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理想主义　苦难　文化保守主义
　　论文摘要：本文试着探讨张炜的理想主义在其整体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逐渐变化、成熟的经历艰难的精神嬗变。文章从他的主要作品《古船》、《我的田园》、《九月寓言》、《融入野地》等出发，展现出其“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意识。
　　 
　　认识张炜早期的理想主义是相当重要的。它对我们评价张炜的整体创作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如果说早期的作品显露了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的话，那么，这种理想主义在《古船》、《我的田园》、《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中将以另外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理想主义成为一条红线贯穿了张炜的创作。其二，早期的这种理想主义一旦与不成熟的创作心理结合，就产生了一种障碍，影响了张炜对生活真实的开掘以及表达。如果把生活真实比喻成“一潭清水”的话，那么在早期创作中，他自己就为自己冻结了一层坚冰，从而使创作面临困境。如果它不能自行融化，就必须用力将它击破。从早期创作到《古船》这部里程碑式作品的产生，其间注定要使作家经历艰难的精神嬗变。 
　　 
　　一
　　 
　　“风霜洗去了轻薄的热情，只留下结结实实的冷漠。”（《融入野地》）。张炜脚踏乡野大地，阅历渐广，洞察渐深。昔日的“热情”显出“轻薄”之相，于是，热情敛于内，冷漠呈于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如《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远行之嘱》等，正是以揭示尖锐的矛盾冲突乃至血淋淋的争斗与搏杀而引人注目。若与早期的《山楂林》、《声音》、《钻玉米地》、《丝瓜架下》乃至获奖作品《一潭清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张炜显然是有意识地否定、反叛了以往的创作路数。wwW.11665.coM生活中的无数苦难使作家的创作观念产生蜕变，他的创作思想先于艺术表达进入了成熟阶段。其间作家作出了惊人的努力。 
　　作家一颗敏感多忧的心灵为“苦难”紧颤的同时，又贯注精力去描绘“苦难”。 这里的叙述非得绷紧了心弦、且要磨出一根强悍的神经不可。作家对“苦难”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苦难”在作品中便以悖论的形式存在：它一面指归“罪恶”；一面又作为“罪恶”的对立面，表示了对“罪恶”的否定。这一命题的确立，使这些作品在社会学的背景下具有了超越社会学的内涵，写实的文字遂有高远的境界 
　　在这些作品中，苦难是以一种最为极端的状态裸露在文本表层的。比如《秋天的愤怒》写到的水泥氨水库，里面不知道关过多少人，墙上还留着干涸的血迹；还有在玉米地里被逼疯的傻女母女俩。这种烙烫人心的苦难在《古船》中更让人心颤。而且由于在时间上回溯至历史深处、在空间上扩展为整个世界、在心理上逼入人性盲角，《古船》因此成了当代文学史上对苦难描绘最深沉、最见力量的作品之一。 
　　在这种最为极端的状态中，“苦难”显示着灼热的残酷，显示着人对人的“杰作”。如，隋含章竟被赵炳霸占了十几年，纯真少女变成了病态的、有点神经错乱的哀妇。身在颤抖，心在滴血，魂在痉挛！但作家依然向我们抖出许多不忍卒睹的惨剧。苦难犹如磁力十足的精神黑洞，对作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 
　　人类的文明史不就是苦难的表现史吗？这些苦难又往往潜隐在历史和生活的龌龊旮旯里，有良知的作家理应不避脏腥，把它们抖露于天光下。同时又不是在作展览，而是外观社会，内察人性，艰难反思，从而超越苦难，使作品获得人道主义力量。 
　　 这种人道主义还渗透了儒家理想。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在作品中多有体现。仅从上面所引的那一处，我们已能感受到作者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炽热情怀了。 
　　可是,仅有理想，人道主义还显得过于空泛和抽象。在86年济南的《古船》讨论会上，就有关于人道主义真假的争议。实际上，判定真假的根本标准应该在于人道主义有无内在的理性力量。 

