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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礼貌研究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引言
关于礼貌语言文化特征的研究,西方已有了一整套完整而系统的理论,比如莱可夫(lakoff,1973)的礼貌观、利奇(leech,1983)的“礼貌原则”(the politeness principle,简称pp)、布朗与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论”(face-saving theory)或称“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s,简称ftas)以及作为这些理论基础的格赖斯(grice)“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cp)和他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上述原则具有世界普遍性,并将其作为评判和解释所有文化礼貌行为的通用理论依据,由此在中西方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了不少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问题。这一点已为众多学者所关注,并纷纷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对中西礼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了中西方文化在礼貌原则中各准则间相互冲突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中西方文化在礼貌观、面子观、礼貌侧重点以及礼貌准则等方面的各种差异,并追根溯源,探讨了冲突及差异背后的原因,较为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顾曰国教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礼貌、语用与文化》(1992)一文和北京语言大学毕继万教授在《世界汉语教学》上发表的《“礼貌”的文化特性研究》(1996)一文以及毕教授2009年12月出版的专著《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WWw.11665.cOm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礼貌具有文化特性,中西方文化不同,其“礼貌”的含义和内容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用一种文化的交际理论和指导原则指导所有文化的交际行为,更不能以一种文化的交际规则取代所有文化的交际规则。既然西方的理论难以指导汉文化的礼貌行为,我们不能把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与列文森的“面子威胁行为”等简单地套用到汉文化礼俗规范的头上,那么汉文化的“礼貌”究竟是怎样的呢?到目前为止,我国学者对汉文化礼貌原则的认识也尚未统一,毕继万和顾曰国两位学者的观点代表着目前我国对汉文化礼貌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问题在于,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就是尽善尽美的呢?随着时代的发展是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汉文化的“礼貌”研究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地思考与研究。
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汉文化的礼貌特征
毕继万教授针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误解,提出了汉文化的礼貌特征主要包括自谦尊人、相互关切、互相体谅和以诚待人这四个方面。其中,“自谦尊人”也可说成是“互相尊敬,互相谦让”,这是汉文化礼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相互关切”讲的是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视朋友如亲人,以热情关心为礼貌。“互相体谅”也就是重视“移情”的作用,做到宽厚待人,不计个人得失,多为他人着想。“以诚待人”讲的就是“表里一致”和“诚于中而形于外”。
(二)汉文化的礼貌原则
顾曰国教授根据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人日常交际的特点,提出了汉语言文化交流中四个方面的礼貌特征,即尊重(respectfulness)、谦逊(modesty)、态度热情(attitudinal warmth)和文雅(refinement)。同时,顾教授还借鉴leech的礼貌六原则,总结出符合汉文化的礼貌原则,共包括五个方面:1、贬己尊人准则:指称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指称听者或与听者相关的事物时要“抬”,要“尊”。2、称呼准则:指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应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3、文雅准则: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视为懂礼貌、有教养。其基本内容是“选用雅言,禁用秽语;多用委婉,少用直言”。4、求同准则:这与“脸”或“面子”有关。所谓“求同”,就是注意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保持相称,尊重对方的“面子”,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5、德、言、行准则:即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尽量少说自己付出的代价。
三、汉文化礼貌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首先,是“知己”的问题
目前,关于中国文化礼貌的特征与原则,我国相关研究还不多,既然由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论文联盟http://难以用西方有关礼貌的几种理论做出充分解释,那么,中国也需要结合中国文化自身的交际实际,创立和完善属于中国文化自己的礼貌理论,以此来解决跨文化交际中属于中国文化方面的问题,用中西方不同的礼貌理论共同指导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实践。因此,“知己”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在前辈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加强汉文化礼貌特征及原则的研究,并上升到理论诠释的高度,建立和完善中国文化关于礼貌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要注意观察研究时代发展中的一些新变化,适时地将其纳入已有的研究中。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礼貌的文化个性时需要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现代与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种文化的现代礼貌原则,必须追溯其历史渊源,找到礼貌行为的文化根基,不能割断历史;然而,如果忽视历史的变化,不加分析地用传统文化准则解释现代礼貌行为,用历史代替现在,又会犯静止观察问题的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西方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更多地出现了“尊人不贬己”的倾向,而一味地认为中国人对待赞扬都是完全拒绝或给予否认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也开始认识到尊人的同时不一定要贬己,也不能贬己。过分地贬低自己是缺乏自尊和自信的表现,已不再被人们视为应该推崇的行为规范和交际法则,相反,却很容易让自己在竞争中遭致失败与淘汰。同样,贬己也不等于谦虚,适度却不过分地谦虚,诚实守信不自夸,真实地展现自我,才是一种自信礼貌的表现。因此,在中国现代社会尤其是年轻人中,我们常常看到中国人在面对别人的赞美、夸奖或者对自己的肯定、认同时直接表示谢谢,在应聘竞选中毛遂自荐,适度地宣传、推销自己。可以说这是社会发展和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中西文化在碰撞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在新时期研究中国文化礼貌的特征与原则时不能忽视。
