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仁们，
　　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很荣幸能在这个会议上发言。正如所有演讲者一样，我肩负着三个任务：
　　首先，为批判传播研究的发展微进绵薄之力；
　　其次，为各位建立批判传播研究的核心提供一点见解；
　　第三，为了完成以上任务着重阐述一个主题——对我来说，就是如何将文化研究重塑为彻底的批判性研究。
　　为了达成以上目标，我将对英国批判文化研究的建立简要进行评论。此后我将讨论美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我将对两种语境下对“文化”的定义给予关注。我还将扼要描述美国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类型。基于美国语境，我将文化研究重新界定为一种批判传播研究形式，并提出四条建议。希望各位能从这四条建议中得到启迪。
　　我们首先来看看英国的文化研究。对于美国学者而言，批判文化研究领域不仅同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1958、1961）、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57）和汤普森（e. p. thompson，1963）等名字紧密相连，更与二战末期英国的学术动荡有关。在美国学者看来，这种动荡的成果之一便是批判文化研究的建立，这种研究着重强调阶级、再现和生活经验。文化这一术语从“最高雅的艺术、最精深的文学、最训练有素的洞察力”的原始定义剥离出来，这种定义下的文化只有特权阶层能够获得。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作为“生活的全部方式，（人们）生存并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的定义，人类无论阶级、阶层、性别、种族都拥有这种文化。
　　正如美国学者讲述的英国文化研究的故事所言，这种再定义过程相当激进。wWW.11665.coM当然，随着时间流逝，英国文化研究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我相信我的同仁格拉汉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和科林•斯帕克斯（colin sparks）能够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我们启迪，因为他们对于该语境下的批判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参考：默多克，1978、1995；斯帕克斯，1996）。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同样在二战末期，一种文化研究形式开始在美国崛起。精英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一种命题，即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世界霸权，部分源自美国文化所表达的一系列独特的——但却普世通用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所谓的文化是指美国艺术和文学中最精妙的部分。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者则将“文化”的定义涵盖范围扩展到所有的美国艺术、文学和媒体。为给这种扩展辩护，这些学者借用了博厄斯（franz boas, 1948）对于文化的定义。博厄斯在数十年前创立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同威廉姆斯一样，博厄斯将文化定义为一整套生活方式。博厄斯对非工业社会的观察深受这一定义的影响，使其依据理想主义总体性的框架来阐释这些社会，这种总体性认为每一个行为、每一件人工制品都能体现核心价值。
　　1960年代中期，美国文化研究聚焦于颂扬那些从根本上支撑了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广告、漫画书以及其他媒介产品的价值观和信仰。这些产品被称为大众文化，并作为大众的文化受到大肆庆祝，极少人注意到那些生产它们的企业以及规制着它们的市场结构和法律。
　　在最近25年间，欢庆式的文化研究沿着两条线索发展。第一条使用文本和细读的隐喻。进行这种研究的学者假设，任何文化产品都能被当作书本一样阅读。然而，身为学者的他们拥有特殊的读写能力，这使得他们能够进行细读并且辨别出那些普通读者不易察觉的含义。
　　第二条研究线索聚焦于社会群体以及他们如何为找着对于特定文本，例如《星际迷航》或特定文本类型，例如说唱音乐来组织其生活。通常说来，这些研究者正是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群体中的一份子；在我们的例子里，也就是《星际迷航》或说唱音乐的粉丝。无论是对于文本进行细读或参与某个粉丝群体，这些研究者都发现，美国文化值得欢庆。
　　欢庆式的文化研究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主流形式而非唯一形式。在左翼阵营里，我们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不仅如此，由于二战前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移民，我们也拥有了将大众传媒视为文化工业的文化研究者。这导致了一条更加具有批判性的文化研究路径的出现。然而，无论美国批判文化研究还是美国欢庆式的文化研究，两者均使用了博厄斯将文化看作生活的全部方式的定义。

　　1970年代晚期以降，大多数美国的批判学者都采用了文本和细读的隐喻，并接受了斯图尔特•霍尔（hall, 1980）关于逆向阅读（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的观点。其结果是大量研究处理那些明显宣扬军国主义、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或经济剥削的媒体文本，并通过逆向阅读发现这些文本能够被视作反军国主义的、反男性至上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反剥削的。这些阅读以颠覆性为特征。它们被当作对文本的唯一有意义的阅读发表出来，而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在进行这样的阅读。这种欢庆式的实践受到了斯塔比尔（carol stabile, 1995、2006）和拉萍（elayne rapping, 1994）的批判，他们两位都是杰出的批判文化学者。然而，颠覆式阅读依旧普遍。
　　在扼要描述美国的欢庆式和批判式的文化研究之后，我们回到关注的中心点：如何使批判文化研究重新焕发活力？在先前讨论的基础上，我将列出四条建议，并逐一进行简要概述。
　　首先，用唯物主义术语重新定义文化。
　　第二，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别，第一种是人类在社会交往中共同创造的文化，第二种是在工业和法律规制下的企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
　　第三是一条推论：工业媒介产品必须在其政治经济语境下进行理解。
　　第四，抛弃文本和细读的隐喻。
　　我将花较多时间来讨论再定义的问题，因为它是其他三条建议的基础所在。但我也将对其他三条建议分别加以评论。
　　首先，用唯物主义术语重新定义文化。
