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川善书是盛行于湖北省汉川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一种地方性曲艺品种。因其主流思想健康积极、故事性强、情节生动、讲唱并美而在当地拥有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与黄陂花鼓、阳逻高跷一起被人们誉为“湖北三盛”。其艺术特点和风格可以概括为十个字：正派、雅致、动听、感人、完整。2006年，汉川善书以其宝贵的历史价值、丰富的人文内涵、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汉川善书的自身特质使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曲艺艺术存在的同时，也与汉川当地的传统节令和风俗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并由此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介绍汉川善书的历史渊源以及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有着密切联系的具体表现，并试图揭示这些联系所产生的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汉川善书  故事文本  表演形式  岁时节日  地方民俗
目    录
前言··········································································1
1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2
1.1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2
1.1.1题材类型···························································2
1.1.2思想内容···························································2
1.1.3结构框架···························································3
1.2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3
2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的联系及其表现·······································5
2.1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的联系及其表现·········································5
2.1.1春节善书···························································5
2.1.2清明节善书·························································6
2.1.3中元节善书·························································7
2.2汉川善书与当地民俗的联系及其表现·········································8
2.2.1庆祝小孩出生的善书·················································8
2.2.2悼念老人去世的善书················································10
3 汉川善书结合当地节令和民俗的积极现实意义···································12
3.1二者结合以后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社会效果································12
3.2节令民俗得以保存其鲜活生动的珍贵生命活体································13
3.3汉川善书借之获得了极为广阔的传承发展空间································14
结语·········································································15
注释·········································································16
参考文献·····································································16
前    言
善书是劝人们为善去不善之书，最初是宗教徒通过讲述与佛教、道教有关的故事而宣传其教义，对世人进行劝化的工具，具有明显的宗教性。wWW.11665.CoM善书何时脱离宗教自成一体，得以正名，目前有证可考的是明代永乐年间的“钦颁善书”《为善阴骘二卷》，其“前有大字御制序……因采辑传记，得百六十五人，特命梓传天下云云。每人中以四字标题，如上卷之起蒋王灵应，止于仲淹经济，下卷起张泳惠民，止周妇感悟之类是也，字版皆大，所引皆系正史，句皆有圈，最便阅览”。这便是初期供人阅读的案头善书。此后善书向着世俗化、文学化方向演进，逐步成为以生动活泼的说说唱唱的方式来演出，深受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其突出特点是演说的故事以善恶报应不爽为主题，劝人积极行善，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意义，因而到了清代受到皇家重视。如康熙皇帝曾亲颁“圣谕广训”，清廷将这些“圣谕”辅之以善书这种百姓易于接受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宣讲，成为清朝构建满汉和谐，巩固清室统治，实现太平盛世的重要“德治”工具。人民群众对这样的善书不满，进行抵制，但是对于这一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说唱形式则是欢迎的。到了清朝后期，随着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日趋腐败衰颓，善书的编、讲逐渐由官办走向民办，各地书局、作坊也相继编印了大批善书的单行本和合订本。至清代末叶，善书由朝廷进行民众教育的工具变成了表现人民善良愿望、宣扬社会美德的群众文化活动。善书民间艺人从官家手中接过这一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后，用大量民间传说、神话传奇、生活故事等对原善书的故事类型和内容进行了改造和丰富，从而使善书成为广大民众进行娱乐和自我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使善书汇流于民间文学的长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守华教授在对汉川善书进行深入细致地考证后指出——“善书这种说唱艺术本来流行全国，更是遍及湖北江汉平原的各个角落。辛亥革命以后，北方的善书逐渐消逝，而在南方地区流行的善书，也由于因循守旧，承袭了呆板的演出形式，加上不注重发展壮大艺人队伍，所以，至解放后相继被本地形成的早于善书的其它曲种，如鼓书、评书、小曲等所淘汰，渐趋衰亡。唯有汉川的艺人坚持、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曲种，并进行了大胆改革和创新，打造了汉川地方文化品牌名片‘汉川善书’，使之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拥有一大批艺人和广大听众。加上当地文化部门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抓住它不放，作为地方特色曲艺品种不断推陈出新，使它在当今城乡文化娱乐市场占有重要地位，至今积累到三四百个新旧书目；由于汉川善书同当地城镇茶馆说书休闲的传统文化生活习俗相融合，而又能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它的内容，改进它的表演形式，因而使汉川善书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姿态，可谓是源远流长。南方流行的‘善书’和北方流行的‘宝卷’属同一类型，它们都由唐代僧人在寺庙的俗讲演变而来，本来是含有浓重宗教色彩，形势较为单调的。但在湖北汉川一带流行至今的‘说善书’，保持了它贴近民间生活，富于道德教化的可贵特色，而且由男女艺人上场交叉演唱宣讲，形式灵活，既简便又生动活泼。这样，它就在当地的民间文化生态中显得生机旺盛了。于是使得‘汉川善书’闻名于世了。”