　　《古船》大胆地将革命阵营内部的过火行为及因此而导致的血腥从暧昧处拖到天光下。革命是极其复杂的，革命进程虽不能说是泥沙俱下，但绝非是清浊两分。《古船》的开拓之处，正是对以往作品二元模式的反拨。《古船》中犬牙差互、交错纠缠的社会关系，应当更为真实具体。因此，这种人道主义的基点正是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社会关系之上，作家对“人”作了理性的思考。《古船》中的抱朴、见素、赵炳、赵多多等人物甚至可以视作某些历史理念的象征。李芒、老得、抱朴他们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算帐，从数字入手思考社会关系。思考之后，他们就有了切实的行动。李芒那一声郑重宣言“我检举肖万昌”、抱朴那写满了字已明显不合规范的诉状，无不让人激奋。抱朴小磨屋里面壁多年，“吾日三省吾身”。他思考家族的罪孽、自身的软弱，他日夜研读《共产党宣言》。他不断地与灵魂对话，最终他的自省得以升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思人思己，推己及人，当他从小磨屋里走出任粉丝大厂厂长时，他那宽阔的肩背、花白的头发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力量。 
　　可见，这种人道主义渗透着科学的、理性的精神。美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科利斯o拉蒙特说，“如果要给20世纪的人道主义下一个简短的定义，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乐意为这个自然世界中一切人类的更大利益提供服务，提倡理性、科学和民主方法的哲学①”； “20世纪人道主义”的提法，恰好可以概括此处“人道主义”的内涵。 
　　“苦难”情结是张炜作品尤其是此期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古船》之后，在《九月寓言》中，“苦难”依然存在却不再彰显；而《家族》中的“黑马镇大屠杀”及陶明被残害正是《古船》中“苦难”的延续。作品的理想主义由于与苦难紧密相连而呈现一种较为稳实的存在形态。 
　　 
　　二 
　　 
　　“大地”对张炜的创作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作者产生灵感并藉以建构许多作品的基础，又一跃而成为作品圣洁的精神追求。对文本而言，“大地”充满了人类家园的温情；对当下社会而言，“大地”又高扬着批判激情。它是张炜“文化保守主义”、“拒绝宽容”等精神批判的参照和立足点。 
　　《融入野地》中，除了作者对“野地”的寻求和意念中的融入外，另一重要声部就是批判：“忍受和拒绝”是批判者的精神苦旅；“孤独”是批判者的精神状态。这一声部代表了当下社会知识分子的勇敢抗争。《柏慧》更是气势凌厉、锋芒毕露。从《我的田园》到《柏慧》，“大地”正在离场，知识分子的精神批判占据主体地位；哲学内涵渐渐退远，道德内涵昌明起来。 
　　匮乏的时代，作家何为？韩少功以批判文化、追求理想来解答；张承志在“哲合忍耶”中寻求解决之法；张炜则将他的道德理想归结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儒学与变革》中，他将齐鲁文化的特征概括为入世精神和保守性，“在一定的时期，信守真理，拒绝盲从，思想的纯洁与坚定都可能被视为保守。”② 因此，保守又是激进。张炜对保守主义者作了褒赞，“失去了他，我们的文学就失去了必需的弥补，失去了可信的提示，也没有了必要的参照。”③ 
　　也许《家族》就可以被视作这种“必要的参照”，小说写了两个家族：血缘的和精神的。古往今来，血缘的家族总要以精神为标准来分化重组，小说中所有人物最后都分到两个阵营里：向上的一族和向下的一族［10］，二者的斗争衍生着人类历史。向上的一族制造血泪，向下的一族虽经血泪浸泡但却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行于历史。精神的坚守是一场苦役，但他们从未放弃。张炜以诗意的《家族》显示了自己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英姿。 
　　 
　　注释： 
　　①（美国）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贾高建、张海涛、董云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②张炜：《纯美的注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7页. 
　　③张炜：《大地的呓语》，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99-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