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种跨学科、多视角的“文化研究”的引入，有助于扩展台湾文学的研究视野。在国际学术界“语言转向”和“叙事转向”背景下，台湾一批社会科学学者聚焦于“国族认同”问题的著作大量采用文学和语言的资料，乃因为文学的“叙事”与“认同”问题紧密关连。针对“文化研究”将消泯“文学性”的担忧，笔者以为可对“文学性”作更宽泛的理解。一部作品的诠释策略更多地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涵和特点而非论者主观愿望。既然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与思想、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决定了仅局限于审美形式的观照并无法把握其基本精神和主体内涵。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学性；国族认同

　　台湾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以揭示作品美学特征为主的研究，而关注更多的侧面和议题，举凡族群、性别、阶级、意识形态等种种视角都已浮现。文学研究固有的藩篱被打破，其他学科的研究学者纷纷进入；而文学研究者也有“越界”跨入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地的。这或许是近二三十年兴盛起来的“文化研究”思潮的投影或体现。
　　本世纪以来，台湾出现了一批社会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学者“越界”进入文学领域而撰写的著作，如社会学博士方孝谦的《殖民地台湾的认同摸索——从善书到小说的叙事分析，1895—1945》(巨流，2001)，台湾大学政治系博士陈翠莲的《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一九二0～一九五0》(远流，2008)，研究日本文学出身的荆子馨的《成为日本人——殖民地台湾与认同政治》(麦田，2006)，历史学博士周婉窈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2003)，大学念社会学的“总合文化研究”博士陈培丰的《“同化”の同床异梦：日治时期台湾的语言政策、近代化与认同》(麦田，2006)，历史学博士卢建荣的《分裂的国族认同：1975－1997》(麦田，1999)、《台湾后殖民国族认同：1950－2000》(麦田，2003)等书，都广泛选择和采用了游记、善书、小说、民间传说、日记、杂志、语文教材、报纸社论与专栏等各种叙事性史料作为其论述的主要材料。wWw.11665.CoM作者中的历史学者已不再全靠那些经过严格考证的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真实性的“史料”，社会学者也不再局限于惯用的当代社会的种种“数据”(如人口数据、犯罪率数据等等)，反而采用了以前被认为仅是虚构的、不足为证的文学资料。上述著作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聚焦于“国族认同”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乃因在台湾，“国族认同”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如所谓“台独”，说到底，其实也是一个“国族认同”的问题)。当然，“国族认同”自身就是一个牵涉多学科、多领域的问题。
　　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研究”的兴起，有着国际性的学术背景，即与数十年来国际学术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语言的转向”乃至近二三十年来的“叙事的转向”紧密相关。原来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与偏重于叙事(即所谓“说故事”)的人文学科——主要是历史学和文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上，是格格不入的，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却转而十分重视“叙事”(不管是历史叙事或文学叙事)，甚至将“叙事”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这种“叙事的转向”，其影响广及人类学、社会学、性别研究、社会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教育、法律、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如在教育领域有所谓“叙事教育学”的出现；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有“叙事认同理论”的兴起；在心理学和心理辅导领域，有所谓“叙事疗法”、“叙事心理学”的盛行)。
　　即使在同为以“叙事”(“说故事”)见长的人文学科——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由于“语言的转向”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微妙地变化。不少历史学者原本以追求历史“真相”为荣，一生以史料发掘为其主要目标。然而现在人们对此起了怀疑。既然原来信以为真的史料也未必代表着历史的“真相”——史料因为经过人为的“语言”中介而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之情形；既然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都经过了记录者和后人的修饰、发挥和演绎，都是根据现代人对历史的理解来表述，是以现在人的价值观对历史的评判，那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写实”的作品)，也许更能代表着当时的历史的真相(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真相)。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曾讨论叙事作为“诗意的文本或作品”的一种类别，如何运用情节化而发挥其虚构想象，却甚至比实证主义认为的经验资料或如实描述，更能指涉——以隐喻方式的指涉——更真实的人类生命存在情境与生活经验。世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历史除了人名是真的，其余全是假的；小说除了人名是假的，其余全是真的。”这也许并非荒诞的笑话。其实亚里斯多德早已说过，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则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所呈显的是个别的事物，诗呈显的则是普遍的事物，因此诗比历史更富哲理也更为深刻。
