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清学史经典著述之一，该书的写作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引入《清代学术概论》的写作背景之中，揭示梁启超写作此书的缘由及其对新文化运动的呼应与引导，以此结论，该书不仅是论列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史著述，更是一部反映五四思潮的思想史著述。探寻梁启超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专著的缘由，应不失为我们解读该书隐于学术背后思想的一个出发点。
　　关键词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五四新文化，胡适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写于1920年的清学史著作，“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原，以《前清一代

其二是胡适的求见信：“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资料，唯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激。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介绍，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Www.11665.COm”但23日这一天，梁启超放弃了与胡适的见面之约，而应北京政府徐世昌大总统的电请，入京商讨巴黎和会事宜，故二人在这一天并未谋面。这两封信尽管给后人造成梁胡初晤的时间上的误解，但还是清楚地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第一，1917年因倡导白话文而“暴得大名”的胡适已在梁启超的注意之中，并愿与之就

　　三、五四语境中的解读
　　
　　在第一时间读到《清代学术概论》原稿，并将自己的读后感形诸文字以面世的是蒋方震，他写的便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序言，成为该书的一部分，作于1921年正月初二日，单行本出版之前。以蒋方震与梁启超及这本书的密切关系而言，梁启超在写作时的心思与想法，蒋不但清楚，而且会引起共鸣。所以，序言里没有一般文人为他人写序的客套与吹捧，蒋方震只是将自己心中的数种疑问和盘托出，最大的问号划在“科学”上面：“虽然，物质之进步，迟迟至今日，虽当世士大夫大声以提倡科学，而迄今仍未有成者，何也?”“耶稣会携其科学东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缀，仅余天算，以维残垒?”“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
　　关于“科学”的答案在哪里是不言自明的。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对当时歆动全国人心的新文化运动并无明确系统的论述，即便提到胡适，也只是将其作为清代考据学的殿军，梁启超真的超然物外了吗?蒋序的最后一段话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实利主义兴，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实用之意味。而一方则玄谈之风犹未变。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
　　作为学生，蒋方震这篇序言可谓知人之论，他的满纸疑问，道出的正是梁启超写作背后的焦虑。没有益惑人心的宣传，没有“论著求为百世师”的预测，蒋方震的序言为后世的读者还原了一个解读《清代学术概论》的最佳语境：离开五四新文化的喧嚣，梁启超书中诸多的良苦用心，将无处安放。
　　第二个评论要看胡适。梁启超之所以急着要 胡适为自己的这本书写评，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想了解新文化阵营里的人如何看待他这部旧貌换新颜的作品。胡适最终没有动笔写给梁启超看，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想法。正如1920年11月29日梁启超为《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写的第二自序所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记此以志谢三君。”
　　与这段话相印证的是1921年5月2日胡适的日记：“车中读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词；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其时，胡适正坐在由天津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手中拿的是1921年2月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两相对照可知，《清代学术概论》至少修改两次，或删或增或改，胡适的意见梁启超几乎悉数采纳。“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这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胡适对《清代学术概论》仅有的评价。以当时胡适与《清代学术概论》及梁启超的相关度而言，对这两句话多做些文章，也未必是徒劳。“此书”所以“甚好”，原因大概在于梁启超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归纳总结为科学的方法，与胡适的论调一拍即合。“今日只有他”可作两解：其一，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言：“梁启超不是本世纪研究清学史的第一人，却是‘五四运动’后重新讨论清学史的第一人。”清末最后的几年，研究清学史的重镇包括梁启超、章太炎和刘师培。梁启超的诸多观点受到章刘的影响已由周予同等学者指出。1920年刘师培已去世，章太炎在新派人物胡适的眼中已经“半僵”。相对于此二人而言，梁启超充满“科学”与“解放”字眼的清学史论述在“五四”时期大受欢迎，而章刘以反满革命为现实关怀的清学史著述在大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时期早已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了。其二，相对于同样热衷于清代考据学的胡适而言，梁启超在晚清今文学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可以构成对清代学术进行原创性解释的话语优势权，这是胡适永远无法具备的。“今日亦只有他”也提示了我们，“他日当作一评”只能是遥遥无期，而最终未果了。还有“聪明”一词。用这样一个充满机变灵活意味的词来形容一部学术著述。细细想来，耐人寻味。六十年后，朱维铮先生评价此书是“一部天才的论述，越是离著作情景更远的读者，越易将它看作客观胜于主观的学术史佳作”。这与胡适的“聪明”一语可遥相呼应，互为解释。
　　因时代的因缘际会及梁启超的“聪明”，《清代学术概论》今日已然成为我们了解清代学术的入门之作。而在当年的梁启超那里，“思想”和“学术”是可以互为替代的，所以《前清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