1 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和表演特点
1.1汉川善书的故事文本
1.1.1题材类型
“汉川善书”是一种地方民间曲艺说唱艺术，其题材类型主要分为两大类，艺人们的术语称之为“案传”。所谓“案传”，就是凡根据经官府判定了的案情，编成故事用来宣讲的，谓之“案”，如《一口血》、《四下河南》等；凡根据生活故事等编写用来宣讲的，谓之“传”（也叫“书”），如《萝卜顶》、《吉祥花》等。艺人们往往把二者结合起来统称“案传”，实则代表了汉川善书的两大类题材——公案故事和生活故事；后者细分的话还可分为传统民间故事、现代社会生活故事、神话传奇故事等小类。
1.1.2思想内容
早期汉川善书思想内容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一个个充满因果报应的故事来表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劝善思想；结局总以“好人有好报，恶人遭惩罚”的“大团圆”方式收场。过度的理想主义取向和公式化倾向比较严重。众多书目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迷信色彩等封建糟粕。
汉川善书能不能创演思想内容积极健康、反映现代生活的新案传？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的文化生活提供与时俱进的服务呢？事实已作出了答复：能！并且服务得很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汉川善书在思想内容上表现出适应时代潮流的要求，与新一代观众文化层次的提高、知识结构的改变、人生价值的取向、审美情趣的角度相时而动的发展变化态势。所宣讲的案传内容已不再囿于仅仅宣扬因果报应这一范畴，民间善书艺人除了对传统书目中的消极因素进行剔除，对故事内容进行重组外，又改编创作了许多思想内容积极健康的社会故事、道德故事、传奇故事、侦破故事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新编故事，并把它们搬上善书讲台。在秉承“讽恶扬善，劝世化人”的善书本源精神不动摇的前提下，多角度地反映现实生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如反映婚姻自主的《何月英的故事》、反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生产劳动的《李二姣割谷》、反映纯真爱情的《茶碗记》、反映改邪归正的《赌回头》以及《飞鸽案件》、《双团圆》等，歌颂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思想，鞭挞现实生活中的坏人歹徒不良现象，都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创作能力较强，对时代气息具有敏锐感触力的新一代青年善书艺人创作了一批以当代社会生活重大现实问题为题材的善书新剧本。如著名青年善书艺人熊乃国于二零零一年根据法轮功受害者真实而惨痛的经历创作了揭批法轮功邪教本质的善书案传《迷途惊梦》，于当年春节期间在各地巡回宣讲，以有别于报纸、电视等现代媒体的本地独特民间曲艺表现形式，通过善书先生们声泪俱下的全情投入与精彩演绎，生动、深刻地使观众进一步看清了法轮功害国害民的邪教本质，有力地配合了当地政府正在深入开展的“揭邪教，明真相”的群众工作，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受到了各界群众的广泛赞誉，表现了当代汉川善书与时俱进的一面。此外，如善书老艺人徐忠德为配合计划生育在当地农村顺利实施而新创的宣传这一基本国策的《三子不认娘》、《女儿养老》等新编善书也以其曲折感人又不失幽默诙谐的故事情节，发人深省的思想内涵和对农村仍然存在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和行为的现实针砭意义而广受群众欢迎。
新时期汉川善书中出现的各类新题材及其表现出的积极的思想内容为汉川善书的艺术机体注入了新的活力
1.1.3结构框架
汉川善书结构框架的特点明显受到宋元时民间“说话”艺术和我国古代话本及拟话本小说体制的影响。如有“入话（头回）”。入话是话本小说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此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或对比关系。显然，入话（头回）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汉川善书也是这样，主讲先生在开篇前往往会念一首定场诗（入话），有时还会在念诗后说一段与正书故事思想意义相关类比或相反对比的小故事（头回），然后再开始正式讲书。如善书艺人徐忠德在其代表作——讲述邻里之间遇事各让一步共同得福的《白公鸡》前，会念一首诗：“心宽天地宽，小事莫结冤；试看宽怀君，相善走鸿运。”点名题旨，再讲一个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后成就大业的小故事类比《白公鸡》的故事内容之后，才会进入“正话”部分，开始讲书，其间根据故事情节穿插宣词先生的演唱。结束后，徐忠德还会用一首诗或自己对本部书的议论作为“篇尾”。
1.2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
汉川善书的表演特点是“韵散相间，讲唱结合。”
“讲”即叙述，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散文部分，又称为“梗子”。“讲”由主讲先生担纲，就是主讲先生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向观众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事件与情节的进度和变化，书中人物的身份及相互关系，进行典型环境的设置等等。由于主讲先生在叙事时不作为人物角色进入故事情节，而相当于一个对故事的前因后果、发展过程等了然于胸的“旁观者”，故有许多灵活性可图。整部书主线的贯穿，副线的交叉，层次的安排，矛盾的编织，悬念的设置等等，实际上只有依仗“讲”来完成。此外，主讲先生往往根据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在书中紧张、热闹处，充分运用自己的虚构才能和想象力，添枝加叶，把这些精彩的部分尽量盘旋，以达到精细刻画人物，渲染情境氛围，突出故事重点的目的。并往往通过巧妙的故事收尾时的匠心演绎，使整部书浑然一体，令观众得到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或振奋，或感叹，余味无穷。
 “唱”即宣词，是善书案传故事中的韵文部分。“唱”由宣词先生担纲，就是宣词先生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直接扮演故事中的主要角色，一般宣词先生有两到三人。宣词先生宣词时，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情绪，选择特定的善书曲牌唱腔，通常以“三三四”的句式来演唱书中人物的语言，即每一句唱词都由两个三字音尺和一个四字音尺组成，唱词上下两句为一行，唱腔反复，一韵到底。如：
