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后来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指出了方向，并奠定了理论基础。像霍尔后来提出的电视编码与解码理论，推荐阅读(preferred reading)理论，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端倪。所以，伯明翰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麦克罗比就特别重视这篇文章，她说：“这篇1976年的文章也为后来的各种研究——从70年代后期的《管制危机》到80年代后期的涉及撒切尔主义的著作奠定了基调。”就电视的编码与解码而言，这篇文章已经意识到二者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指出：“转播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在于，推荐的意义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会出现其他更多从根本上瓦解意义的可能性。”。而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霍尔更加明确地指出，虽然对于电视制作者，他们要将推荐的意义进行编码传达给观众，但“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而这并不是同一的”。在此基础上，霍尔将电视解码进一步区分为观众对优势符码的接受、协商和对立三种方式。接受方式指的是接受者不加质疑地接受媒体所企图传递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协商方式指的是解读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需要作出适应性的协商和调试。对立方式则指的是接受者虽然完全理解电视话语所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却保持清醒的反抗意识，有意识地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这就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电视话语中编码与解码的复杂关系。
　　除了霍尔之外，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也对电视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莫利对英国电视节目《全国观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的受众研究，以心理分析理论为主要研究框架，选择观众群体为研究对象，剖析电视文本、观众和意识形态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大大发展了霍尔的电视理论。他指出，霍尔过度强调阶级在制造符号差异中的角色，而低估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他通过访问电视观众的办法，发现不同阶级的观众(如银行经理和学徒)也可能形成相似的阅读。这是因为银行经理和学徒尽管分属不同的阶级，但他们却同时被塑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主体。所以他认为霍尔对阅读的三种行为划分过于简单，无法揭示文本、读者和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基于此，他将观看电视的活动看成是一种不断在相似与差异间游移的动态过程：相似面是建构在节目形式中的优势意识形态，而且对喜爱该节目的观众而言，它们十分通俗；差异面则是着重于节目观众群中的多种团体，这些团体均以个别途径和优势意识形态连成一气，而这些途径将因他们所产生的不同阅读而相互平行。这种在相似与差异间游移的动态过程形成了体验霸权和抵制冲突的一种方式。莫利90年代初出版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是他几十年电视研究的总结，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理论。这本书已有中文本，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作为参考。
　　约翰·菲斯克的电视研究承继霍尔和莫利的传统，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电视文本以及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形态，将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解读电视》、《传播研究导论》、《电视文化》和《理解大众文化》等著作开辟了电视研究的新领域，为国内广大研究者所熟知。我们在此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实用价值理论，提出了电视“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理论，从而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菲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运行在金融经济系统中，其内部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流通阶段。第一阶段是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者)。金融经济的第二阶段是，电视台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广告商成了消费者，电视台播出节目，则成了“生产者”的行为。电视台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广告的播放时间。广告商表面上是买电视广告的播放时间，实际上买的是“观众”，观众越多，价码越高。因此，对于金融经济而言，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生产商品化的观众，节目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给电视台。电视节目播出后，如果观众不看，它作为文化产品的功能就没有完成。但电视商品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紧接而来的是文化经济阶段。而在这一阶段，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并不是完整的商品。观众看电视跟买票看电影不同，他们并不是直接付款购买电视节目，这里不存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问题。电视台向能生产“意义”和快感的观众播放节目，交换的是心理满足、快感以及对现实的幻想。有鉴于电视节目是提供给观众消费的日常生活文化资源，而消费总是意义的生产，因此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文化的生产行为。这样一来，观众就不再是被出卖给广告商的“商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意义的“生产者”。可以看出，菲斯克对电视两种经济的论述，充分揭示了电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独特品质，也进一步说明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所一贯坚持的受众具有主动性这一观点。
　　
　　四、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研究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的。1978年，他与别人合著的《管制危机》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考察了黑人青年的“行凶抢劫”这一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道德恐慌，使人们对原有的对种族的固有理解受到了挑战。吉洛伊1978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80年代初他与中心其他七位成员合作出版了《帝国反击》。这本书考察了种族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中的重要位置，批评了主流社会学的种族理论，揭示了黑人犯罪行为的表现及内在实质，表达了他们对黑人抵抗的支持与理解，使“种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种族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列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跟当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一方面，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战后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战后重建，英国从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医生护士。这些来自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尽管政府官方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但随着论文联盟http://70年代英国经济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因担心亚裔人和黑人抢走本土英国人的工作机会而产生的种族矛盾便日趋激化。“‘种族’现在与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胶囊，因为它带来了对国家整体的焦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和国家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便从早期对“阶级”的关注转向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种族”研究。而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吉洛伊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87年，他出版了《米字旗上无黑色》一书，对英国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种族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问题都是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英国经济如何被建构、阶级关系如何被调控，它随后又如何更普遍地影响到文化的形成及民族身份建构都非常关键。吉洛伊的分析是极其独特和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