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苏州地区城市文化的发展，在小说界促生了一个以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宗岗、褚人获等为代表的苏州小说批评圈。他们以小说编订和评点为尚，相互交往，写出了一批重要的批评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命题，使小说批评在17世纪达到高峰，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力和实践意义，对小说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关键词]苏州；小说批评圈；17世纪
　　明末清初，小说界有两个重要的活动中心。一个在山东，以《金瓶梅》、《聊斋志异》、《醒世姻缘传》等小说著作的问世为代表；一个在江苏苏州，以冯梦龙、袁于令、金圣叹、毛宗岗和褚人获等著名文人的小说批评为代表。前者多以发表小说原创作品为主，后者则以小说编订和评点为尚。一南一北，交互辉映，创作与批评相成，共同促进了明清小说的繁荣。
　　这里主要谈苏州的小说批评活动。小说批评，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其兴起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制约。自明代以来，苏州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地区的核心城市。社会经济发达，几为一时之最。崇祯年间刊刻的《吴县志》，曾描及苏州繁华的盛况：“尝出闾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则谓此亦江南一都会矣。”城市经济的持续发达，塑造了数量可观、具有购买力和精神文化需求旺盛的市民群体。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学和文化传播中心。小说、戏剧的创编演活动十分兴盛。晚明俗谚有道：“苏州样，广州匠。”苏州操持着全国的文化时尚。苏州的出版业也很发达。明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WWW.11665.Com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降至清代，闽建沦落，其余几个刻书中心依然繁盛。清学者王士稹《居易录》卷十四云：“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兵燹，城廓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所有这些，不仅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注入了活力，而且提供了材料和对象。
　　苏州小说批评的发展，还与自明代中叶以来长期弥漫在苏州上空的批评风气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文学创作与批评倾向。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指出：“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饰、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创作是作家主观审美倾向的迹化过程，作家只能把一部分生活呈现在作品中，而这即意味着他对客观生活的批评。苏州作家对社会的观察与分析，具有一种共同特质。有研究者指出：“翻开苏州作家群的剧作，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剧作中的饱含着时代内蕴的政治、社会内容。呼唤忠臣和英雄是他们表现时代、政治内容的作品中最为常见的主题。”此言不谬。从明朝中叶开始，便有梁辰鱼以《浣纱记》感叹国家兴亡，歌颂为国牺牲的崇高精神。此后，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命意皆主风世”(吕天成语)，作品注重反映忠奸斗争。冯梦龙改编《精忠旗》，歌颂民族英雄岳飞，怒斥民族败类秦桧。到清初，李玉《千锺禄》写明代逊国事件，其对建文帝和燕王朱棣的不同态度，足见对政治的干预倾向。此外，苏州文人修订、改编的小说也表现出对社会政治和英雄豪杰的偏爱。从袁于令《隋史遗文》、褚人获《隋唐演义》对草莽英雄的讴歌，到金圣叹七十回本《水浒传》对好汉性格的赞美，再到毛宗岗修订《三国演义》对桃园豪杰的大书特书，我们很容易感受涌荡在苏州文人才子胸怀中的那股共同的激昂慷慨之气。这种气概，与《金瓶梅》、《聊斋志异》以及《醒世姻缘传》等山东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倾向显然有所不同。山东作家对政治、对英雄，好象并不存在一种一贯的、持久的、共同的执拗气质。
　　第二，市民的政治批评倾向。这是批评在民间的发展。典型事件即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发生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的抗阉斗争。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方面，它沉重打击了魏忠贤的嚣张气焰，另一方面，五人临危不惧、勇于赴义的牺牲精神，也深深震撼了贤士大夫们的心灵，苏州乡党为五人立碑、建祠加以纪念，并纷纷形诸诗文词曲加以歌咏。苏州本乡文人，如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袁于令作《瑞玉记》，李玉、朱素臣、毕万后和叶雉斐共同创作《清忠谱》，都是因此事感发，尤侗、彭定求等人也留下了咏叹诗作。这里仅举李福的《五人墓歌》为例：