“痛伤情不由我珠泪落下，止不住伤心泪湿透衣裳。
尊夫君你听妻细把话讲，肺腑言务必要谨记莫忘。”
        ……
通篇押“ang”韵。
宣词先生从“我”的角度，以富有表现力的唱腔塑造书中人物形象，展示人物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直接表现人物之间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情节的层层发展。艺术功力深厚的宣词先生往往采用“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艺术思维方式对书中人物的心理、表情、动作等各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体味与把握，以情带声而声情并茂，以声结情而情声俱盛。能将书中人物塑造得须眉宛然、鳞爪毕现，从而生动传神地抒发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使观众感到亲切、真实、自然，对书中人物的遭际、命运感同身受，唱者与听者皆入书中。宣词是善书表演中最出彩的部分，一部书中最感人的情节和矛盾冲突的高潮部分通常由大段的宣词来完成。
 宣词分为独宣、对宣、答宣三种形式，三种形式中答宣这种形式用得最多。所谓“答”就是在宣词的过程中扶案先生针对宣词内容的插白。扶案先生一般一到两人，既无讲的任务也无唱的任务，纯以生动的方言口语来与宣词先生的唱词一唱一答。这看似比主讲、宣词要简单得多，实则不然。善书艺人们有个说法曰：“内行听说词，外行听宣词，同行听答词”。可见讲难于宣，答词则更难，最考先生的艺术功力。善书演出中，宣词先生的大段悲腔往往使观众的精神负担沉重，而扶案先生的答词却可以用“包袱”来调节现场的气氛和观众的情绪。答词一般不写在案传中，全靠扶案先生平时的生活和艺术积累与临场发挥。好的答词能令书中的善者愈善而令人敬；恶者愈恶而令人恨。甚至还能左右宣词先生的情感张力。同一个宣词先生和不同的扶案先生配合演出其艺术表现力和效果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有天壤之别，出色的扶案先生就像一个优秀的指挥家一样，根据书中情境和人物心理，起伏有致地调动宣词先生的声与情；张弛有度地调节观众的情绪和现场的气氛。扶案先生的答词既是“包袱”的制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他一会儿让人心酸流泪，一会儿又令人捧腹大笑，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急缓相间、有起有落。扶案与宣词答对自然，生活气息极浓。例如宣词先生哭了一大场，哭得人鼻酸心软，这时扶案先生丢个“包袱”：“唉，再莫哭了，引伢睡吧。”突然煞有其事地说：“哟，只顾哭，伢还冇屙尿，赶快抱起来屙泡尿，莫屙到床上去了，天涩洗了不得干就戳了肥拐了……”马上引起了观众的笑声，这样有张有弛，有起有伏，气氛活跃，答得自然合理，艺人上下场也不僵了。
 一部书通常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场”这一组织单元。每部书的故事都由若干场组成，场与场的变换由上、下场时先生之间的对白榫接。每一场都是由主讲先生讲一段，宣词、扶案先生唱、答一段加上换场时角色间的对白完成。由此开启推动故事的起因、发展、高潮、结果，前后照应，首尾圆楔。
 汉川善书的这种以第三人称的“讲”和第一人称的“宣”、“答”、“对”相结合的互补结构与评书等以单人表演的曲艺形式相比较，进一步扩大了案传故事的时空领域，增强了表现情节时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汉川善书采取这样的人称交叉叙述的叙事方法，使被叙述的情节和人物得到全方位、立体化的表现。
 “讲”、“宣”、“答”、“对”四项都要求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脸生色”、“目生光”,以表喜怒哀乐之感，调动观众内心之情。
综上所述，汉川善书以其历史渊源、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等几个方面的因素，在汉川当地及其周边地区可谓是土厚枝繁，根深叶茂。有着广阔的演出市场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主要表现为汉川善书与当地的岁时节日和乡风民俗有着水乳交融，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和民俗的联系及其表现
在汉川及其周边地区，主要是农村，在民众心目中，认为无论请善书或是听善书都是一种现实的善行，是非常吉利的事情。期望“善有善报”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积淀和生活理想在汉川民间请、听善书过程中得到了生动的表达。与汉川岁时节日和民俗等联系起来的善书有别于在书馆中讲书。以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集体出钱请善书艺人到村、组讲书的，这叫做公书；也有少数富裕农户自己出钱请善书艺人到家讲书的，这叫私书。请公书的目的一般为祈求本村、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六畜平安；私书则多为表达家庭、个人的酬神谢仙、敬祖收宗、驱鬼送傩、祈福消灾、求子延寿、旺财去病等愿望。尤其私书发展到现在，好多农村家庭在老人祝寿、小孩满月、乔迁新居、红白喜事甚至家中有学生考上大学时都请先生讲善书，图个吉祥喜庆红火热闹。汉川的许多节令和民俗讲究都会通过善书表现出来。
2.1汉川善书与当地节令的联系及其表现
汉川请善书的岁时节令最重要的有三个：春节、清明节、中元节。
2.1.1春节善书
春节时请的善书往往是公书。春节讲公书常常是几个相邻的村庄事先约好固定请一个善书班子，这样时间上便于安排。各村依照下帖请书时间的先后，依次开台讲书。通常一个村一台书，一个春节讲三天，连续在每年相同的时间连讲三个春节；也有经济条件好的村庄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请善书先生在本村各组轮流讲书。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民俗大节，在诸节日中地位最为重要。春节乃新岁之首，万物发生、万象更新。人们对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年寄寓着美好的希望与祝福。春节时的公书除了娱人之外另一重要目的是娱神，即迎接、祭祀喜神与社神。“喜神”也叫吉祥神，是古人为了趋吉避凶、追求吉庆而创设的神。开始其形象比较抽象，后来结合民间流行的“福神”形象加工而成喜神的模样。汉川民间把“和合二仙”敬奉为喜神，认为每逢新春时天上必降喜神，迎至可保阖村全年万事如意。“社神”是地方社会集体的主神，汉川民间认为社神具有主司农事、保护村社成员的职能。因此，春节的公书，村社成员对社神表达的是一种集体的诚敬及公共的愿望。请社神的主要目的是为村社祈福，不像私书那样各怀私愿。春节公书的公共性原则是汉川民间村社共同体风习的现实反映，而社神是公共意识的投射，是村社的精神中心。同时，社神祭祀的公共性活动，又为村社成员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维系力量。
“喜神”与“社神”的画像在春节讲善书时被共同供奉于书台之上。除开台讲书前，善书主讲先生及村社重要人物要焚香表、鸣鞭炮恭迎，供三牲福礼祭祀外，讲书时，观看善书的绝大部分村民都或在台下或烧香祷告，或上台向“善惠”箱中投钱施“善惠”（关于善惠的讲究下文有详解）。以自己现实的善举向所供诸神为自己的村社祈福。“唯为社事，单（殚）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村民对春节公书的热情和投入，体现了村社成员的公共意识与集体精神。