还有就是顾教授提出的“称呼准则”和“求同准则”,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人们相互称呼时所遵循的礼貌规范,认为:人们出于礼貌,在相互称呼时应按“上下、贵贱、长幼有别”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而后者,顾教授对其的解释是:与“脸”或“面子”有关。所谓“求同”,就是注意对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保持相称,尊重对方的“面子”,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我们认为,这两条准则的释义有内容重合之处,也没有很好地体现出中国文化在“求同”方面的礼貌特质。因此,这两条准则在命名上需要做必要的修改与调整,以更好地突出中国文化在礼貌上的特点: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a. 将“称呼准则”改为“对象准则”。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官本位的思想仍然存在,人们在人际交往中,不仅在称呼上,说话、待人、处事论文联盟http://都很注意自己和对方在交际关系中的身份和地位,遵从着自古以来就有的长幼有序、地位有别、亲疏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一点顾教授将其分作了两点来阐释。我们认为,与其将前一点归纳为“称呼准则”,不如合二为一称其为“对象准则”,即指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依据不同的交际对象选用恰当的礼貌方式:注意听话人的身份、亲疏关系,无论在相互称呼上还是待人处事上,都注意对方的身份与社会地位保持相称,尊重对方的“面子”。换句话说,中国人在与人交往中的身份角色感很强,知道处于什么角色就做什么角色应做之事,人与人之间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不符合自身和对方身份的言行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什么可褒可贬、孰优孰劣甚至不得不采取回避的问题,而是客观上需要我们面对的实情。比如在中国,我们必须尊重地位比自己高和年纪比自己大的人,这跟西方社会人际交往中遵从利益均衡所体现出的平等互尊是不同的。如何引导西方人正确地看待中国文化中的这一现象才是问题的关键。比如中国自古有尊老爱幼、尊敬师长的传统;中国重视群体文化,强调个人融入群体与群体相互依存、彼此关联;中国人重视彼此间的情义等等。当然,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和等级制度分不开,但它也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特产,在西方中世纪也存在着封建等级制度,只不过在现代的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在中国文化礼貌特征及原则的研究过程中,只有采取客观分析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把这些问题都讲清楚,才不至于引起文化冲突,才能正确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b.将“求同准则”改为“以和为贵准则”。之所以这样改,是为了与西方礼貌文化中以“避免不和”为目的的“求同”相区别。从西方关于礼貌的理论可以看出,cp、pp和ftas等强调的都是消极礼貌,即礼貌的目的主要是回避不和与避免冲突。“会话含义”对策略应对的强调,pp的得体准则和面子威胁行为中的隐晦表达策略的确定都是为了突出回避不和与避免冲突的交际目的。而中国文化则更强调积极礼貌,目的在于主动寻求和谐相处,主张以和为贵。“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一脉相承的传统美德,也与当今中国社会所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吻合,因此,用“以和为贵准则”代替“求同准则”来表达中国文化的礼貌特征是不为过的。
(二)其次,是“知彼”的问题
既然礼貌具有文化共性,也具有文化个性,因此我们在了解我们自身文化礼貌特性的同时,也要注意了解西方相关礼貌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彼此的异同,努力学习和理解交际双方不同文化中的礼貌规则,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跨文化交际中,一方面,用什么语言进行跨文化交际,就必须遵从该语言所属文化的交际规则。如果用英语与英语国家的人交谈却照搬中国文化的交际规则,就是不恰当的了。另一方面,为了不用花不必要的精力去解释自己文化的礼貌交际习惯,也需要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文化的交际规则,采用语用移情的方法,积极向对方靠拢、为对方着想,表现出对对方文化应有的尊重和坦诚合作的良好意愿,这样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就能够成功地做到化冲突为祥和,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三)最后,是“与对外汉语教学相结合”的问题
在第二语言教学和汉外翻译中,初学外语者习惯于依赖双语词典或双语词汇表对礼貌语言进行词语对应翻译,甚至直译,却忽略了交际规则对礼貌词句运用的约束,不知不觉地犯了文化错误。因此,在研究礼貌语言、进行礼貌语言的教学与翻译时,都需要深入了解礼貌语言的文化特征和交际规则的文化差异,在学习、教学、翻译和对外交往中做好跨文化语境中交际规则的转换工作。那么,具体到对外汉语礼貌语言的教学中,我们应怎样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这种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问题呢?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就真真切切地遇到了这样的难题。比如,《博雅汉语(中级)》这本教材对“二老”一词的英文释义是“father and mother”,由于留学生不清楚这个词在汉语中使用的具体语境,因此在句型练习时就出现了“天下的二老都很爱自己的孩子。”“我的二老在加拿大。”等各种各样既尴尬又好笑的句子。因此,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师在讲课时,应特别注意引导学生避免礼貌语言的直译,比如不分语境将“干嘛去呀?”简单地译成“where are you going?”,将“别客气”译成“don’t be polite.”,将“请别见笑”译成“don’t laugh at me.”等等。要给他们讲清楚母语与外语礼貌语言所反映出的交际规则的文化差异,帮助他们清楚认识和正确处理具体礼貌词语和礼貌句子文化含义的差异,同时,还要帮助他们清楚认识交际规则转化的必要性,并且学会交际规则转化的方法。只有这样,学生在礼貌语言的具体运用中才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才更加有利于逐步培养起他们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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