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论争  诗史契机  诗歌本质  诗歌表现形式
    论文摘要：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历来看法不一。王士稹诗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时代要求和统治需要，但自身也存在不足。赵执信对王士稹批评的本质在于对诗歌本质的认识上，赵执信针对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缺真的现象，非常重视对诗歌本质——“真”的认识，指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子；针对当时王士稹诗论造成的负面影响，即诗坛形式主义、宗派主义风气的产生，又重视诗歌的表现形式，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从而表达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
    赵执信(1662—1744)，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山东益都(今淄博)人。在诗史上以对王士稹的批评而著名，对此，历来看法不一：有为赵执信申辩的：“相传(赵执信)所著《谈龙录》痛诋阮亭，余索观之，亦无甚抵牾。”il有批评赵执信的：“(赵执信)生平与阮亭不睦，至作《谈龙录》以诮之。然集矢阮亭，而于海虞二冯服膺推崇，竟欲铸金以事，癖同嗜痂，令人莫解。岂以二冯持论偏刻，巧于苛议前哲，轻于诋訾时流，天性相近，故易于契合耶!”“(赵执信)以此才訾警当代人物，直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3有调停二者的：“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剿刻为主。王之规模阔于赵，而流弊伤于肤廓；赵之才力锐于王，而末流病于纤小。使两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见所长，正不必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也。WWW.11665.cOm”f4】】。对于赵执信对王士稹的批评，应该从二者产生的诗史契机，及二者诗论的本质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而不应从个人喜好出发，以偏赅全，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神韵”说的出现有其诗史契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中有一段话很值得重视：平心而论，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即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于是，士稹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披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41
    该段关于清初诗风的评论未必尽符诗史。如遗民诗人就有感于亡国之痛，以诗歌来抒发一己之悲，情感真挚，非为“有韵之语录”，“对句之小词”也。当然，论者也看到了清初诗坛矫枉过正之弊。但是，该段论述提供了一条线索：即王士稹“神韵”说的提出有其自觉的艺术追求。王士稹是非常清楚诗歌因变中的得与失的，因此提出了新的诗歌审美标准，以期为纷乱的诗坛树立一个新的模范。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确有别于七子的“肤廓”、竟陵的“纤仄”，给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克服了审美疲劳，深得大众拥护，王士稹遂成诗坛盟主：“诗格风流，吐辞修洁，倡为神韵之说，声气复足以张之，遂至名盛一时。洎乎晚岁，篇章愈富，名位愈高，海内能诗者，几无不出其门下。主持风雅，近五十年。”fsj王士稹“神韵”说的提出既是诗歌艺术上的一次自觉拨正，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与政治的契合，至康熙中后期，易代之际的残酷斗争渐趋消竭，清统治者正在加强“文治”，文化上的怀柔政策是消解汉族知识分子“夷夏之防”的一把利剑，因此，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王士稹之“神韵”说的出现确有其必要性。对此，陈维崧《迦陵文集》卷一《王阮亭诗集序》中的话颇中肯綮：
    五六十年以来，先民之比兴尽矣!幻渺者调既杂于商角，而亢戾者声直中夫捭铎，淫哇噍杀，弹之而不成声……新城王阮亭先生，性情柔淡，披服典茂。其为诗歌也，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阮亭先生既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读是集也，为我告采风者日：劳苦诸父老，天下且太平。诗其先告我矣。[61
    清初的五六十年内，天下渐趋太平，遗民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因此，“先民之比兴尽矣”也是必然的。阮亭“性情柔淡”的个性，“温而能丽”的诗歌确实能符合清统治者的要求，而且其终的效果也使“变风变雅之音不作”。因此，可以说，王士稹及其“神韵”说是诗人自觉的审美追求与特定的政治要求相契合产生的，有其特定的诗史契机!