　　嗟尔五人市儿舆隶尔，何所知尔独好义。自昔缇骑来，匈匈逮吏部。万人鸣冤五人怒。五人奋臂呼，万人并力赴，击死缇骑走一鹭。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今日英魂同聚处，曩时普惠生祠屋。虎丘塘，七里长，花市丛中三尺土，五人名姓千秋香。
　　词人饱蘸酣畅的笔墨，对五人大义凛然的崇高壮举作出了无私的讴歌。“人生快意亦自足，延颈怡然就显戮。”对于五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奋力一击。“五人名姓千秋香”，五人从此名存于天地日月之间，光辉磊磊。颜佩韦等五人，感义而愤，临戮显忠。这种以“忠义”贯注的同黑暗现实抗拒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正是苏州批评风范的集中展现。可以肯定地说，五人的抗阉事件是苏州批评在民间的发展，它反映了批评的深入与深化。
　　第三，诸生的社会批评倾向。在当时的苏州，诸生也是构成社会批评氛围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诸生常以集会的形式，对乱施苛捐杂税的贪官污吏进行舆论批评。时有长洲令唐九经者，奉檄征门税，便得到了诸生的批评与惩罚。据史料记载：
　　有诸生郭某纠诸生之富者、黠者告于文庙，谓之“哭庙”。上台不能制。唐遂借辑瑞以行。唐故绍人，久于京师，熟钻营打点之术。先帝时禁网严密，以事败下寝室。吴人士则以为诸生之权手握计典。
　　唐县令的倒台与诸生大胆的揭发有直接的、重要的关系。诸生参谒文庙的举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干预和批判，是对官府施政权力的一种有效监督，代表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对塑造现实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因此，诸生的这种行为，为当权者所不容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金圣叹之被逮捕、被杀戮，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发生和反映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苏州批评风气，在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中是比较特殊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独有的。显然，这种覆盖面广、影响时间长的批评风气，在苏州人来说，已经形成一种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积淀。用法国著名艺术史家丹纳的话说，就是一种“精神的”气候。严格地说，这种气候并不直接生产批评家。但是，“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弥漫在苏州上空的这种批评的精神，为具有批评倾向的种子提供了发芽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因时制宜，把批评的天才同任何事物匹配起来。所以，当李贽确立了小说评点的价值之后，当

著名的苏州书林书种堂主人袁无涯几番经营筹划，终于出版了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之后，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苏州才子们便迅速把他们的批评作风与这一新生事物结合起来，开始从事小说批评，借小说评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总之，在如此多重因素的组合影响下，苏州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批评中心。而小说批评，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组成力量。
　　苏州的小说批评，参与者众，产品的份量更重，成为一时引领中国文艺思潮发展的中心。我们以“小说批评圈”称之，并不过分。这一小说批评圈的形成，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者大都有重要的批评文字面世。冯梦龙的小说批评，散见于“三言”的序文、评语以及《石点头》、《情史》等小说的序跋。袁于令编写《隋史遗文》，并于每回撰回末总评；还以“幔亭过客”为名撰《西游记题辞》。金圣叹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毛宗岗有《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褚人获编著《隋唐演义》，又刊刻《封神演义》，并具有序文。
