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疫文化研究简论
因为经历汶川地震，从2008年开始，笔者尝试运用初步构建起来的生态理性哲学和生境伦理方法，从伦理角度思考当代灾疫问题，探讨当代灾疫的治本之道，并陆续发表这方面的文章。2009年，以灾疫伦理为主题的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2011年，此项课题得以提前结题，其课题成果《灾疫伦理学：通向生态文明的桥梁》于2012年3月正式出版。正是基于对灾疫问题进行系统的伦理检讨与拷问，笔者越来越发现，灾疫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远不能仅限于灾疫伦理范围，还需要向文化学领域拓展，唯有如此，才可形成整体社会动员，展开广泛的灾疫启蒙，根治当代灾疫，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安全，创建生境化的生态文明。基于这一认知，2011年底，笔者尝试发表了《为何研究灾疫文化？——探求当代灾疫的治本之道》[1]。本文即是对该文的继续，主要探讨灾疫文化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标任务，以为灾疫文化研究提供一个宏观视域和认知蓝图。
一、灾疫文化研究的基本对象
要探讨并界定灾疫文化研究的对象范围，需要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灾疫？什么是灾疫文化？
“灾疫”这个概念最早由生命伦理学者孙慕义基于对sars流行性疾病的社会伦理反思而提出，但孙先生却是囿于医学和生命伦理的自我要求性而在疫病的视域范围内提出“灾疫”概念的，他认为，灾疫伦理学（calamityofpestilenceethics）是有关突发严重疫情的伦理问题、伦理关系、应对由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各项制度的伦理学原则研究的生命伦理学分支学科[2]（p3）。WWW.11665.cOM然而究其实，“灾疫，是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亦即传统医学所谓的瘟疫）的简称。前者包括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飓风、海啸、高寒、酷热等巨大变异的自然现象，直接威胁到地球生命安全并造成社会财产的巨大损失；后者不仅指传统的瘟疫，还包括近年肆虐的sars、h1n1、ndm—1等各种突发性人畜流行疾病的广泛传播所引发的社会性灾难。”[3]（p4）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唐代兴：灾疫文化研究简论基于对“灾疫”概念的如上定位，灾疫文化是指灾害文化和疫病文化的整合表述和整合形态，因而，灾害文化和疫病文化的整合，构成了灾疫文化研究的基本对象。我们用“整合”一词，意在道出三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在“灾疫文化”概念没有提出之前，灾疫文化就早已存在了。
第二个事实是：在“灾疫文化”概念没有提出之前，灾害文化研究和疫病文化研究已获得广泛展开，并形成相当规模。
先看灾害文化研究。1982年，日本北海道浦河镇成功抗击7.1级地震，日本学者们在总结这一抗震经验时，提出了“灾害文化”，并由此展开了广泛的灾害文化研究。从整体上讲，灾害文化研究的实质性成果主要从正面和侧面两个方面展开。
以“灾害文化”为主题而展开正面研究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灾害社会学研究，在国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于1963年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灾害研究中心（thedisasterresearchcenter），该中心随之创办灾害研究杂志《意外事件》（unscheduledevent）；1982年8月世界社会学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并成立灾害研究委员会（researchcommitteeondisasters），该委员会创了《国际群众紧急事件和灾害杂志》（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massemergenciesanddisaster）。以这两个杂志为基本阵地，80年代末灾疫社会学研究蓬勃发展。其先行者是enricol.quarantelli，其标志性著作是他所主编出版的两本同名著作whatisadisaster？（1998、2005）。