在汉川民间，乡村春节的公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娱人兼娱神的文化活动，同时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说，也是乡里市井社会关系的一种缔结与再造。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理民事纠纷的功用。村社成员在统一地域环境下朝夕相处，有着大致相近的经济与社会利益。在较早的时期应该还有部分村社公产，相互之间在生产、生活上彼此亦有着较多的互助需要。但也难免会为一些诸如田地边界、宅基地、引水灌田等事发生一些摩擦和龃龉。春节是人们一年中难得的闲暇时光。春节的村族公书更为日常忙于生计的人们提供了集体交往的时间与空间。人们在聚集观看善书时，在度过旧岁迎来新年之际，互相庆贺，共祝新生。村社成员之间的人情、乡情在为公书出钱出力，共同为本村祝福，观看善书时相互交流自己对情节、人物的看法和见解中得到了强化与更新。平日有矛盾的村民，在为春节公书搭建讲台时遇到了，往往会在为共同目的劳动合作的过程中，相视一笑，握手言和。又如两个家庭间为些小事关系紧张，在观看春节公书时碰到一起了，这时也往往会有村中有威望的长辈拿来两柱香，交给双方的户主，点燃后共同上讲书台向喜神与社神敬香。两家一般都会在敬香后的互道“新年好”、“新春愉快”的祝福声中消除隔阂，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构成真诚相处的和谐气氛。从春节公书的故事中受到教益化解矛盾的事例很多。著名善书艺人徐忠德有一个通过春节善书化解两家矛盾的生动事例：徐忠德2000年春节在汉川汪家河村讲善书。村中有两家打架扯皮。村支书问徐忠德有没有劝人不扯皮的书。徐忠德说有，晚上讲了《白公鸡》一书。两家被善书中与人为善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就和解了。徐忠德说：“不行孝的，听了书以后变为行孝了；不讲理的，听了书以后变得讲理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
汉川民间春节公书这一节日礼俗活动使人们由家里到家外、由亲友到乡邻、由近及远、由里及外，增进了情感联系，整合村社关系的伦理意义明显，这是春节公书的重要社会价值。
2.1.2清明节善书
清明节在中国岁时体系中有着独特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中国境内各民族大多有清明或类似清明的祭祖日。对祖先的追悼与祭祀是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时至今日祭祖仍是民俗生活中的大事。每年清明时节，不仅环居祖墓的亲人要上坟祭奠，大批旅居异乡的亲人同样纷纷赶回原籍，祭奠祖灵。汉川民间在清明节请善书是除上坟祭奠外又一重要的对先祖表达孝思，追忆怀念逝去的亲人，祈求得到先祖荫庇的重要活动。清明节的善书多是以同姓家族为单位请的公书，在汉川汉江以南地区尤其盛行。以清明为中心，上下各推半个月的时间，无论哪一天开讲都可以。有别于春节等善书的是，清明节的善书一般每次讲一天，但有早、中、晚三场，并且年年都讲。由本家族各房按长幼之序每年轮流请善书祭奠共同的祖先。所讲书目一般为劝孝类的，如：《堂上活佛》、《四子争父》、《买母尽孝》等。
书在清早扫完墓后开讲。开讲之前，族人要上讲书台对供奉的祖先牌位挂纸烧钱、跪拜祷告，然后要请善书主讲先生宣读祭奠先祖的祭文。祭文是悼念性的文字，不受时间的限制。它可以缅怀几年前、几十年前故去的亲人；也可以凭吊千百年来的列祖列宗。祭文多由善书主讲先生起草，写法很像书信，不过它的称呼对象却是逝者。其实，念祭文的现实意义是给活着的人听的。为的是让生者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踏着逝者未走完的道路继续前进。祭文宣读完毕后，族人还要在长辈率领下向先祖牌位行“哀祭礼”。最长一辈行三鞠躬之礼，其他人行三拜九叩之礼。从族人们虔诚拜叩共同先祖的肢体语言中，我们能读出“血浓于水”的亲族情缘。
礼毕，开始讲书，约中午讲完第一场。讲完后，族长要上讲书台站在祖先灵位下方，主持家族会议，和台下的族人共商族内大事、申诫族法家规。然后邀请善书艺人们和族人一起汇聚饮食，以同食共饮的形式分享祖宗福分，族人之间的亲情也在觥筹交错之中愈显浓厚。所谓“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又如《诗经﹒公刘》所记：“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饮之食之，君之宗之”。这些古籍的记载都说明了通过节日祭祖聚餐的方式强化亲情的悠久历史。至晚上的最后一场书结束后，请善书家族的族长还会广邀听书时上台烧过香、施过“善惠”的村民吃酒，来的人越多越好，称作“散祭神”。
清明节善书这一周期性的岁时礼俗也是对宗族伦理关系的反复确认。族人们在对共同祖先的顶礼膜拜中，家族亲情也得到了强化。清明节祭祖因为请善书而使得的这一岁时节日成为汉川乡间家族力量的展示日，而清明节善书这一岁时礼俗也成为连接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
 2.1.3中元节善书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俗称“鬼节”，此节是华人祭拜先祖和孤魂野鬼的节日。清明节和中元节虽同为悼亡节，但后世一般不直称清明为鬼节，而称中元为鬼节。其中的细微区别在于，清明重在扫墓祭祖，而中元重在祭亡，对孤魂野鬼也一并关照，希望通过祭祀安抚鬼灵，防止游魂作祟。华人相信，人死后都会变成鬼。有些鬼有子孙按时祭拜；有些鬼没有子孙按时祭拜，就成了孤魂野鬼。平时，所有的鬼都被关在阴曹地府，只有每年七月初一、十五阴间大开鬼门，所有的鬼才被放入阳世讨吃讨喝，一直到七月三十关鬼门，所有的鬼魂才又被关回地狱去，因此农历七月又被称为“鬼月”。每逢鬼月，民间便会举行各种祭拜活动。汉川乡村常从七月初一开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请善书。以讲善书、念善经来超度亡灵，并在讲书台上化纸马香烛、冥钱元宝、供三牲果品来普遍地布施给所有的孤魂野鬼。这样的善书又被称为“普度”。除了有度鬼、慰鬼的意思外，还以一个个奇异的充满因果报应的善书故事教育村民凡事以善为先，多积阴德，以免遭鬼魂惩罚施报。这种善书每个村民小组请三天，循环往复，要到七月三十关鬼门为止。最后一场书讲毕，还要举行送鬼仪式，仍是烧纸、供福礼，鸣锣、燃竹送鬼远去。特别是旧社会，尤其是在农村，因战争或水旱灾异等天灾人祸而非正常死亡的人太多，加之科学知识不发达，面对自然和人生的种种祸患，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把几乎所有的灾异都往鬼魂方面联系，人们对鬼魂深为忌惮恐惧。百姓对鬼月的善书更不敢马虎，再穷的村子也得请善书先生讲善书，从七月初一开始起码要讲到七月十五为止。村里的一些大户人家如地主等为保命保财，常不惜钱财在凑钱请公书外自请私书“度鬼”,以求家宅平安、阖家无恙。这样的善书也是每年三天，连续三年。有的富户年年都请，整个鬼月经月方休。就是到现在，汉川农村也还有不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照此成例在村组公书之外自请私书，祈望能趋福远祸，就吉避凶。
汉川民间中元节善书中最为独特的景观是放河灯。即在七月初一开鬼门时，在夜间善书开场祭鬼完毕后，由善书主讲先生在河里放河灯。意为以河灯引导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来享用书台上的人间供奉；在七月三十关鬼门时，在最后一场善书讲毕，举行送鬼仪式后，仍由善书主讲先生在河里放河灯，意为河灯会带领享用了人间供奉的孤魂野鬼远去，人们期望河灯能引导鬼魂顺利渡过无数的苦海冥河，早脱轮回、往生极乐，勿到人间作乱。汉川民间中元节讲善书时放河灯，除了超度亡灵，招魂续魄外，还有追祭先祖，悼念逝去亲人的用意。并且，一盏盏河灯，更承载着对活人的祝福。放河灯时，村族中还会有病愈的人及其亲属或是家中有病人的家庭会制作河灯交给善书主讲先生投放，表示送走疾病灾祸。河灯的种类很多：有用较好的木材制作的；有直接用大朵荷花制作的；有用小碗小碟粘制而成的。这些都是小的河灯，一般是用蜡烛或用食用油作燃料，将棉花、棉线搓成灯芯放在油里浸透后点燃。富裕村组会制作大型河灯，用铝制托盘和大玻璃罩制成，罩内装有干电池和灯用来发光。玻璃罩上粘贴用电光纸剪成的各类吉祥图案，如“三阳开泰”、“四季安泰”、“天官赐福”等。大小河灯在河中蝉联而下，千姿百态、色彩缤纷、蔚为壮观。河上航行的船只，见到飘来的河灯会主动避让，以示吉祥。没有河的村庄会在沟、渠中放河灯，甚至就在讲书台下面放置一口大水缸，就让先生将灯放于缸中也可。重要的在于表达放河灯的象征意义。在河中放河灯时，因为在河流拐弯处由于回水之故河灯会暂停，村中有求子、求寿等愿望的人，有在灯停时下河抢头灯的习俗。抢得头灯的人将灯交给善书主讲先生，由先生在灯上贴一“倒福”后将灯拿回家中收藏，此为实现自己愿望的吉祥之物。