　　这里举两个典型的例子。当柯志明由社会学领域“越界”进入历史学领域时，其间感受二者之差异，甚至可用“文化冲击”、“鸡同鸭讲”来形容。他一方面不无调侃意味地说由于历史学者的自谦，才留出了那么大的一块“地界”给社会学家来进入和驰骋，并指出：“仅只强调资料的数量，而不图透过理论去提供适切的切入视角，并不见得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过去”，“往好的方面想，历史学研究提供社会科学很多的原始材料以供利用。往坏的方面想，他们提供的多是些不相干或不好用的材料，最后我们还是得亲自下海收集一手资料。”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反省社会学家的短处：“现在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受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影响”这一历史学的“常识”，社会学者却未必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更习惯于拿先存的理论到历史里测试，“往往不经意间选择性的取用历史材料来检证运作化了的理论假设，以呈显一般法则的力量，并增益及丰富”，“在从事历史研究时，我们对时间与空间的作用往往缺乏足够的敏感度。我们讨论社会变迁的‘模式’却拙于处理变迁的‘过程’(或者……仅以统计相关呈现社会变迁过程，而剥尽其叙事——说故事的一面)。”在充分地分辨、检省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各自的长、短处，并加以“取长补短”后，柯志明撰写了《番头家》等三本有分量的著作，而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上所做的有益探寻，也广受赞许。

　　同样供职于“中研院”社会学所的萧阿勤著写的《回归现实——台湾一九七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一书，可说是“越界”成功的更典型例子。这本煌煌巨著的中心议题是1970年代登上舞台的“战后世代”的“国族认同”问题，采用了“叙事认同理论”来加以论述。这种理论认为，人们活在时间的历程中，并非一分一秒地感觉时间，而是随时随地都以一种处身于现在、并且觉察过去与未来之方式在经历时间的变化，从时间的角度来感受经验、行动、或事件，诠释生命的处境与意义。当人们诉说故事或陈述历史，故事或历史也回应了人们，人们在叙事活动中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自我认同。人们所诉说关于他们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显示他们如何回答一连串与自我存在、自我实现有关的问题，包括“我(们)是谁”、“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人”、“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应该怎样追求这种生活”、“我(们)的生活目的与利益何在”等。借着诉说那些关于生命的故事，实践故事中的暗示与期望，人们逐渐变成他们后来所呈现的样子。而且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有关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也经常被各种超乎个人、为众多人群有意识或无意识接纳的叙事要素所影响。关于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镶嵌于更大的、关于某种集体的公共叙事，从后者取得主要的参考架构。简单说，“认同”问题紧密关连着历史或文学的叙事，这种叙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为此，萧阿勤主要以大量、翔实的文坛第一手资料，来研究“战后世代”在70年代的“国族认同”状况及其在80年代后的转变，得出了非常有价值的结论：80年代中期以后鼓吹“台湾民族主义”的作家们，他们70年代及之前的文学理念与活动，呈现着一种尝试结合“中国的”与“现代的”创作理想，与当时台湾一般的文化潮流无异；他们参与反对运动，使其文学明显政治化，主要是由于美丽岛事件的刺激，并非像他们自己所标榜的，他们本来就有“台湾民族主义”和“本土化”的理念，只是由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而被迫长期“潜隐”。换句话说，“实际的过去，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或政治认同故事所描绘者不同”。萧阿勤能获得如此富有价值的成果，显然得益于他并不局限于社会学的本行领地，而是大胆“越界”来到了历史和文学的领域。
　　从上面的例子我想到，我们也许无法也不必拒绝别人侵入我们的传统领地，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主动“出击”，进入别的学科的传统领地，特别是其他学科的一些研究方法和视角，都可加以学习和借鉴。像李娜访台时，经常到原住民部落与其共同生活，感受原住民对于“出草”等问题的真切想法，可说已跨出了“文学”界域而进入社会学领地。不过，提倡“文化研究”会不会消泯了“文学性”这一文学研究者所孜孜追求的目标呢?这是近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担忧和疑虑。我的看法是：我们也许可以对“文学性”做一更宽泛的理解，不要把“文学性”理解为单纯的美学形式的追求。美学形式固然是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文类(如科学论文、历史著作)之所在，但人性的发掘，理想性和超越性，乃至批判性、讽刺性、庶民性等等，难道不也是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的本质特性之所在吗?人性不会是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历史著作中也不可能出现嘲讽的笔调和对未来理想的追求，历史学家如要批判，能用点“春秋笔法”就很不错了。另外，历史叙述的常是帝王将相，而文学写的多是普通人的人生。所以平民性不也是文学与历史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吗?所以我很同意杨匡汉老师去年在南宁第十五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一个说法：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四个维度，即文化底蕴、生命体验、艺术技巧、神性预言。显然，这四个维度都应包括在“文学性”中。而不是只有“艺术技巧”才是“文学性”。其实有时候我们对一篇作品采取什么样的诠释策略和研究方法，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更多地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涵和特点。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或他的杂文，就很难避开其思想意义而只是研究其艺术形式。20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中，可以找到几部不是其思想性超过艺术性，总体而言以其思想性取胜的呢?既然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与思想、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决定了如果我们仅局限于从审美形式的角度来观照，显然无法把握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主体内涵。因此，一种跨学科、多视角、不局限于审美艺术性研究的“文化研究”的引入，无疑有助于我们扩展视野，获得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大陆文学的研究，或是台港澳文学的研究，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