尔后灾害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几大流派：以charlese.fritz、kathleentierney为代表的事件—功能主义学派，着重探讨灾害对社会常规的破坏；以susancutter、philokeefe、benwisner等为首的危险源分析学派，认为灾害的发生是人类的脆弱性表现；以roberta.stallings、greykasperson和thomase.drabek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学派，认为灾害是组织“观点制造”的过程；以urirothental、charleshermann、louisek.comfort等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灾害是人类自身制造出来的风险；以kathleentierney、kennethhewit和robertc.bolin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张灾害是社会政治的“正常”结果。在国内，周建人、竺可桢、邓拓、罗尔纲、胡厚宣等是该领域研究的先行者；但至20世纪80年代，灾害研究才真正兴起。迄今有cnki期刊论文近2000篇，著作60余部。其主要者如许德厚《论灾害“预防文化”》（1995）、论文联盟http://卢振恒《提倡“灾害文化”理念》（2002），以及金磊、田家怡等人的地方灾害文化研究，徐玖平（2009）、彭邦本（2009）、李奋生（2010）、李柏槐（2011）等人以汶川地震为对象的灾害后重建文化探讨等。二是灾害伦理研究。在国外，从1989年开始出现对自然灾害的医学救助思考，此后短短20年，出现了多达300多条“灾害伦理”文献。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始于1995年，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领域性和整体性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见于汤金洲（2000）、艾有德（2004）、姚卫光（2007）等的研究；后者主要见于刘雪松（2006）、田飞龙（2008）等的著述。
以“灾害文化”为主题的侧面研究，国外主要从三个领域展开，一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风靡全球的生态学研究；二是由此所带动的世界性的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研究；三是绿色政治学研究。相应地，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几乎与之同步，其成果众多，其研究的视野更为宽广，但在其研究的整体深度和广度上尚未达到对国外研究的超越性。
其次是疫病文化（cultureofpestilences）研究。国外对疫病进行文化学反思，始于19世纪中叶，其最初的表现形式是文学，即疾病作为一种“令人着迷的诱惑”反复出现在欧洲文学作品中：从《简·爱》（1847）、《茶花女》（1853）、《荒凉山庄》（1853）、《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白痴》（1869）、《在那夜雾的后面》（1871）、《群魔》（1872）、《巴黎之腹》（1873）、《穆雷神甫的过失》（1875）、《卢贡马卡尔家族》（1880）、《卡拉玛佐夫兄弟》（1889）到《艺术家的生涯》（1896）、《死于威尼斯》（1910）、《魔山》（1913）、《结局》（1912）、《浮士德博士》（1947）、《百年孤独》（1967）……疾病在催生现代欧洲文学繁盛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学批评、哲学、美学对它的关注和青睐，尼采、艾德蒙、威尔逊、屈莱顿、伏吉利亚·伍尔芙、苏珊·桑塔格等人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
另一方面是疫病史研究，构成了19世纪末以来疫病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其标志性著作如[德]augusthirsch的巨著《历史地理病理学手册》（1864）、[美]西格里斯特著的《疾病的文化史》（1942）、[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1972）、[美]威廉·h·麦克尼尔著的《瘟疫与人》（1976）、[美]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的《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1993）等。更重要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疫病文化研究获得了新视野、新方向，它沿着医学伦理学（1960年代）、生命伦理学（1970年代）和公共卫生伦理学（1990年代）方向发展。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代表有[美]alfredw.crosbyjr（1972）、[美]williammcneill（1976）、[美]joswelie（1998）、[美]h.tristrameengelhardt（1998）、[美]thomasa.shannon（2005）、[加]许志伟（2006）、[德]hansmartin sass（2007）等。在我国，其研究几乎与国外同步，可检索到的医学伦理、医学道德论文200余篇，生命伦理论文480余篇，编著著作数十部。