汉川民间认为岁时节日有不同于常日的驱邪避害、佑护民生的神奇力量。除上述春节、清明、中元三个最重要的节日会普遍请善书外，其他如端午的送瘟、岁末腊日的驱傩等，一些村、族、家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请善书，以强化这些节令行为的效力。
2.2汉川善书与当地民俗的联系及其表现
汉川善书结合、体现了较多的汉川地方民俗。在春节、清明、中元等岁时节日的善书中，有许多程序、讲究本身就是民俗活动。如春节讲善书时的迎、祭喜神、社神，中元节讲善书时的放河灯等就是比较典型的民俗活动。善书艺人在汉川民间享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除了是“善”的化身外，还是实现东家、观众的愿望，与神灵先祖沟通的使者。尤其是主讲先生，在讲善书时进行的许多民俗活动中扮演着除讲书本职之外民俗意义上的重要角色。如有的人家婚礼时请善书，男方将新娘子迎回之后，往往要在讲书台上举行婚礼仪式，善书主讲先生这时常被东家尊为主婚人，主持新人拜讲书台上供奉的天地、祖宗牌位；为新娘子斟敬给公公、婆婆的“敬茶”；宣读结婚证书、祝福新人等仪式程序。上述都是善书与汉川民俗有紧密联系的表现。最突出地体现这种紧密联系的，是老百姓生活中两件大事发生时所请的善书：一件事是小孩出生；另一件事是老人去世。
2.2.1庆祝小孩出生的善书
家庭中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意味着上一代血统的传承和生命的延续。尤其是农村因为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道德伦理的影响更深一些，子女降生更是备受人们关注。在善书盛行的汉川村镇，有小孩出生的家庭，大都会请三年善书，每年讲三天，每天中午、晚上各一场。为新生命祈福消灾，这样的善书称之为“善始”。即祝福小孩的人生旅程有一个良好开端。
“善始”第一年开书时间是在婴儿满月这一天。这天要做满月礼，又叫弥月礼。是在婴儿出生满一个月时，家庭为婴儿举行的满月仪式。孩子满月值得庆贺；产妇出月，也该纪念。这样一来，满月礼也就颇为郑重、热闹。亲友们也纷纷前来祝贺、送礼。在汉川，这叫“弥月之敬”。满月礼当天，中午开书前，婴儿的父母亲会抱着婴儿上讲书台，向 “福禄寿”三星和先祖牌位叩拜，感谢他们保佑生产时母子平安，也祈求他们保佑婴儿一生幸福。孩子的父母会对牌位多叩几个头，意为能使孩子多福多寿、衣食无忧。拜毕后，善书主讲先生要送给孩子三样礼物:圆镜、关刀和长命锁。其寓意是圆镜照妖、关刀驱魔、长命锁锁命。赠礼物后，还有一个隆重、严肃的仪式：即善书主讲先生要为婴儿剃胎发。剃胎发在汉川又叫“铰头”、“落胎发”，剃时有一定的规矩。婴儿的胎发又称“血发”，受之父母，除了要留一些表示对父母的尊敬、孝意外，剃下来的也需谨慎地收藏起来。有的是将剃下的胎发交给讲善书的女先生用红布包好，缝在小孩的枕头上；有的女先生心灵手巧，将胎发搓成圆团，用彩线缠好，或将胎发与彩线一起编成“善结”挂在小孩床头。无论哪种做法，都是为了辟邪。留在头上不剃的胎发，则根据家长的要求，有的留额顶的“聪明发”，表示天资聪颖，将来学业有成；有的留脑后的撑根发，表“支撑”之意，意思是祝小孩生命力旺盛，将来说话办事有主见、有魄力；也有二者皆留的。眉毛则须全部剃光，其寓意是孩子将来步步向上、前途光明。
满月礼的三天善书还有一个讲究，即每天中午书讲毕后，主讲先生会抱着孩子在村中行游，名曰“认生人”，有的地方又叫“出窝”。第一天由父亲家族的至亲陪同，如：祖父祖母、叔伯姑妈；第二天由母亲家族的至亲陪同，如：外公外婆，舅父姨妈；第三天则由村族中德高望重的耆老陪同。这一活动的意思是让小孩见世面，将来不怯生人。这种由善书主讲先生携带出行，父母双方家族至亲和村社耆老陪同的满月仪式，表明了社会、家族力量对新生命健康成长的护卫意义。
“善始”第二年开书时间是小孩周岁生日这天，这天要做周岁礼。在汉川民间小孩周岁是要隆重庆祝的。周岁到来意味着孩子初历人间的春夏秋冬，经过了生命最脆弱的阶段，平安渡过了人生的第一年。这天的善书结合了周岁礼的许多仪式程序。首场书开讲前，善书主讲先生会写一篇短文，内容是感谢神灵先祖对小孩一年来的保佑，并祈求他们今后继续保佑孩子茁壮成长。由小孩的父亲上讲书台宣读。读毕由主讲先生将此文与香表一起在祖先牌位下焚化。然后，孩子的父母要在牌位前奉寿桃，敬喜香。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与叔伯姑舅等至亲要上讲书台和孩子的父母一起对牌位叩头，向神灵先祖为孩子祈福。同时，讲书的女先生会拿出一个自己做的绣有大“福”字的红色荷包在喜香上熏。在小孩父母等人祈福完毕后，由主讲先生将荷包系于小孩身上。这个仪式叫“祈福得福”，意为祝福孩子将来福寿绵长。

周岁善书中最热闹、最具观赏性和象征性的礼仪活动是“抓周”。周岁当天晚上讲书前，主讲先生会拿出一个圆形竹器，里面四周排着许多东西，如文房四宝、秤尺剪刀、钱币银元、玩具糕点等。将孩子置于竹器之中自由抓取其中的东西，以三次为限。当孩子抓了三件东西后，家里就按这三件东西的性质，来判定孩子将来的发展趋向。这当然含有唯心色彩，但人们更看重的是这种习俗的喜庆气氛。事实上这一仪式表达的是家族中亲友长辈对后人成长的期望。
“善始”第三年开书时间是小孩两周岁生日这天。孩子满了两岁，汉川民俗认为，连怀在母腹中的那年一并计算，实际上已经进入三岁了，意味着已经不需要父母时时呵护了，已经从脆弱的婴儿阶段进入幼儿阶段，生命力进一步旺盛。汉川民间视这一天为小孩人生的新起点，“善始”的三年善书也进入最后一年。这次善书的重要活动是“吃福菜”。善书先生们在三天的讲书过程中除了讲书外还要兼做厨师，即要制作大量的炸藕夹、蒸茄盒、虎皮椒裹肉这三样菜肴，这就是“福菜”。为什么不请厨师或是东家自己制作福菜呢？这是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讲善书的先生是最吉祥的人，而福菜是为小孩祝福的，当然请善书先生们制作最为适宜。福菜一般是每天上午做好后被装入三只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木盆中，置于讲书台上神灵先祖牌位之下。中午、晚上讲书时，上台烧香、施善惠的观众会将各样菜肴都尝上两口为孩子祝福。这就叫“吃福菜”。福菜是有寓意的：藕夹象征孩子“有心窍，聪明通达”；茄盒象征孩子“合群、随和、有人缘、性格好、与谁都合得来”；虎皮椒裹肉则象征孩子将来“内秀、有真才实学、为人谦虚不张扬”。福菜的寓意饱含着家长和乡亲对孩子浓浓的祝福，寄托着社会、家庭对孩子美好的希望；从另一个角度说，也体现了汉川民间普遍的人格塑造标准和立身处世原则。吃福菜的人越多意味着孩子得到的祝福就越多，东家就越高兴。如果每天的福菜都被吃得盆底朝天，那更是大吉之兆，东家全家会喜不自胜，放万头长鞭表示庆祝。
“善始”善书及其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汉川民间风俗讲究，无不是表露出新生命诞生给村族与家庭带来的喜悦之情，同时也寄寓着人们对孩子健康成长的殷殷期盼。
2.2.2悼念老人去世的善书
汉川民间习俗认为，老人享寿六十岁以上因老、病而去世的，就算寿终正寝，称之为“喜丧”，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白喜事”。这种正常死亡的丧葬仪礼作为人生历程中最后一道“通过程序”是非常隆重的。如果说诞生礼是接纳一个人进入社会，丧葬礼则表示一个人最终脱离社会，它标志着人生旅程的终结。但在中国民俗观念中，死亡并不等于亡者与生者关系的终结，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依托宗族血缘关系的精神联系。传统社会中的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与家族脱不开关系，生是家族的人，死也是家族中鬼，安葬于家族墓地，享受后世祭享，个体消失了，家族精神长存。因此围绕着对亡者身后丧葬的处理，如同迎接出生的婴儿一样，虽然仪礼的中心人物并不能积极地参加为他举行的仪礼活动，但人们按照“事死如事生”的伦理原则举行一整套仪式程序为死者送行，为死者请善书是其中重要一项。