　　在当下的文化研究中，“文化作为生活的全部方式”被诠释为个人能够在五花八门的可能性中选择某些要素来构建其生活方式。拥有一两种身份认同；同几个亚文化群体保持联系；购买必需的媒介产品、消费品以及远程通信服务——啊哈！你就拥有了全部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这并非威廉姆斯或博厄斯所指。他们两位都对社会结构、生产关系以及象征系统如何使剥削自然化的问题抱有高度警惕。当我思考这一点的时候，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一文中的观察：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
　　在这里马克思既承认了人类的能动性，又强调了结构化[过程]。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却是在自身所承继的先辈的历史参数中创造历史。对我来说，这同威廉姆斯和博厄斯所理解的文化非常相近。因此，为了将我们推向对于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解，我对马克思的观察做了如下改写：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以下是我对这种改写的解说：
　　人类共同创造了今天的文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仅援用自身独特的文化遗产，更借助其他同我们自己的文化具有历史的或当下的联系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文化生产被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特定社会、经济或政治结构所规制或促进。我们在由结构化所限定的条件下行使能动性。我们的文化活动虽具创造性，但也是受规则所制约的。
　　从这一理解出发，亟待明确的是必须辨明文化生产的不同环境，由此我们才能将不同形式的文化生产及其特定的规制和促进[力量]加以情景化。这就是我在第二条建议中所谓的辨明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别：第一种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第二种在工业和法律规制下的企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一旦我们做出这种区别，我们就为辨明——或创造——理论和方法做好了准备；这些理论和方法可能强调文化创造和社会-历史进程，也可能强调文化产品、工业流程以及法律制度。

　　由此引出了我在第三条建议中阐释的推论：个体的工业媒介产品必须在其政治经济语境下进行理解。从媒介产品的政治语境的角度说，我们需要了解国家为支持媒介工业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美国语境下，这些支持包括管理知识产权和征税的法律以及关涉到商业化、出口和媒介兼并的政策。从美国经济语境的角度说，考量的重点包括企业结构、广告商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维系生产所依赖的外界资源等能形塑媒体内容的方方面面。当然，这仅仅是相关规制的一小部分。
　　最后是我的第四条建议：抛弃文本和细读的隐喻。这种隐喻有两个缺陷。首先，它对叙述和人物等媒介产品的文本元素抱以过分学究式的关注。但这种隐喻却忽视了非文本的元素，例如那些使电影有别于书本的元素。这种隐喻同样忽视了那些使得书本和电影同电视节目、灌音唱片、电脑游戏以及其他媒介相区别的特质，这些媒介依赖视像、图像运动、摄影机运动、口头语言、歌唱、音乐等元素的融合。为了成为批判文化学者，我们需要分析所有那些企业为了生产媒介产品所汇集的元素。
　　我们不仅需要抛弃文本的隐喻，更要抛弃细读的隐喻。阅读要求对阅读的对象聚精会神，但社会研究发现，人们并不能持续对广播、电视甚至影院里放映的电影加以关注。更进一步说，个体单独在家有时会把电视、广播、灌音唱片、录音书及其他媒体当作“噪音”或“伴音”。在每一个家庭里，多种媒体的混合都会创造出一种无处不在但却难以察觉的混乱的媒介图景。简而言之，我们需要运用批判社会研究来探寻人们如何与——或不与——住宅里或在商铺、电梯、街道中环绕着他们的媒体发生关联。
　　以上四点浅见谨供各位参考。最后我要感谢赖昀和吴畅畅将我的发言稿翻译成中文。我还要感谢赖昀在会上宣读翻译稿。谢谢大家。期待与各位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注释：[1] 引文包含第一部分的第二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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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 stuart.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dorothy hobson, andrew love, and paul 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boston: unwin hyman, 128-138, 294-295.
　　hoggart, richard. (1957).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s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marx, karl. (1852).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许多版本和翻译) 此处译者直接采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中文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p.603.（译者注）
　　murdock, graham. (1978). “blindspots about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2: 2, 109-119.
　　murdock, graham. (1995).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ultural analysis and the condition of democracy,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1,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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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bile, carol a. (1995). "resistance, recuperation, and reflexivity: the limits of a paradigm,"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2, 403-422.
　　stabile, carol a. (2006). white victims, black villains: gender, race, and crime news in us culture. routledge: new york.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williams, raymond. (1958).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williams, raymond. (1961). the long revolu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