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元杂剧;抢妻;社会现状;习俗;文化冲突
　　论文摘要：“抢妻”现象在元杂剧中频繁出现，直接原因是元代的统治者的腐败、残暴和骄纵贪婪，频繁出现的“抢妻”情节正是对这一社会问题的真实反映。掠夺妇女的行为历史上并不少见，但在元杂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历史等因素外，更深层的原因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所带来的野蛮习俗和落后文化，极大地伤害了以儒家文化为饭依的知识分子的民族尊严和道德情感，“抢妻”现象在元杂剧中频繁出现折射出的正是这种文化的冲突。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对妇女的掠夺行为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如《周易·屯卦》:“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六四，乘马班如，求婚靖。往吉，无不利”。“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描述的就是男子骑着马带着武器，将女子抢去强迫结婚的场景。又如《诗经·幽风·七月》中“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含蓄地透露了抢夺妇女现象的存在。其它诸如《乐府诗》、《悲愤诗》中都有对这种现象的反映，但像元代杂剧这样集中地描述和关注“抢妻”现象，却并不多见。
    1、元杂剧中的“抢妻”现象
    “抢妻”是元杂剧中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存的160多部元杂剧中，明显地出现“抢妻”情节的剧本就有20多部。有《窦娥冤》、《鲁斋郎》、《汉宫秋》、《李透负荆》、《生金阁》、《魔合罗》、《冯玉兰》、《合汗衫》、《朱砂担》、《双献功》、《西厢记》、《望江亭》、《青衫泪》、《黄花峪》、《救孝子》、《梧桐叶》、《罗李郎》、《对玉梳》、《百花亭》、《鸳鸯被》、《秋胡戏妻》等。WWw.11665.COm总的来说，这些有“抢妻”情节的杂剧呈现出以下一些规律。
    第一，“抢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具有显赫权势的达官显贵或者是恶贯满盈的强盗流氓。例如:《汉宫秋》的匈奴藩王、《望江亭》的杨衙内、《鲁斋郎》的鲁斋郎、《生金阁》的庞衙内、《黄花峪》的蔡衙内，《西厢记》的郑桓、孙飞虎等等。在这些剧本中，“抢妻者”基本上都是有着很高政治地位和特别权利的人。而《窦娥冤》的张驴儿、《朱砂担》的白正、《李速负荆》的宋刚和鲁智恩、《罗李郎》的侯兴等等，这些具有“抢妻”意图和行为的人主要是一些强盗、流氓或是没良心的仆人。
    第二，在有的剧本中，“抢妻”只是一般的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例如:《对玉梳》、《李速负荆》、《青衫泪》、《双献功》、《魔合罗》、《鸳鸯被》、《西厢记》等。但在更多的剧本中，“抢妻”情节是整个故事的悲剧诱因、主要威胁、悲剧冲突的焦点，甚至是悲剧故事的全部内容和结局。例如《窦娥冤》的窦娥之所以被冤死，就是由于张驴儿父子的“抢妻”意图;《望江亭》中的杨衙内为了抢白士中的妻子，直接想要取了白士中的性命;而《鲁斋郎》和《生金阁》中的“抢妻”行为不但造成了悲剧，而且是整个悲剧的主要内容，被“抢妻”的受害者是家破人亡。此外还有《黄花峪》、《汉宫秋》也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流氓强盗的“抢妻”情节多出现在公案戏中，在剧情中通过清官出面就能解决，但那些由衙内等权贵实施的“抢妻”行为却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他们觉得这样做天经地义、肆无忌惮，连官府也不敢处置他们。在那些“抢妻”情节构成整个戏剧悲剧冲突焦点、甚至是悲剧故事的全部内容的剧本中，“抢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就是这种有着特殊权利和政治地位的达官贵人。比如((生金阁》中庞衙内抢了郭成的妻子，砍下郭成的头，还满不在乎地去赏元宵。《鲁斋郎》中的鲁斋郎抢了李四和张圭的妻子，连包拯也不敢将他依法惩处，还要巧用智谋将其名字写成“鱼齐即”才将他正法。至于《汉宫秋》中的匈奴单于，连汉朝的皇帝拿他也没有办法，不得不把心爱的王昭君奉送出去。
    第四，在有着“抢妻”情节的剧本中，被掠夺的妇女往往会有坚守贞节的行为举动，这一点往往是所有剧作者正面肯定和颂扬的。比如《窦娥冤》的窦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面对张驴儿的强娶时，态度坚决，不但自己不肯改嫁，还劝婆婆不要改嫁。还有《汉宫秋》中的王昭君，本为汉元帝所宠爱的明妃，为免刀兵之灾自愿前往和番，但她并没有真正嫁给单于，而是在路上就投河而死，保住了自身的清白。《秋胡戏妻》中的梅英，在李大户的威逼利诱下，不为所动，坚守贞节等等，这些形象都是作者所塑造的典型的贞节烈女。