相对于庆祝小孩出生的“善始”善书，喜丧的善书称之为“善终”，目的是为死者一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和“善始”善书一样，“善终”善书也要讲三年，每年连讲三天，早晚各一场，其间视一些特殊情况还要增加天数场次。这里 “三年”的讲究饱含着孝道与亲情，用意类似古时父母去世后的“三年居丧”。汉川民间传统观念认为：小孩子出生后三年不离父母怀抱，时刻都要父母呵护、照料，因此，父母亡故后，子女应该还报三年，以尽孝道，善书被认为是最好的尽孝形式之一。
第一年“善终”善书开书时间是在死者去世后第三天，因为这天后人要为死者举行“接三”礼，该礼就在讲书的过程中进行。旧时的汉川民间传说认为，人死了三天，他的灵魂要正式到阴曹地府去了，或者他的灵魂要被神、佛或神、佛的使者金童玉女迎接去了。人们都希望亲人死去以后升天，但这又必须是生前有些功德的，否则不能如愿。但汉川民俗又认为在死者去世三天灵魂离去的时候，由子女为死者延请善书说书礼忏，可以起到为死者赎罪积德的作用，能使死者的灵魂顺利进入天堂，所以就有了“接三”的习俗。对于亡人的儿女来说，则是送亲人进入天堂，所以这一程序又叫“送三”或“迎三”。
要送死者上天堂去，必然要有车马。这种车马是善书先生们在接到死者子女邀请讲“善终”善书帖子的当天就开始亲自着手制作的，用纸和篾条扎制。 “送三”的时间一般在黄昏时分，夜间善书开场以前。“送三”时，主讲先生要率众先生齐诵《桃园明圣经》，还有乡间吹鼓手吹唢呐、鸣锣，然后由死者的子女鸣炮后将车马送出门，在死者居所西边某一特定地点烧掉。
有的家庭还要在死者去世当年的“善终”善书讲毕后，再请三天 “迎七”善书。“迎七”就是自死者去世那天算起，每逢七天就是一“七”。这天，死者子女必须到死者坟前去祭奠，七七四十九天后就是“满七”了。汉川民俗认为若这天恰逢农历初七、十七、二十七，就是“犯七”。犯七，死者就有罪，一些孝顺的子女往往会从这天开始请三天善书，名曰：“做七”，为死去的亲人销罪化灾。村里许多乡亲都会来烧纸烧香、燃放鞭炮，为死者祝福祈祷。
第二、三年 “善终”善书开书时间均为死者忌日。第二年“善终”善书中的重要礼仪是“反哭”礼，即死者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里孙外孙要在讲书的三天中，在每天早晚书讲毕后，上讲书台对死者灵位叩拜哭悼。以表示对亡人的哀悼、思念之情。第三年“善终”善书中除了“反哭”礼外，死者的子女孙辈还要为死者行“虞礼”、“卒哭”等仪注。“虞礼”是安魂礼，即后辈们要在讲书三天中的每天早上开讲前，到坟前祭奠，三天进行三次。三次“虞礼”之后，最后一场书讲完的当天晚上，后辈上讲书台向死者行“卒哭”礼，又叫“永别鞠躬礼”。即向灵位供献茶、酒、饭、面条、果品、豆腐、肉食等。举哀后，阖家与善书先生们分享供品，以示死者向后人、先生赐福赐酒；后人、先生合孝受福。“卒哭”礼后表示三年满孝，第二天主讲先生会为死者子女“脱孝”。即主讲先生为死者子女洗头、剃须，换上红色衣服以示满孝。若是为母丧服孝，则还要请舅父来帮助死者的儿子剃头，无有舅父的，则由先生剃。至此，随着服丧期结束，三年“善终”善书也告圆满。
“善终”善书及其礼俗体现了“百善孝为先”的民族传统，现今社会，虽不必为一些礼俗所左右，但对老人以孝心相待，这一点还是值得提倡的。
善书先生将每年与东家约定的讲善书天数讲完后，东家要“小收善”；将约定的讲善书的总年数讲完后，东家要“大收善”。
 “小收善”和“大收善”可视为一种讲书结束的仪式，二者程序基本相同。首先东家和全体善书先生在讲书台上举行谢神、送神的仪式，即在神案前供献三牲福礼，焚香化纸，作揖叩首。感谢神灵先祖的庇佑。最后鸣竹送神。送神完毕后，东家要备办宴席酬谢先生。送走先生后，如是小收善，东家要制作炸面窝、蒸米粑、菜粉团之类的圆形食品阖村发放，以示当年善行圆满；如是大收善，则除此之外还要“施善惠”。这是体现善书劝善、行善极其重要的一环。所谓“善惠”，就是观众在观看善书时被书中情节感动或其情绪被说书先生感染，上讲书台往设在左角的“善惠箱”中投钱，这叫“打彩”；也有心中有某种愿望的观众，上讲书台向神祗先祖牌位画像敬香、叩头、许愿后往“善惠箱”中投钱，这叫“存善”。通常后者的金额大大高于前者。每年小收善时，无论是公书还是私书，当年所得的“善惠”都由村、族集体保管。到大收善时则将几年的“善惠”悉数拿出，接济经集体公议后认定的本村、族、社区中最为孤苦无告的老弱病残之人。“善惠”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体现了善书的现实公益性，体现了汉川乡间淳朴的民风，饱含着浓浓的扶危济困的人情味。
3 汉川善书结合当地节令和民俗的积极现实意义
汉川善书结合当地岁时节日及民俗这一文化事象产生了几个方面的积极现实意义。
3.1二者结合以后产生了寓教于乐的良好社会效果
汉川善书结合了当地岁时节日和民俗后，实现了“从书馆内走出去”，从而大大扩展了其受众面，无论是结合何种节令讲究和乡风民俗，汉川善书通过娱乐大众的方式教育大众的功效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从“教益于人、净化风气”的角度，收到了良好的“寓教于乐”的社会效果。
因为“善书是源于宗教的，初时的演唱近似于吟诵，和道士读文一样”；“旧日善书曲艺的思想体系属道教一脉而兼采儒、佛”。所以善书在成为一种独立的曲艺品种之初就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旧日讲善书时艺人所选择案传故事的伦理内容不但包括道教本身“天道承负、善恶报应”的生命伦理观，还吸收了儒家的伦理标准，如“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作为善行准则。并融合了佛教“积德累功、慈心与物、多建善行、慈悲为怀”的精神。实际上讲善书时选择的案传故事所建立和宣扬的是以道、释宗教规诫，以儒家道德规范为标准的立身处世原则；善书宣讲活动实践着儒、释、道三家宗教共有的劝善济世的道德理想，其道德伦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更为广泛而深入民心。在汉川尤其是乡间，把请善书、讲善书、看善书都视为“做善事”。是公开的、最具诚意的集中表明、体现自己向善之心及祈求福报的最好形式之一。善书艺人把自己的讲书活动视为“语善”，认为每讲一次善书对自己的灵魂都是一次净化；观众认为自己观看善书演出就是“视善”，因为观看善书会从故事中受到教育，有助于树立自己正确的善恶观，能比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某些行为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无论是自我反省或是自我肯定，都是一种善念，这种善念对提高自己的人格境界无疑是有所助益的。而人心中一起善念，则“吉神已随之”；东家请善书则被视为“行善”。公书无疑是一种公益性活动，即使是私书，包含有东家的请书事由和个人愿望，但从善书故事对人的教益等客观效果而言，私书与公书并无实质性区别，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公益性活动，是行善。最后无论是公书还是私书都会将所得的“善惠”救济村、族中的弱势群体，这更是一种现实意义上的善举。这也体现了汉川民间在理解、把握“善”的含义的精神实质时所表现出来的宽泛性与包容性。这种“语善”、“视善”、“行善”的观念在善书风行的地方是深入人心的，是具有可贵的社会价值的。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善书艺人、善书观众、请书东家三者以各自的方式实践与诠释“语善”、“视善”、“行善”，以求功德圆满，得当世福报的共识。无论是早期所选案传故事的内容以因果报应为主，人们对书台上所供奉神鬼先祖的顶礼膜拜及表现的敬畏之情和愿望诉求，还是大收善后“施善惠”的现实善行，其实质都表现了善书流行区域人们观念中的求善、向善之心；实践中的行善之举。
