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
　　　　
　　“妲己”的名字在

　1，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商代妇女与政说
　　封建卫道者们曾在商纣宠信妲己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依据就是周武王《牧誓》中所谓的“牝鸡无晨；牝鸡之晨，唯家之索”，也即“唯妇言是用”。这儿的“妇”当然是特指作为纣王宠妃的妲己，“妇言”自然也不仅仅是纣与爱妃之间述及儿女私情的悄悄话。它更多地是指后世所谓的“干政之言”，即后宫妃嫔在帝王面前对国家事务发表看法，影响、甚至左右国家大事的决策。周武王把“用妇言”放在众恶之首并反复陈述，足见他对此事的厌恶程度。
　　在强调“男女有别”的“秩序”社会中，这确实是一个恰当而又严肃的理由。《尚书》中《西伯勘黎》和《微子》两篇通过殷臣祖伊和纣兄微子之口，记述了纣的无德：酗酒、慢鬼神、疏离信臣、苛政重敛。这是殷人自己的看法，应该比较可信。但令人费解的是，周人多次指责的“唯妇言是用”，殷人自己却并未提及。是祖、微二人的“疏忽?”亦或记录者的“遗漏?”还是另有其因?
　　纵观历史，后妃与政者绝非妲己一人：如黄帝之螺祖，虞舜之娥皇、女英，周文王之太姒，即便在恪守“男女有别”的统一的封建王朝，此类情况也时有发生，像唐之长孙后、宋之刘太后等。难道说因为舜之二妃、唐之长孙后们参与的是明君的“善政”，所以她们的“干政”就能使君王的统治“锦上添花”，并为自己赢得“贤妃”的美誉；而妲己干预

的是暴君殷纣的“恶政”，遂只能是越搅越乱，落个“毒妇”的恶名?原因恐怕没那么简单。WWw.11665.Com
　　许多学者在分析商纣“唯妇言是用”的原因时，认为这是商周文化的差异所致。笔者以为非只如此。撇开妲己“干政”的真伪不论，我们先来看一下商代社会妇女参与国政能否成立。诚然，商代已进入“男权”为主的阶级社会，但在它的某些制度与习俗中却保留了前阶级社会的影子，此时父权尚未发展到垄断一切的地步，形式上的男女平等依然存在。甲骨文、殷金文中有许多称作“妇”或不冠“妇”字的所谓生妇，其中称“妇某”或“某妇”的，据统计，有150多位。“在亲属关系上，我们见到的女子的地位较殷以后要来的高些”，她们死后可以受到独立的祭祀。商人对母祖非常尊崇，祖母和母亲的地位都非常高，当时针对女性长辈的祭祀很多，而且十分严肃。如卜辞记载的：(1)甲戌卜，燎于妣一，雨。(屯1120)(2)戊子卜，王侑母丙女。(合678)(3)辛丑卜，王三月侑示壬母妣庚豕。不用。(合19806)陈梦家先生认为：“卜辞称先公先王的配偶为妻、妾、母、爽，而入于周祭的直系配偶皆称爽，她们所受的祭典与先王同，由此可见母权尊贵。”甲骨文资料也表明：“商王后妃直接参与了商王朝的政治生活，掌握和控制国家的各种权力，担任着商王朝许多部门的重要职务。她们不仅主持或参与商王朝的一切祭祀典礼，亲自占”以决定国家大事，而且还直接挂帅率军出征，南征北战，讨敌御强，甚至她们还拥有个人所属的领地属邑，亲自经营农业生产。”就像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她不仅是君主的妃匹，还是军队的统帅，在政治事务中也拥有极大的发言权。商代妇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周代及后世封建社会中的妇女所难以相比的”。因此，作为源于制度和习俗中的母权制残存的反映，“妇女与政”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既合情理又循法度，并非只是君主的荒淫举动。周代则不同，长期的定居生活使人们久已习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遂直接影响了对“贤明”女性标准的评判——妇女之“贤”在于家庭中的“内助”之功。由是，在殷人看来极为平常的妇女与政，周武王则极为痛视，这恰说明了在以游牧或农耕为主的不同生产方式下，殷周社会中妇女地位与作用的差异，以及时代观念的变迁。而后世的指责，更是戴着封建传统道德观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本该正常的社会现象了。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所谓听信妇言是少见多怪，商代女性十分活跃，纣王妇妲己可能就是武丁时妇好一类的杰出女性。”(《古史辨》)周人虽极力反对妇女与政，但现实中这一现象却并未从根本上杜绝。《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泰誓》武王日：“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乱”训为“治”。杜预注，十位股肱之臣中就包括以母后身份参政的文王后、武王母——太姒。