    虽然“神韵”说轰动一时，但是每个人具体的身世、个性又在努力抵抗着“神韵”说的一统天下，因此出现与“神韵”说不和谐的现象是诗史的必然，也是诗歌取得长足进步的动力!正如“神韵”说取代前人而崛起一样，“神韵”说自身的不足决定了必有其他之说进行矫正!诗歌就在这种因变中获得长足的进步，这是诗歌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可以这样说，赵执信及其诗论的出现也有其诗史契机的，是对渔洋诗论的一种全面反思，而且由于赵执信的淹蹇官场，因而其诗论相较渔洋诗论减少了政治的影响。赵执信对王士稹诗论最大的补弊是在对诗歌的本质的认识上。
    论者多认为王士稹诗多重形式，缺乏性情。对这个问题，需谨慎对待。沈德潜有言，日：“或谓渔洋獭祭之工太多，性灵反为书卷所掩，故尔雅有余，而莽苍之气，道折之力，往往不及古人。老杜之悲壮沉郁，每在乱头粗服中也。应之日：‘是则然矣。’然独不日：‘欢娱难工，愁苦易好。安能使处太平之盛者，强作无病呻吟乎?”，』’】6沈德潜于他人对王士稹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渔洋的诗作不是无病呻吟，相反是太平盛世之音，沈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置可否，渔洋的诗作是符合盛世要求的，而且其也有性情之作。然渔洋为了标榜“神韵”说，尤用力于谴词造句，以求营构神思缥缈、无迹可求的境界，但同时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刻意所造的诗境难免掩盖了诗人的性情，给读者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秋谷抓住这一点进行了批评：
    司寇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芦沟桥上望，落日风尘昏。万里自兹始，孤怀谁与论?”叉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sl
    此时的王士稹正是仕途酣畅之际却强作“谪宦迁客”之语，诗歌意境虽然很有神韵的味道，却失去了真性情，是为矫情之作，秋谷的“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可谓一针见血!
    围 绕王士稹诗歌及其诗论失真的现象，秋谷对诗歌的本质——“真”极为重视。首先，秋谷非常注重诗之“道”。他在《田文端公遗诗序》中日：“盖有德者之言，诚立而后辞修，固非剽窃声貌者比……余谓诗之道至宋而衰，至明而日以澌灭。凡由词臣而入殿阁者，人有一集，篇章杂糅，以百千计，其传者百不一二。”(《饴山文集》卷二)[91粥诗必须“诚立而后辞修”，无真性情而“剽窃声貌者”皆为伪作，诗之“道”即为诗人的真性情。进而秋谷以真性情出发对“温柔敦厚”的诗教进行了重大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礼义”观的发挥；二是对“诗言志”的发挥。秋谷有言：“诗固自有其礼义也。今夫喜者不可为泣涕，悲者不可为欢笑，此礼义也。富贵者不可语寒陋，贫贱者不可语侈大，推而论之，无非礼义也。其细焉者，文字必相从顺，意兴必相附属，亦礼义也。是乌能以不止耶!”[sl’且看：喜不为悲，悲不为笑，富不语陋，贫不侈大，此之皆为“礼义”，亦即人之真性情。又日：“诗以言志，志不可伪托。吾缘其词以觇其志，虽《传》所称赋列国之诗，尤可测识也，矧其所自为者耶!今则不然：诗特传舍，而字句过客也，虽使前贤复起，乌测其志之所在?”[sl“诗以言志”，此中之志当指“自为者”之真性情。由此，秋谷从诗之“道”出发，借“诗教”来批评今日“风流相尚”不道真性情的风气，可谓掷地有声：

    “诗之为道也，非徒以风流相尚而已，记日：‘温柔敦厚，诗教也。’冯先生恒以规人。小序日：‘发乎情，止乎礼义。’余谓斯言也，真今日之针砭矣夫。”[8]
    其次，从诗之“道”——真性情出发，秋谷正面提出了诗之“道”的内在因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诗中须有人在，这是对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发展。秋谷日：“夫必使后世因其诗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论其世，是又与于礼义之大者也。若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也，将安所得知之而论之?”{8l诗中惟有表现诗人的真性情和时代特点才不是“言与心违”，其“人”当指诗人的真性情，其锋芒直指失“真”无“人”的文饰之作，有其针对性和现实性。第二，诗外尚有事在也。