　　第二，存在一些共同关注的重要理论命题。苏州才子提出了中国小说史上著名的“奇书”说和“才子书”说。苏州才子开始重视人物批评，把人物批评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如袁于令提出“英雄本色”说，金圣叹开创“性格”美学批评，毛宗岗则拿起性格批评的武器，并有所完善发展。苏州才子都非常注重题材，金圣叹认为“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毛宗岗提出“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奇局”，袁于令、褚人获都喜欢隋唐两代兴衰故事。苏州才子多从审美品格上理解小说。冯梦龙《警世通言叙》指出，野史不必“尽真”，不必“尽赝”，而应是真赝虚实辨证统一的艺术形式。袁于令提出“传奇者贵幻”、“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的小说美学观。金圣叹、毛宗岗的评点也都非常注意小说的“奇幻”特征。褚人获《隋唐演义》结构两朝两世姻缘，本身就是在传“奇”构“幻”。苏州才子还较早地注意到长篇叙事作品后半部不力的问题。应当指出，这些理论话语并非苏州小说批评家所特有，它们也为当时或前后的小说评论所共有。我们只是从较为明显的地缘因素来看待这个批评圈，因此说他们在理论上可以互相影响，并且做到了话语共享。
　　第三，彼此之间交往甚密。苏州小说批评圈有老(冯)中(袁、金)青(毛、褚)三代才子组成。他们之间的一些交往，如冯梦龙与金圣叹、袁于令与金圣叹、金圣叹与褚人获等，因史料所缺，无从查考，难以述说。现仅据有明确记载者略作概述。
　　冯梦龙与袁于令的交往，以《西楼记》的修改最为有名。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往就冯犹龙，冯为增人《错梦》一出，并得袁氏百金馈赠。《西楼记》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时袁于令19岁，尚未著文名。因冯梦龙替袁于令增补“错梦”，而使《西楼记》一举成名。
　　袁于令与褚人获的交往，《坚瓠癸集》卷一《隐军字》载云：“袁箨庵先生自金陵来吴过访。”袁于令于顺治年间任荆州府知府，罢归后流寓金陵。《坚瓠已集》卷二《书门符》记云：“袁箨庵于令以荆州守罢归，流寓金陵，落魄不得意。大书门联云：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褚人获《隋唐演义序》又说：“昔箨庵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载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再世因缘事，殊新异可喜。因与商酌，编入本传，以为一部之始终关目。”可见，袁、褚二人过从甚密，而他们交往的重要成果便是隋唐故事的改编与创作。
　　金圣叹与毛宗岗。金圣叹曾给毛宗岗写信，讨论律诗分解的问题：“诗至五六而转矣。而犹然三四。唐之律诗无是也。至五六虽转，然遂尽脱三四。唐之律诗无是也。得便过我，试取唐律诗细细看之。”毛宗岗《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参论》谈唐诗，认为“有一首之内而上下迥别者”，“有即二句内而上下迥别者”，“又有即一句内而上下迥别者”，显然与金氏的“分解”观是相同的，当是二人一起“细细看之”的结果。金圣叹批点《水浒传》，抬高《水浒》，贬低《三国》，认为其“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毛宗岗批点《三国演义》，则又抬高《三国》，“吾谓才子书目，宜以《三国演义》为第一。”在批评史上，“才子书目”是金圣叹的发明，毛宗岗在这里与其争胜，也说明二人之交往非比寻常。
　　再看毛宗岗和褚人获。毛宗岗曾为《坚瓠庚集》作序，其中透露了褚氏的著述信息：“稼轩著述甚富有，《续圣贤群辅录》及《鼎甲考》若干卷，秘未授梓，此区区十篇犹末耳。”此一信息后为《坚瓠戊集》的序者杨无咎转述。毛宗岗的著述，《第一才子》而外，现在我们所见基本上惟赖《坚瓠集》保存，有《孑庵杂录》七篇及一些零星的诗词文。毛、褚二人，一个评改《三国演义》，一个编写《隋唐演义》，都对历史题材抱有浓厚兴趣。毛评《三国》并多次谈到隋、唐两代史实。如第二十二回评，以陈琳讨曹操檄对比骆宾王讨武曌檄，大发议论道：
　　武翌见骆宾王檄，叹曰：“有如此才而不用，宰相之过也。”使武曌见檄而怒骂宾王，便不成武曌；使曹操见檄而怒骂陈琳，便不成曹操矣。事之成败不足论，而文人之笔，千古常伸。袁本初虽不能胜曹操，徐敬业虽不能除武曌，而陈琳、宾王之文，至今脍炙人口。即谓曹操已为陈琳所杀、武曌已为宾王所诛可也。吾所惜者，宾王数武曌之恶已尽；陈琳数曹操之恶未尽。
　　骆宾王一事，《隋唐演义》第七十三回“安金藏剖腹鸣冤，骆宾王草檄讨罪”亦有见载。其云：
　　一日，武三思进宫，将徐敬业檄文，并裴炎回敬业书，与太后看。太后看罢，不觉悚然长叹，问：“此檄出自谁手?”三思道：“骆宾王。”太后道：“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则前此宰相之过也。”
　　同样一则历史掌故，毛、褚二人或前或后各各运用，很有些意思。这是他们素昔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讲文谈学的见证。
　　以上这些交往，有前辈对后辈的点拨与提携，如冯梦龙对袁于令、袁于令对褚人获、金圣叹对毛宗岗；有后辈对前辈的继承与超越，如褚人获对袁于令、毛宗岗对金圣叹；也有同辈之间的共相激赏，如毛宗岗与褚人获。苏州才子们彼此交流文学思想的结果，不但极大地促进了个人文学能力的提高，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整体文学观念的发展，说明苏州小说批评圈的运行机制是比较成熟、稳定而有效的。