　　因此，不论妲己干政与否，将此事作为批判她的一大罪状，在笔者看来都有失公允。一来，前已分析此种现象在商代的合情、合理、合法。二来，退一步说，妲己若确曾以其言惑主乱国，按当时的伦理道德标准大概也没有诸侯起兵“清君侧”之理，况且武王在《牧誓》文中所列罪状大多含糊，貌似事实却又言无实物，他并未说明“妇言”为何、所致何乱。这反倒容易让后人对誓词内容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武王此番话的用心何在?难道周王朝与妲己之间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纠葛?下杀上为弑，上伐下为征。周人向来重“礼”，武王以“用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为由伐纣，则既可为出师正名。又能雪囚父之辱，还能给自己“无君无义”的谮越行为找到合适的理由，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万全之策。
　　
　　2，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源远流长的“女祸论”
　　考之史籍，文字表述虽有不同。但对于妲己惑主亡国的看法则几乎众口一辞。我们不否认，妲己可能有过“干政”之举，可撰史者缘何如此强调、痛恨她在“国亡”中的作用?笔者以为，这是典型的美女误国的“女祸”思想。
　　“女祸”是女子亡家祸国的省称，《辞海》中的解释是：“由于宠信女子或女主执政所造成的祸乱。”妲己是美女，因而备受宠信。虽然“美”与“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在卫道者们看来，秀色可餐的女子势必以其姿色迷惑君主，使之“耽于女乐，不顾国政”，此“亡国之祸也”，理应被视为“伐性之斧”，遭到斥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如妲己般的美貌女子理所当然地要被冠以“红颜祸水”之名，为昏乱亡国的庸君、犯上作乱的臣子承担骂名、开脱责任。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地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灭商后周统治者为表明自己统治地位的合理合法，必然要对商纣王的残暴进行刻意描绘，美女妲己自不能免。《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乐甘食、悦美色是人的天性，但过分沉湎于女色势必影响国君管理政务，卫道者们为告诫继任者以史为鉴，免蹈商亡覆辙，不惜夸大事实，对妲己的所谓“恶行”进行渲染，用心之良苦在一定程度上倒也可以理解。同时，妲己或许确曾有过“干政”之举，这在父权体系中掌握社会绝对话语权的男性们看来，已经完全背离了他们给女性制定的行为规范，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大逆不道”，必须进行口诛笔伐，甚至不惜人身屠戮(如周武王克殷后的系列举动)。这实际上也暗含着男性对富有个性的女性的一种蔑视和畏惧。后人囿于史料记载的匮乏，难有他证以佐疑，所以时代越近罪恶越多，有时甚至会以讹传讹，于是妲己也就有了现在的形象。
　　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而言，有时史实本身的真伪已不太重要，反倒是它如何被不同时、地的人叙述、闻听、解读，才是探求的目标，这当中总能释放出某些观念、习俗的东西。尤其对某些女性人物，鉴于记述者多为男性，在已有考证的基础上，探索男性文人笔下的心灵世界，追究他们身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对于认识两性关系等社会问题应该是有益的。因此，对妲己形象的分析，不是对纣王昏庸行为的辩解和认同，更不是有意为妲己翻案。作为战败国的贡品，妲己本就是国家利益的牺牲品，而最终却又成为政治斗争的替罪羊，这是古代女性命运轨迹的一种反映，更是她们无法也不能摆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