第三个事实是：当人类以其一往无前的激情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入当代进程，其存在和生存陷入了整体性和深度化的非安全境况之中，这种非安全境况就是为人们所逐渐认同的“世界风险社会”和“全球生态危机”。并且这种世界化的存在风险和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如同汹涌不息的海潮，一浪紧逼一浪地冲刷着人类的存在土壤，动摇着人类的生存根基，因为它有两个驱动源，一是无限滋长的贪欲导致人类本性的全面迷失；二是人与自然的分离推动地球的失律。人类本性的全面迷失推动社会环境生态和地球环境生态朝着死境化方向敞开；地球失律推动当代灾疫的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进入21世纪以来，地震、海啸、干旱、酷热、高寒以及sars、h1n1、aids等流行性疾病是“你未唱罢他已抢登台”。面对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当代灾疫境遇，任何孤立的灾害文化或疫病文化研究，都不能全面应对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因而亟需整合构建灾疫文化研究。
二、灾疫文化研究的主要范围
如果从类型学角度审视，所谓灾疫文化，是指人类应对灾疫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当我们这样来界定灾疫文化时，实际上揭示出如下三个方面的事实：
第一，灾疫文化是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亚文化形态。但这种亚文化形态与其他亚文化形态相比有其根本的不同，即灾疫文化体现并包含了文化构成的全部要素，包括应对灾疫所创造的一切物化的行为成果，即物质、技术、器具，也包括应对灾疫所创造的所有精神成果，即科学及其所有的认知成果、思想成果、方法成果，更包括应对灾疫而生成的信仰、习俗、心灵和情感土壤、无意识激情等等。
第二，人类文化分常态文化和超常态文化，灾疫文化是超常态文化，它是人类应对灾疫而创造出来的自救文化，即人类存在于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之中，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灾疫苦难而谋求自救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比如，在人类童年，洪水、疾病是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两大灾难，人类先祖们为面对洪水和疾病自救，创造出了英雄救世的灾疫文化主题，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古兰经》中的努哈方舟以及大禹治理洪水等。疾病和瘟疫可以导致国家的衰落或解体，又可促进医学的发展。比如《出埃及记》记载了瘟疫频频降临埃及，使埃及“无一家无死者”的惨状；而公元前430年—前429年，出现在雅典的那场巨大的瘟疫“导致了雅典人道德沦落并杀死大约14的雅典军队”[4]（p64），雅典盛世从此消失，希腊文明走向衰落。在西方，由于疾病和瘟疫的流行，不仅促进了治疗和医学的发展，而且使宗教走向对世俗生活的扶助，比如罗马帝国覆亡之后，“西方医学经历了一段萎缩和衰落的时期，治病变成了基督教慈善事业一项重要的举措，是新教会的组织机构无偿提供的一件神圣的礼物”；不仅仅是基督教，公元七世纪的伊斯兰教也因为面对汹涌蔓延的瘟病，而“创设旨在照顾病人的世俗机构，显著地影响了医院的发展”[5]（p10—11）。20世纪70年代发掘出来的大约于公元前167年封闭于地下的马王堆墓中，珍藏了14份论述卫生保健方面的帛书，它记载了中国古代卫生保健和实践体系。
中世纪及近代，由于地理版图扩张和探险，加速了区域间的交流，病毒、疾病随之交叉传播，霍乱、梅毒、鼠疫等构成普世性“疫灾”镜像，由此形成创造灾疫文化的基本主题，这一以各种此起彼伏的疾病和瘟疫为基本主题的灾疫文化，不仅推动了人类医学和临床治疗的快速发展，也推动了人类相关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绵绵不断地制造出了人与自然疏远境遇下社会对患者的歧视、迫害、疏远、隔离或监禁制度，这些制度的相继建立和进一步扩张与完善，又推动了医学进步、教育改革、经济变迁、宗教改革的完成，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现代疫病的大流行和灾害的频频降临，迫使人类为了生存自救，进行社会政治制度、福利制度、环境制度、医疗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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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疫文化是人类的自救文化，它是人类文化的超常形态，也是人类文化的动力形态。在人类文化创造史中，全部的医学、临床治疗学，许多的科学、技术、制度，都源于应对各种灾疫或灾疫后的重建，而这种应对和重建行动，又构成了人类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创造的重要源泉。
