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祭祀文化研究初探

　　祭祀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认为“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也。’（《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盖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祭祀是维系古代社会的主要支柱，祭祀的礼仪是每个人共同遵守的准则。因此祭祀对古代人们生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两汉时期是宗教、谶纬、迷信猖獗，巫术方士盛行，祭祀活动频繁，几乎是月月有祭祀。《风俗通义·祀典》记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已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汉代人认为祭祀已经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汉书·祭祀》所记载：“祭祀之道，自生民以来则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况人乎。”史籍所见两汉时期的祭祀活动不仅是时人精神生活的头等大事，而且也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衡·祀义》曰:“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必意解,意解病已,执意以为祭祀之助,勉奉不绝。”
　　当前，学者对两汉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Www.11665.COm
　　一两汉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对两汉祭祀文化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专著稀缺，主要有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灵世界秩序的构建与仪式的象征———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等，其著述主要从礼仪制度与国家政治关系的角度对两汉国家祭祀进行研究，对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未谈及。
　　研究两汉祭祀文化的综合性研究论文甚少。一类是对祭祀礼仪制度及习俗的研究，另一类是重要神灵研究。当代学者对两汉祭祀礼仪关注的焦点主要在郊祀礼、封禅礼、农业祭祀等。主要从文化制度角度进行研究祭祀礼仪，对祭礼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如徐迎花的《东汉光武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杨英的《东汉郊祀考》等。这两篇论文只对郊祀礼仪进行简单梳理和介绍，对东汉郊祀礼兴盛的原因和对文学的影响并未提及。
　　两汉时期信仰、崇拜的神灵很多。国家祭论文联盟http://祀神系基本沿袭先秦时期的神系，出于当时种种现实的需要，其主要祭拜的神灵有伏羲、女娲、太一、西王母等。对这些神灵的研究当今学者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话流传、演变过程等方面。学者们一般关注的是伏羲、女娲传说的原型、神格和神话传说的文化意义等。从神话传说角度研究伏羲的学者有孙玮、孙海洲、何新、刘雁翔、李炳海、常金仓等。新时期以来，女娲研究的中心问题主要集中在女娲神话的流传、演变、伏羲女娲的关系、女娲的族属及其原型和社会文化史的意义等方面。如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二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女娲研究的总结。近年来学者对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两个方面。从哲学角度，学者认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从宗教方面则认为太一是宗教神灵，学者们对太一的神格和流传进行了梳理和考察，但对汉代太一祭祀兴盛的原因和太一的祭祀文化意蕴还未论及。西王母是当代学者研究的热点。从历史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西王母原型的，如王伟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卫东、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从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学思想及受崇拜的原因，如李东峰、杨文艳的《汉代西王母与东王公神话的历史考察》、周静的《两汉时期的西王母信仰》等。还有的以画像石、铜镜铭文等作为第一手材料，如汪小洋的《汉画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与宗教意义》、郑先兴的《汉画中的西王母神话与西王母崇拜》等。汉代诸神灵研究，学者们或从宗教学或从神话传说角度去探究神灵原型，还未有学者从汉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讨这些神灵崇拜祭祀兴盛的原因，以及这些神灵祭祀崇拜对祭祀文学的影响。
　　二汉代思想对祭祀文化的影响
　　汉代是一个思想比较发达、活跃的时期，研究汉代思想的专著比较多，如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龚鹏程《汉代思潮》，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徐兴无《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等。李中华《神秘文化的启示———纬书与汉代文化》，一书从纬书与汉代经学、纬书与汉代哲学、纬书与汉代伦理、纬书与汉代科学、纬书与文学艺术、纬书与汉代神话等方面阐述了纬书与汉代文化的关系。纬书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论的路数发展推衍而成，故其文学理论亦属“比德说”范畴。但不同的是，纬书更强调人与神的关系，其体系的基调与核心乃宗教神学，故其文学理论亦掺杂了神启或天启的内容。所以研究汉代文学纬书也不应忽视。
　　研究汉代思想的学术文章也很多，冯维林在《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一文中认为谶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是“谶纬不仅在汉代政治领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汉赋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谶纬在汉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吴贤哲的《汉代神学思潮与汉乐府郊庙、游仙诗》一文认为“汉代神学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帝王的造神活动是汉代神学思潮涌动的内在动力,方士的积极参与是汉代神学思潮向前发展的外在推力,汉儒的天人感应、祥瑞灾异学说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理论基础,方士和儒生的结合衍变出了谶纬神学,并导致了经学神学化和神秘化。汉乐府机构的发展和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汉代神学思潮的需要,汉乐府中的郊庙、游仙诗是汉代神学思潮的直接产物,反映了汉代神学思潮的某些思想内容。”[3]方蕴华在《阴阳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一文中认为“祭祀文化中的‘阴阳’，当其反映尊卑等级观念时，其内部的对应形式得到迅速的扩展，使错综复杂的社会伦理关系得到‘纲常’序列化表现，‘阴阳’在祭祀文化中的动态功能使中国古代文化彰显出‘伦理本位’特征。”[4]具圣姬在《汉代的鬼神观念与巫者的作用》一文中认为“汉代人信奉鬼神思想，汉代巫者是民间信仰的掌握者,事鬼神者,占卜者。因此他们在官府或民间能主管祭祀,进行下神、事神、占卜、依托鬼神的活动是神人之间的媒介者。”[5]
　　此外还有詹苏杭的硕士论文《谶纬与汉乐府》认为由于汉代帝王的好大喜功、寻求长生及方士的鼓吹等原因汉代谶纬思想兴盛，谶纬对汉代乐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