王士稹力主“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神韵”说，在其营构的缥缈诗境中诗人的真性情淹没无遗，秋谷特拈出“诗外尚有事在也”以对抗。秋谷在《谈龙录》第十五则中说：“诗人贵知学，尤贵知道。东坡论少陵诗外尚有事在也。刘宾客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道之言也。白傅极推之。余尝举似阮翁，答日：‘我所不解’。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8lm此“诗外尚有事在”应指诗应有思想内容及表现诗人的真性情。王士稹不喜少陵诗，不解“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只能说明王士稹的诗歌与现实生活、个人性情的距离有多么的大!第三，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这是借《金史·文艺传》中周昂的话来引述自己的观点。赵执信说：“余读《金史·文艺传》，真定周昂德卿之言日：‘文章工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以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词语之工，岂文之正哉!”【。l秋谷认为诗歌首先要表现诗人的真性情，语言只能为表达情感服务，如果“反役其主”，那么只能是伪饰之作。为此，他在《七夕雨饮松皋舍人分韵得九佳》中批评了形式主义风气：“词场近来盛稂莠，虽有条蔓亡根蓑。楚相衣冠惑左右，狡黠终是输优俳。”

    秋谷在提倡诗歌的本质——诗之“真”的前提下，也非常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他人所谓的“诗品奔放有余，不取蕴酿”门】2的评价失之偏颇。秋谷有日：“吾第问吾之神与其形，若衣冠，听人之指似可矣。如米元章著唐人衣冠，故元章也。苟神与形优矣，无所著而非优也。””可见，秋谷非常注重神与形的统一，非常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他在《谈龙录》第七则中引申吴修龄的话日：“修龄又云：‘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则变尽。啖饭则饱，饮酒则醉。醉则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凯风》、《小弁》之意，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也。’至哉言乎!”{8l诗人非常认同诗“断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认为诗需讲究含蓄形象，曲折生动，这表明秋谷对诗歌的艺术表现规律是深有体会的。
    同时，秋谷又主张诗歌风格的多样化。他的诗并非一昧为“思路刘刻”{41之作，也有含蓄蕴藉之作。他自己也认为：“始学为诗，期于达意。久而简淡高远，兴寄微妙，乃可贵尚。所谓言见于此起意在彼，长言之不足而咏歌之者也。若相竞以多，意以尽而尤刺刺不休，不忆祖咏之赋《终南积雪》乎!”[8il秋谷也主张“简淡高远”、“兴寄微妙”之境，不也是有几分神韵的特色吗?他不满于王士稹将“神韵”说推向极至的做法：“司空表圣云：‘味在酸咸之外。’概而论之，岂有无味之诗乎哉?观其所第二十四诗品，设格甚宽，后人得以各从其所近，非第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为极则也。”{8l¨以渔洋所推重的沧浪之语来纠渔洋之失，堪称一绝。风格的单一只能造成诗坛的形式主义之风、宗派主义之风的盛行，因此，秋谷极力批评渔洋的做法：“渔洋诗翁老于事，一一狎视海鸟翔。赏拔题品什六七，时放瓦釜参宫商……”(《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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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此，可以明白：秋谷与渔洋的论争，并非出于秋谷的个人恩怨，而是秋谷以“他年自携三万首，要向君论雁抗行”(《题大木所寄<晴川集)后》)[9]的自觉的思辨、无畏的勇气来抗击当时诗坛的形式主义、宗派主义诗风。秋谷对诗歌的本质、诗歌的表现形式的深入论述，对探清诗歌的本质规律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在秋谷与渔洋的论争中诗歌获得了前进的动力，诗史中“因变”二律背反的规律也得以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