因而，第三，灾疫文化研究的范围，也就是灾疫所涉及的领域。灾疫的生成爆发以及对灾疫的防治、灾疫后的抗救与重建，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灾疫文化研究的范围，就是灾疫生成及其灾疫爆发后的抗救和生存重建的方方面面。概括地讲，灾疫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围如下（如图1所示）。
三、灾疫文化研究的整体目标
如前所述，灾疫文化是人类的亚文化形态，因而，人类文化的基本特质构成了灾疫文化的奠基内容。人类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史学家斯宾格勒指出：“文明是文化的必然命运。依据这一原则……文明是发展了的人性所能达到的最外在的和最人为的状态。它们是一种结论，是继生成之物而来的已成之物，是生命完结后的死亡，是扩张之后的僵化，是继母土和多立克样式、哥特样式的精神童年之后的理智时代和石制的、石化的世界城市。它们是一种终结，不可挽回，但因内在必然性而一再被达成。”[6]（p30）文化的必然命运是文明，只有当文化创造指向对文明的达成时，它才可实现对人性的再造。并且，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也是文化的结果，作为一种结果，这就是文化对自身的完成，但文化一旦实现对自身的完成，它又走向了新的征程，开辟对新文明的创造之路。文化的这一双重特质，既源于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更源于文明自身的要求：“文明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7]（p47）状态性与进程性构成了文明的自身要求。文明的这一自身要求源于文化对它的塑造。因而，文化始终是创造性的。作为亚文化形态的灾疫文化，同样具有其创造的进程性特质，更具有创造文明的内在要求与价值诉求。
然而，灾疫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而得以相对独立的存在，不仅在于它具有文化的一般特质，更在于它具有自身的个性特质。这一个性特质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它创造的目的不是谋求自我发展，而谋求自我拯救。人类的一般文化是一种常态文化，它是人类谋求自我发展的成果；而灾疫文化作为一种超常态的文化，它是人类面对灾难或毁灭而谋求自我拯救的成果。进一步看，如果说人类的常态文化展开为一种积极主动的文化创造运动，那么，作为越常态的灾疫文化，却展开为人类被迫的、裹持着不幸、苦难或毁灭的危机的生存拯救的文化创造运动。
由此形成人类常态文化和灾疫文化在目标构建上的根本区别：基于发展之要求的人类常态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丰富、拓展、创新、完善社会秩序、人类精神、文明水准。而基于拯救之要求的灾疫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却是重建，包括重建社会秩序、重建人类精神、重建文明的新世界。概论之，重建始终是灾疫文化建设的目的。
重建之于人类社会，始终是时代性、境遇性的。构成灾疫文化重建的时代性和境遇性要求，既体现其普遍性质，又张扬其个性特质。其普遍性就是人类生存的当代诉求，其个性化则表述为具体的灾疫所生成的灾疫环境。
客观地看，人类当代生存的时代诉求源于贝克所讲的“世界风险社会”：“随着两极分化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当然，每个社会都经历过危险，但风险社会制度是一种新秩序的功能：不是一国的，而是全球性的。”[8]（p4）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既直接动因于冷战的结束，“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9]（p3）因为世界的政治“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经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9]（p7）。冲突无处不在，风险无处不在。但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更源于资源的全球性匮乏、污染的全球化泛滥，贫困的全球化加剧。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国公布一组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24亿的人口正生活在没有卫生设施的环境下，12亿人口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没有足够的居住、健康和教育服务；15亿人口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进入21世纪至今，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贫富差距拉得更大，更多的人正陷入贫困之中。而日益全球化的匮乏、污染、贫困又推动掠夺、暴力、战争、诺言、欺骗的世界化和日常生活化，脆弱的世界秩序正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解体的危险。而使世界风险社会更雪上加霜的，却是全球生态危机，以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死境化为基本标志的全球生态危机，更是加剧了世界风险对已有社会秩序的解构步伐。