    总的来说，“抢妻”的现象在元杂剧中的表现十分突出，并作为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和发展动因，从而形成了元代杂剧的一个重要特征。

    2、政治黑暗和蒙古习俗是“抢妻”现象普遍存在的直接原因
    2.1政治黑暗是直接原因在元代，处于上层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具有很多特权，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南人的社会地位很低。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又“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在元代社会中，汉人与南人的地位非常低下，而他们的妻女处境可想而知。元代流行买卖婚姻，妇女被视为一种财产可以转让、典当。婚后的妇女也没有继承财产的权利，甚至犯罪的妇女也交由其丈夫处置。同时元代的皇室宗亲和权贵阶层都有自己的封地，在封地内领主的权利高于地方官员。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封地里为所欲为，连官府也不能够处置他们。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汉人和南人妻女的地位很难得到保障。所以统治者出于自己的兽欲，对妇女悠意强取豪夺的现象非常普遍。《元史》记载:
    “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前后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速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一日宴赵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鸳鸯会。见座隅一妇色甚丽，问曰:‘此为谁?’意欲与俱归。左右曰:‘此太师家人也’”。
    权臣燕铁木儿想抢占的女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姬妾，这一方面说明他拥有的姬妾实在是太多，另一方面说明他掠夺成性。
    另外，那些本该道德高尚、清心寡欲的和尚，凭借当时的宗教的尊崇地位，丧心病狂地抢夺妇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元史》记载: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妇”。
除此之外，地方官僚和豪强强夺他人妻女的事例，也常常见诸于史料:
    “河南刘万户，贪淫暴庆，郡中婚嫁，必先路之，得所请而后行，成呼之为翁。其党董主薄，尤恃势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
    “在瑞安时，有尹喜者，其妻为势家子所夺，想之州，州弗敢桔，反抵告者罪”。(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九《项止堂墓志铭》)。
    这些事实表明任意掠夺妇女的行为在元代是很普遍、很严重的社会现象。
    2.2蒙古人的婚姻风俗对“抢妻”起了推动作用元代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婚姻习俗对“抢妻”这一社会现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元代的统治核心主要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主，他们的婚姻习俗迥异于中原汉族的传统婚俗，比如多妻制、抢婚、收继婚等特殊的婚俗，在客观上对“抢妻”这种恶习起到了推动作用。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之母诃额伦就是他的父亲也速该从蔑儿乞人那里抢来的。多年后，蔑儿乞人又抢走了成吉思汗的妻子李儿帖，成吉思汗的部下在拥立他为大汗的时候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虏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可见在当时的蒙古社会，抢夺妇女是各部落间司空见惯的事，甚至是炫耀男人能力的象征。
    作为群婚制残余的多妻制，也是蒙古人婚俗的一个特征。一个男子有数十个妻子或是数百个妻子，其数目视其经济能力而定。“每一个男人，能供养多少妻子，就可以娶多少妻子”所以“成吉思汗有妻妾近五百人。”“窝阔台有妻数人，妾六十人。”一般的官员、贵族，妻子的数目在5个至10个之间，平民则少一些，一般是二妻或三妻。
    上述的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抢妻”成为元代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它既存在于蒙古族的贵族之间，也存在于社会下层的人士之间，甚至包括宗教领袖也参与其中。“抢妻”情节的杂剧如此集中显著，应该说正是这一社会问题普遍性和严重性的集中反映。