这里要说明的是，具有宗教意味的劝善说教是有明显局限性与消极性的，企图借助神佛的力量来惩恶扬善更是远离现代文明潮流。但在许多优秀的善书文本中，主人公并非消极地忍受苦难，而是勇敢坚毅地抗争邪恶、捍卫自己的人生权利。人所熟知的《四下河南》就是一个例子。因地方豪强陷害无辜而家破人亡的母女俩，从四川巴县四次赴开封寻求包公洗雪冤案终获成功;它是一个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善书案传，又被人改编为楚剧唱遍长江沿岸。其文化内涵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可见民间传统文化宝库中蕴含着许多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有待我们去发掘利用。虽然善书中不可否认地含有唯心成分，但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求村社、家族、家庭乃至个人的福祉。不能主观、简单、片面、甚至是武断地从迷信角度来理解。笔者认为，对这些从信仰角度来理解也许更为客观、适宜。信仰是人们意识、心理、信念对客观社会的主观反映，是有着悠久深长的精神渊源的。具体到善书所结合的一系列节令和民俗，不难看出这其实是人们的原始信仰与精神寄托相互渗透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了寄寓一个村社、家族、家庭和个人的美好期望、美丽幻想的精神家园；是人们向往平和、安定、幸福生活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
诸多的伦理道德规范在讲善书时通过人们乐于接受的民间文学曲艺表现形式播撒给人们，比起靠如政权等强制力量来贯彻显得更有效。用今天的眼光看，虽然 “善恶报应”的伦理观并不具有可通过试验方式观察、认定的实证科学性，但至少在善书风行的汉川民间，确实对当地社会道德的诟病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善书的劝善、祈福意图既结合了节令和民俗需要，也通过自己独特的宣讲演出形式感性、通俗地加以表现，而非空洞乏味、苍白无力的说教。许多人生道理在一个个精彩的案传故事中得到了生动演绎和诠释，潜移默化地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内在标准，成为群体的公共意识。向善行善、慎独自律、扶危济困已成为很多善书宣讲活动频繁的村庄不成文的村规民约，违反这些的人会受到公众的集体谴责。这些约定俗成的惯例，使人们实践自我信仰的向善、行善等现实行动有了量化标准。
汉川民间的人们在岁时节日和特定民俗背景下请善书、讲善书、听善书时，所进行的集体和自我的表明善意、表达善愿，实践善行、祈望善报这一系列综合活动，除去其中的唯心成分，可以说对内起到了净化心灵环境、提升人格层次的作用；对外如“施善惠”等现实善行则培养了村社共同体的集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其积极的社会意义，良好的社会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3.2节令民俗得以保存其鲜活生动的珍贵生命活体
汉川善书集中保存和再现了汉川及其周边地区大量的、成体系的、原汁原味的岁时节日讲究和传统民俗活动。是它们良好的物化载体和具有鲜活生动的反映形式、准确全面的记载内容的备忘录。
汉川善书这一既作为民间文学存在，又作为曲艺曲种存在的文化遗产从民俗学角度解读的话其自身就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动。“民间文学中含有大量的非文学现象，它们本身就是民俗”。汉川善书体现了这一民间文学、民俗学原理。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是关系密切的姊妹学科，二者从研究对象到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从来就是相互交叉，相互借鉴的。民俗学是一门研究民间传承文化的人文科学，民间文学也是民间传承的一种文化现象，因此，民间文学的研究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川善书所记录、承载、结合、表现的地方岁时节日讲究和传统民俗活动尽管是旧时代甚至是古老时期的产物，却又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它的特点正如一些学人所揭示的“像一块多棱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出不同的光彩。”它由许多层面构成，具有多重价值和光彩。
近年来随着“旅游热”的兴起，各地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地方特色文化活动和那些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一样，深深吸引着远方的游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许多地方实行“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文化活动中最重要的品种往往就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活动，它成为招徕外地游客的土特产品的一部分，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汉川善书这一复合型、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如能以自身的本体艺术特色，结合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岁时节日特色，地方民俗特色，加以深度的文化资源产业开发，如作为本地区旅游产业中的特色表演项目进行培植、包装、推广等等，使之走出目前主要以农村、乡镇为主的小天地，走进更为广阔的市场，一定前景美好、大有可为。
3.3汉川善书借之获得了极为广阔的传承发展空间
不断培育新的演出市场和观众群体，为汉川善书这一宝贵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创造良好市场条件，是汉川善书与汉川当地岁时节日和民情风俗紧密联系所产生的又一积极现实意义。
如果汉川善书仅靠馆书这种形式的话，那么其在观众群体中的辐射半径受地域空间限制，是比较小的，有明显的局限性。而任何一个艺术品种拥有一个认可、接纳、喜爱它并且成分广泛，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无疑是该艺术品种存在、发展乃至传承的基本、必要条件之一。
除本文前述的诸多原因之外，汉川善书能与本地节令和风俗很好结合还得益于汉川善书演出方式非常灵活，同戏剧、杂技等艺术形式相比，善书的人员结构简单，除了随身携带的醒木、折扇外，基本不需要任何表演用的服装和道具，这使它甚至可以深入到最偏远的农村。因而汉川善书结合了岁时节日和乡风民俗后，较之馆书或戏剧等其它艺术形式来说，其受众面更广。这使得汉川善书在汉川各地及其周边许多地区广泛传播，走进了千家万户。某些人口集中的地方请过几次善书后，在本地设馆常年宣讲馆书，反过来带动了馆书的发展。许多年轻人原来并不了解汉川善书，就是在本地请善书时，通过观看善书，被其独具魅力的宣讲、演出所吸引，从而了解、喜欢上了汉川善书，成为汉川善书的忠实观众和拥趸。在网络资讯日益发达，电影电视等现代娱乐方式即便是在农村也日趋普及的当代社会，许多传统曲艺品种都面临着观众流失甚至断层这一很严峻，很迫切的现实问题。一个曲艺品种的生存、发展、传承，除了政府部门是否重视扶持，业务主管部门的保护、引导工作是否有力、有效等外在因素是重要条件外，其自身艺术特质能否使不同时代的观众长久钟情，自身表演方式能否适应市场要求等内在因素则是决定条件。这些内在因素解决得如何，直接决定该曲艺品种能否拥有持续性的、比较稳定的、一定规模数量的观众群体。归根结底，有没有观众是所有曲艺品种繁荣或是衰亡的关键问题。