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世界风险社会和全球生态危机最集中地表现为当代灾疫失律，当代社会转型发展的最强劲的推动力量，也是灾疫失律。当代灾疫失律，构成了灾疫文化研究的当代境遇。
所谓“失律”是
指事物的生存与运动脱离了它的本性，并由此而丧失了它本应有的节律。客观论之，灾疫乃地球和宇宙按其自身本性健康运行的自我调节方式，如同感冒打喷嚏乃是人本能调节自我身体使之达到健康状态的方式一样。所以在原初意义上讲，灾疫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之于人类生活，始终是偶然的局部的。但自近代以来，在一往无前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人类无限度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掠夺地球资源而层层累积起对地球的破坏性因素和负面能量，最终积聚为强大的反地球力量，灾疫最终陷入失律状况。
当代灾疫失律，已经构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一世界性难题从整体上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灾疫日益全球化；二是灾疫日益日常生活化；三是抗救灾疫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的要务和国际政治合作的重要议题。当代灾疫失律及其整体趋势，既为灾疫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平台、肥沃的认知土壤和丰富的研究资源，更为灾疫文化研究提供了整体的目标蓝图。
概括地讲，灾疫文化研究的当代目标，就是为解决灾疫失律这一世界性难题寻求根治之道。具体而言，就是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家园，重建生境主义文明。
“生境”概念最早由罗尔斯顿在其《哲学走向荒野》中提出，他将此概念定义为“具备一些特定的条件，从而适合于某一物种生存的自然环境”[10]（p23）。但“生境”概念决不能等同于“环境”概念：“环境”是指生命得以展开生存的全部条件的总和。生命敞开其生存，客观地呈现出两种可能性倾向，一种倾向是枯萎、死亡、毁灭；一种倾向是生育、生长、生生不息的繁衍。生命这两种可能性倾向既源于生命本身的生存姿态，也源于生命展开所依赖的全部可能和现实条件的构成方式和运作方式。前一个因素表征为生命以什么方式参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后一个条件表征为环境的构成要素是以什么方式而生成环境本身。生态整体地看，在生存领域，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都是互为体用的，这是由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生命共在互存之本性所决定。这种互为体用性决定了他们必然以共生互生方式而展开生存，决定了每个生命实体既是其生存环境的构成因素，又是其生存展开的主体性成员。所谓生境，就是生命与生命、生命与自然以其共生互生方式汇聚而成的、既有利于自己生存又有利于他者生存的生生不息的环境生态，包括生生不息的自然环境生态、社会环境生态和个人环境生态。而当把这种生境思想、智慧和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前景的探索与创建，就形成生境主义。所以，从本质上讲，真正意义的生态文明只能是生境化的生态文明，亦可曰生境主义文明。
四、灾疫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
基于目标导向与规范，灾疫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有七个方面：
第一，灾疫文化研究应该立足于历史反思与当代拷问，探索构建灾疫失律的自然机理和动力机制，为当代社会根治灾疫提供最终的认知土壤和思想基础。
灾疫之于人类，自古有之，它是自然力所为，是“天行有常”[11]（p306）的体现；但自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向纵深挺进以来，灾疫一反“天行有常”而自我失律，朝着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方向无序敞开。推动灾疫失律的直接动力：一是地球失律导致气候失律，气候失律推动一切无序改变；二是地球丧失承载能力，社会丧失自净能力，自然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同时滑向死境化方向。