　　3、其深层原因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对妇女的掠夺、政治的黑暗、权贵的贪婪等等原因并非元代特有的个案，何以之前的作品中却鲜有这样集中而愤怒的表现。还有元杂剧《西厢记》的情节演变也颇为耐人寻味。唐代元棋的《莺莺传》中没有“抢妻”情节，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始增加兵围普救寺的情节，但目的不是“抢妻”而是抢财物，而在元代《西厢记》中，王实甫却增加了两次“抢妻”的情节，“寺警”、“争艳”两次目的都是抢崔莺莺成亲。“抢妻”情节在元杂剧中如此集中突出，应该与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冲突有着密切关系。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落后民族执政的一统政权，这使得落后文化和先进文化的冲突变得空前地激烈。而之前的宋朝，却恰恰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重视文化的历史时期，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更是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其核心要旨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尤为强调对封建宗法社会等级关系的服从和忠诚，这种忠诚与服从体现在君臣之间就是“忠”，体现在父子之间就是“孝”，体现在夫妻之间就是“贞”，在历史沉淀中，这样的观念已经固化为一种美德和操守。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蒙古人的异族统治破坏了儒家文化中君臣之间的“忠”，那么“抢妻”行为则直接威胁的是儒家文化中的“贞”。亡国后君臣的“忠”守无可守，但坚守个人的清白贞节还是要继续的。
    由于辽、金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推崇，儒家文化在金元之间的北方占据着学术和思想的正统地位，不论南人还是汉人，元代杂剧作者的文化血统主要还是植根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上的。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说，元代社会的“抢妻”行为刺痛了儒家道统中士人的贞节观念，损害了中原文化中宗法礼教的道德尊严。出于对落后文化的厌恶鄙视，剧作者在这些“抢妻”的杂剧中，通常会安排出现一些守节的烈女形象，例如《救孝子》中的王春香、((窦娥冤》中的窦娥、《对玉梳》中的顾玉香、《汉宫秋》中的王昭君、《秋胡戏妻》中的梅英等都是这样的贞节女子，当权贵、歹人对她们的贞节实施侵犯时，她们都能坚贞不屈。《秋胡戏妻》中梅英的一段唱词集中表达了士人的愤怒和诅咒:
    “你瞅我一瞅，黥了你那额颅;扯我一扯，削了你那手足;你汤我一汤，拷了你那腰截骨;掐我一掐，我着你三千里外该流递;楼我一楼，我着你十字阶头便上木驴。哎，吃万剐的遭刑律”。
    与之强烈冲突的是蒙古人在人主中原后依然习俗不改，“收继婚俗”在元代始终存在。元世祖女囊家真公主嫁纳陈之子斡罗陈，斡罗陈死，又嫁其弟蛮子台。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渐东廉访使脱脱赤颜“其生母何氏本父之妾，而兄妻之”。元顺帝时，中书平章阔阔歹死，其侧室高丽氏“誓弗贰适”，阔阔歹正室之子拜马朵儿赤“欲妻之而不可得”，拜马朵儿赤结纳权相伯颜，伯颜奉旨“命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再如，蒙古人的婚俗没有辈份的概念，有的父子二人可以分别娶姐妹二人，有时姑侄两个又能分嫁兄弟二人，也有同一人而娶姑侄两个的，如成吉思汗与拖雷父子二人就分别娶了姐妹二人为妻，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二月中书省承圣旨颁行“小娘根底、阿嫂根底，收者。”以法律的形式推行收继婚。
    元代的分封制和保甲制从政治制度上加深了这两种文化的冲突。《元史》中云:“凡诸王及后妃，皆有食采封地”。分地之内的行政、财政、司法权利都属于领主，分地内的朝廷命官只能在形式上与分地领主的属官分而治之，而实质上投下的人民几乎等于领主的私民。生杀之权俱操于领主之手(参见蒙思咀《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另据徐大悼《烬余录》记载，元蒙统治者实行保甲制，“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里主，衣服饮食惟所钦，童男少女惟所命。城乡编设甲主，攀人妻女，有志者，率皆自裁，欲两全者，竟出下策为舟妓，以舟妓不设甲主，舟妓得不辱身云。”又据程树德《国故谈苑》卷二《元代士人之思想和生活》云:“故老相传，有十家一把刀，归蒙古人管之说。并云凡有娶妇者，管理之蒙古人，有首夕优先权，此事于史无征”。虽然骇人听闻的“初夜权”之恶习于史无征，但拥有特权的统治者在自己的领地中悠意妄为也是大有可能的。
    虽然在元代中后期，统治者的观念逐渐被儒家文化同化，但这两种文化的冲突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