　　苏州小说批评圈里的老、中、青三代才子，关于小说艺术的认识稍有差别。冯梦龙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说，代表作是“三言”。行至袁于令，《隋史遗文》敷衍有六十回；金圣叹也硬性地将《水浒传》删定为七十回。六七十回的结构定型使他们不同于冯梦龙。但是到了毛宗岗和褚人获，却又推崇百回结构的长篇艺术形式。从短篇结构到六七十回结构再到百回结构，苏州才子对小说观念的不同认识，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中国古典小说在17世纪的发展与演变轨迹，值得关注。
　　苏州才子们的小说批评活动前后持续了大

约近一个世纪，产生了巨大的理论效力和实践意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贡献最大、成就最高、影响最深的一个批评圈。他们在李贽之后，引起了小说评点的第二次热潮，并把小说批评推向高峰；他们真正确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他们开掘出的“性格”、“叙事”、“结构”等概念，成为后世批评一切小说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他们提出的虚构与写实之争、长篇叙事艺术的“后幅”之争等问题，一直影响到现当代文艺界。如此这些不必细述。
　　这里，我们举三个例子，来感受一下它在当时造成的冲击波。清初文艺理论界的一位重要人物——李渔，曾为毛评《三国演义》作序，其中说道：
　　《水浒》之奇，圣叹尝批之矣，而《三国》之评，独未之及。予尝欲探索其奇以正诸世，乃酬应日繁，又多出游少暇，年来欲践其志，会病未果。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鉥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因伯索序。声山既已先我而评矣，而予又为之序，不亦赘乎。
　　此序题于康熙十八年(1679)。其后不久，李渔自己评定的《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便出版了。从上引序文的语意看，李渔之所以批评《三国演义》，先是受金圣叹的启发，后来又受到毛纶、毛宗岗父子的影响。因为同样是批评《三国演义》，所以他受毛评本的直接影响更大一些。李渔《第—才子书》，书中多有采取毛评处，便为明证。如果考虑到李渔曾于顺治七年(1650)亲历吴门，同当地文人如尤侗等交流戏剧艺术经验，那么，这种影响还可能更重些。
　　褚人获同《虞初新志》的编者张潮有一定交往。《坚瓠集》择采张潮游戏文笔多篇，如《五色五味》、《楮先生传》、《讨鼠檄》、《讨蜘蛛檄》、《册封牡丹诏》、《祭金鱼文》等。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三日，张潮为《坚瓠余集》作序。其中有云：“先生则尽扫旧闻，专收新著。辑近代之公卿将相，允为斯世楷模；载熙朝之政治文章，堪作国人矜式。稽其姓氏，半属吾侪群纪之交；考厥里居，无非此日舟车可至。”“吾侪群纪之交”，从中可见二人的文字之谊。张潮为当时另一位小说批评家张竹坡族叔，曾共同评点《幽梦影》，对张竹坡教诲良多。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刊刻了《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书名“第一奇书”乃是继承冯梦龙“四大奇书”之说，书中并不讳言金圣叹的影响，而其批评也多有袭用毛宗岗处。可以说，张竹坡的小说批评也应处在苏州小说批评圈的直接波及范围之内。
　　此外，我们甚至可以追寻旷世巨著《红楼梦》与苏州小说批评圈的关系。尤侗《司农曹公虎丘生祠记》云：“司农曹公之驻节吾吴，自庚午四月迄壬申十一月，奉诏移镇于江陵，计前后二载有八月，历年未久也。”司农曹公，即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曹寅于1690年至1692年间，任职苏州织造。与苏州名士尤侗、韩菼、叶桐初等人往来密厚。尤侗是苏州小说批评圈的边缘人物，他与金圣叹有文字往来，与毛纶、毛宗岗父子交厚，还曾为褚人获《坚瓠癸集》、《坚瓠秘集》题序。考虑到尤侗与曹寅的友谊，曹寅在苏州的广泛交游，笔者认为，《红楼梦》的创作与苏州才子也是具有某种联系的，至少也应当是接受了其小说观念的切实影响。有研究指出：《隋唐演义》具有人情小说趣味，其中那个以怜香惜玉为特征的隋炀帝便是贾宝玉的“第一个人选”。与其说《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叶，毋宁说在曹寅的苏州文学交游中就已经孕育并萌生了它的念想和胚胎。
　　的确，到了18世纪，中国小说的运动范围更加广而且宽了，苏州也不再是一个重要的中心了。但上述事例表明，17世纪苏州小说批评圈的存在无疑是中国小说在18世纪大发展的理论先声与实践前奏。
　　当然，我们提出“苏州小说批评圈”这个概念，只是从时间上，从地缘关系、人际交往角度，以及创作与批评的习尚这些因素来考虑的。小说批评圈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就此产生了一个小说批评流派。就学术研究而言，“圈”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学术集合或组合，并不具备严格的内部要求。“圈”进一步深化与细化，才能发展成流派。批评流派是指具有一定学术思想或文艺观念的学术团体。而苏州小说批评圈在实质上显然还未达到这种地步。但是，批评圈也是批评环境的建设，也是学术气氛的营造。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能够体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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