第二，灾疫研究应该将人类自身作为反思的对象，探讨当代灾疫失律的人为根源。当代灾疫失律的最终推动力量是人类力量，即当人类力量发展到可以改变地球结构、扭转气候的情况下，灾疫更多地融进了人力因素。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人类中心论价值导向系统、物质幸福论目标体系和唯经济增长的实利主义行动原则，推动人类征服、改造、掠夺自然，蹂躏地球，破坏环境生态等所累积起来的债务，最终以暴虐的灾疫形态爆发出来，形成层出不穷的灾疫之难。并且，人类越是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灾疫爆发的频率就越高，强度和烈度就越大，其破坏和毁灭性就越强。比如，一般认为，气候失律是由厄尔尼诺或拉尼娜造成，但海洋学家在近来却提供了新的论据，揭示了气候失律与自然环境生态破坏直接关联。比如1998年中国所遭受的特大洪涝灾害，却是由“厄尔尼诺拉尼娜现象”和长江流域生态恶化两大成因共同引发。气象专家们认为，导致2000年意大利出现气候反常的主要原因，正是人为因素和海洋水温上升。再比如汶川地震也并非完全是自然力所为，它同样融进了人力因素，或者说人力因素诱发甚至促进了汶川地震超强度爆发。比如卢清国论证分析了蓄水后的三峡水库对汶川地震的诱发性影响[12]（p476—478）；地质学家范晓撰文探讨了高速经济发展对岷江上游生态的破坏，并侧重分析了紫坪铺水库对汶川地震有诱发性影响[13]（p38—39）。
第三，灾疫文化研究应该在历史反思和现实检讨的基础上，为求解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开辟防治当代灾疫的根本之道而重新发现自然宇宙规律，重新探讨地球生态原理，重新构建“自然、生命、人、社会”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生态逻辑和限度生存原理。因为当代灾疫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的根本出路，是人类必须遵循生态逻辑，学会限度生存。
第四，灾疫文化研究要担当起引导人类尊重生态逻辑、学会限度生存，跨越狭窄的学科界限，在人文、自然、社会三大领域展开大科际整合，探索“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规律。基于亲生命本性，世界是一个整体：自然（地球和宇宙）、生命、人、社会之间是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14]（p111—122）。当代灾疫失律是人类无视其亲生命性，以人力打破了自然、生命、人、社会之间的“共”、“互”生态链条。所以，防治当代灾疫的根本实践方向，就是重新唤醒人的亲生命性，恢复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链条。
第五，灾疫文化研究必须为当代人类重建生境，重建生态家园，重建生境化生态文明而探索、开辟生境主义道路。如前所述，生境乃生生不息的环境生态，生境主义的思想基石是生态理性哲学；其存在论依据，即人是世界性存在者；其生存论依据，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15]（p273—274）；其认知来源，是整体生态化；其价值来源，是生命中心论。当代灾疫防治的生境主义道路，就是全面恢复地球和社会的承载能力，全面恢复地球环境生态和社会环境生态的自净化功能和自身循环功能，实现自然、生命、人、社会四者共在互存、共生互生，并生生不息。
第六，灾疫文化研究必须为全面实施“预防治理为本、救助治理为辅助”的灾疫国策和“治理为本、防范为辅”的预防战略，而构建生境主义价值导向体系。因为，为解决当代灾疫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求诸于防治；当代灾疫防治要卓有成效，必须开辟生境主义道路；为此，必须具备全程视野、全景视野和动态生成的过程论视野，确立以重建（自然、社会或区域）生境、重建生态家园、开创生境化生态文明社会为三级目标，以追求低碳化生存为基本路径，以开辟可持续生存式发展为广阔道路，并以自由为伦理公理，构建以人与人调原则、持续再生原则和群己权界原则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和价值导向体系。
第七，灾疫文化研究必须为开辟社会化的灾疫教育道路提供认知工具、思想智慧和方法武器。当代灾疫防治是人类谋求可持续生存式发展的社会历史过程，不仅需要社会整体动员的实践理性行动，更需要重塑人性，重建社会意识形态，重建全球协作的国际行动框架和国家制度平台，重建认知体系、价值导向系统、社会生产与消费方式、社会生存态度和生活方式。要使行动与重建成为现实，并使行动与重建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展开灾疫防治的生境主义启蒙教育，这不仅应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应充分发挥当代传媒的教化功能，更应该将其纳入国家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以此全面展开灾疫认知教育、灾疫责任教育和生境化重建行动教育，培养公民普遍的灾疫意识、灾疫关怀能力和灾疫反思精神，培养公民日常生活化的灾疫防治意识和灾疫防治能力，培养公民可持续生存式发展能力和厉行节约、简朴生活的生活观、生活品质、生活能力，引导当代社会成为一个崇尚节约生存、简朴生活的社会[3]（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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