潮登峰造极时代，作为一名身陷囹圄的知识分子，顾准带着那个时代尤为珍贵的科学实证与负责任的批判精神，冷静的考察，深刻的剖析，探索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真知灼见并未因其生前的“异端”身份而被掩埋。真理终究也是开放、随机、动态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愈来愈被学术界所认同，很多他所想到的恰是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实践的。这就是无畏的思想者的威力。斯人虽去，立言犹存，激励着后学薪火相传，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我们用沉重的代价换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认识，摒弃浮躁与迷信，去反思，去探索，脚踏实地地实现我们的理想。顾准是他那个时代的智慧、勇气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