结合了汉川本地节令民俗 “走出去”的善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馆书观众辐射面窄这一不足。为汉川善书在培育新生代观众群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较好地解决了很多曲艺品种普遍存在的观众断层问题，这就意味着解决了汉川善书的远期市场问题；有了市场，汉川善书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发展的动力、传承的条件。这对于汉川善书长盛不衰，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稳定的观众群体，每一代艺人都能在前人基础上有创新、有发展；对于善书市场的开拓等方面，委实功不可没，起到了馆书无法代替的作用。如此一来，汉川善书才不会从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遗产变为只能供人凭吊的文化遗迹。
结    语
汉川善书因其结合了当地节令、民俗等因素，从而使之超越了单纯的民间文学和曲艺曲种的范畴，同时成为一种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俗活动。
汉川善书借当地节令民俗的翅膀开拓市场，传承发展，播撒教益。
人们通过善书，表现本地独特的风土人情，表达自己朴素的人生理想和善良的生活愿望的同时，也从善书中一个个渗透着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自强上进、勤俭质朴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案传故事中接受着现实的人格教益，并转化为“施善惠”等实际善行。据此看来，汉川当地节令民俗活动中的请、讲、听善书实际上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综观它的全过程，其实质是结合了人们“善”的精神信仰，贯穿了“好人有好报”的传统道德理念的村族社区公共群体的共同心灵实践和行为实践，对其所产生的对己自省、对人友善的客观效果如从大局着眼来看的话，可以说是和我们国家目前大力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乡风文明”等标准是并行不悖的。这类以劝善祛恶为特质的传统民间文艺，有助于强化至今仍有实际意义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我们自应努力加以保护，使之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汉川当地的岁时节日礼仪和民俗风情等这些独有的地方文化血脉反过来又借汉川善书之力得以保存和再现。
大到一个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城市、村镇，本地岁时节日和民俗风情的诸种讲究无疑是对这个地方传统文化基因的生动保留和很好的记忆。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地许多这种节令风俗在岁月的侵蚀下已经日渐消失，好多已经流逝殆尽，只能在诸如地方志等文字记载中去揣摩了。而汉川善书结合了当地的岁时节日和民俗活动后，系统地记录了这些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景观，大量保留了它们的生命活体，使这些宝贵的地方文化资源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没有湮灭于岁月风尘之中。
汉川善书同汉川节令和民俗的密切联系与良性互动及所产生的积极现实意义表明：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如能客观全面地认识自身特点，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尽力发挥自身优势的话，不但能对民众产生实际的益处，广受欢迎，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能为自身生存、传承、发展赢得左右逢源的广阔空间。这也许会为我国当前许多面临生存危机，处境尴尬甚至徘徊于濒危境况的传统民间艺术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注   释
 见《劝善书目提要》 汉川市文化馆馆藏资料。
 摘自《“2006汉川善书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家发言会议纪要》 汉川市文化馆馆藏资料。
 摘自善书剧本《白公鸡》 徐忠德 整理 《汉川文史资料丛书》第二十一辑 《汉川善书》第127页 湖北省汉川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独宣”相当于人物的独白。
 “对宣”即由两至三名宣词先生同时上场宣词时分别扮演不同角色时各自的独白。
 “答宣”即扶案先生根据书中情节以口语插白的形式配合宣词先生的宣词，二者也是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
也有仅独宣、对宣或答宣便可形成一场的情况。
《礼记﹒郊特牲》。
《周礼﹒大宗伯》。
汉川民间称之为“度阴”，即超度阴间的鬼。
汉川民间称之为“度阳”，即教育阳世的人。
如要讲“善终”台书，死者的子女会在死者去世当天到善书先生处下帖说明三天后开台，这期间先生们会根据东家的要求做这些准备工作。
公书为村、族长；私书为户主。 
一般为每年三天。
一般为连续三年。 
通常是宣词先生宣大段悲腔时。
魏文明：《汉川善书第一辑·理论研究》，《汉川善书音乐浅谈》第25-26页。湖北省汉川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王家瑞:《汉川善书第一辑·理论研究》，《汉川善书》，第9页。湖北省汉川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即认为先人犯有过失，积累日多，由后辈子孙负其过，前人为“承”，后人为“负”。如果为善，则前人集福，后人受荫；前人作恶，除自己要遭现世现报，还会祸及后人，这是对祖先、父母、子孙一家三代宗族血统的福祸根源而言。而且推而广之，认为天地人三统共生，如果人类作恶太多，则天地必降灾异，殃及后人。正是因为有这种天道所决定的承负，因此劝人为子孙后代着想，而行善积德，并方信修正道，可以断除承负而度成仙。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第26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5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详见刘守华《多棱的宝石—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命运的思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三期。
参考文献
1 张同成主编，《汉川文史资料丛书》第二十一辑，《汉川善书》，湖北省汉川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5年12月。
2张同成主编，《汉川文史资料丛书》第二十二辑，《善书案传》，湖北省汉川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7年12月。
3 张家麒主编，《文艺志》资料选辑（一），湖北省志《文艺志》编辑室编，1982年。
4 张远栋，《汉川历史文化风情》，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9年版。
5湖北省汉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汉川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年版  
6王军云编著，《中国的民俗与民居》，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