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元杂剧  传奇英雄  文化特征
　　论文摘要：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大致有历史英雄、草莽英雄与侠义英雄三种类型。这些英雄形象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大义之勇”、“至爱之仁”和“忠信之义”，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艺术作品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民间从 自身的观念出发对伦理道德的理解。
　　元杂剧作家通过对社会与人生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塑造出了类型繁多的系列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神奇而浪漫的传奇英雄无疑是最具艺术魅力的。他们或叱咤风云，令人刻骨铭心；或侠肝义胆，抒写了人生的辉煌；或救危扶困，受到了人们的景仰与歌颂。在这些难以磨灭的形象身上，有着作者对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传统文化意蕴。下面，本文就对这些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的文化特征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英雄形象的分类
　　本文把这些英雄人物大致分为历史英雄、草莽英雄与侠义英雄三种类型。但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突出他们主要的性格特征，并非每一个英雄都只能用一种类型来定义，因为侠义英雄和草莽英雄也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历史英雄和草莽英雄也具有不畏强暴、一诺千金、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侠义品质。
　　1．历史英雄
　　本文所谓的历史英雄主要是指那些在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人物，如廉颇、蔺相如、刘备、关羽、张飞、尉迟恭、薛仁贵、李存孝、赵匡胤等。这些人物曾经真实地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成为了人民群众心中不朽的记忆。但元杂剧作家们在根据他们的事迹进行创作的时候，却并没有严格遵守历史真实，他们或敷演一些史实，或虚构一些情节，甚至根据一些民间传说进行创作。wWW.11665.COM创作的目的只是为了突出英雄人物强大的意志力和坦荡无畏的胸怀，以及知难而进、百折不回的精神和赤胆忠心的品质。杂剧中的英雄形象，已经与真正的历史人物相脱离，所以，严格来讲，元杂剧中的历史人物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人物，他们包含了较多的民间文化因素，“带有较浓郁的民间文艺色彩”。
　　元杂剧中的历史英雄主要以三国戏和隋唐戏为代表。顾宇倩认为：“元杂剧中的三国戏，是对历代异彩纷呈的三国故事的一次大检阅。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民间的口耳相传的特点。由于融进民众的智能，它具有民间故事的丰富性。因为属于民间传说，所以虚构的题材、传奇的人物、曲折的情节，使它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它与一般的元杂剧中文人创作的历史剧，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带有浓郁民间色彩的英雄形象，常常使杂剧中的英雄人物带有民间大众的思想特征，更容易为广大老百姓所接受。
　　2．草莽英雄
　　草莽英雄多为民间传说或文学家们虚构的人物，他们中或许有少数人物在正史中有过记载(如宋江)，但更多的却是来 自民间传说。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主要以水浒戏为代表。与历史英雄相比，草莽英雄身上少一些力挽狂澜，改变历史走向的“伟人”气质，却多了一些平民气与草莽气。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并没有脱离“强盗气质”，常常说些杀气腾腾的话。如《李逵负荆》中“不假称王，而呼保义”的宋江既冷静沉着、度量宽宏，具有领袖的风范和长者之风，但也会说：“取这两副心肝，与咱配酒”，“旗帜无非人血染，灯油尽是脑浆熬”等极具强盗特征的话语，反映出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草莽英雄形象。
　　杂剧中的草莽英雄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渲染与审视。这一点与后世同类作品《水浒》有所不同，《水浒》中的那些英雄多是具有超人的神勇的“神”，比如打虎的武松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等。而元杂剧中的草莽英雄多为生活中真实的、可见的人，带着普通人生中人性的真相。如《争报恩》中贩卖狗肉的关胜；沿街乞讨的徐宁；被捕盗官军追得东躲西藏的花荣以及《燕青博鱼》中因欠店钱被赶出门，沿街乞讨的燕青等。
　　这些草莽英雄都经历着平凡人生的悲喜交加，也经受着常人所经受的种种遭际，其饥寒交迫、穷困潦倒之状，与常人无异。元杂剧作家把英雄的平凡性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具有了人性的真实。
　　然而，在这些草莽英雄的身上却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从外表上来看，他们都是爽直粗莽、勇武有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从性格方面来看，他们都有着强烈的善恶是非标准，如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好抱打不平，甚至可以为伸张正义而甘愿赴死。这种品质的生动演绎，体现了元杂剧作家对生命真实本相和人生真相的寻绎，也代表着老百姓的理想与愿望，其中的内在意蕴在民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更能经得起长时间和多方面的审美玩味。
　　3．侠义英雄
　　侠义英雄与草莽英雄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如他们都是不畏强暴、疾恶如仇，为伸张正义而甘愿以死相搏的义士，其所作所为都符合社会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而且都受到了社会的崇拜与赞美。本文之所以单列侠义英雄一类，主要是为了突出其一诺千金、舍生取义、慷慨成仁的侠义品质。
　　最早提到“侠”这一概念的是先秦时的韩非子，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侠”基本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以武犯禁”是对社会法律制度的一种挑战，必然会对社会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所以站在统治阶级立场的韩非子才会对侠进行否定。然而当侠的行为与“义”相结合时，便成了中国人所崇拜的英雄。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即道义所在。侠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景仰与崇拜，在于侠可以为某种伦理原则而甘于牺牲和奉献的精神理念；在于侠在分担他人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并誓死与这种苦难抗争的精神。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伍员吹萧》中放走伍员的养由基，为保守秘密而以死相殉的浣纱女，渔翁，义无反顾去帮助伍员复仇的勇士专诸等。在这些侠义英雄身上，代表了作家对于人生的理想与奋斗、超脱与抗争的向往，代表了对于生与死、灵与肉激烈对抗的执著追求。正是由于社会对人类的伦理精神的肯定，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使得生命的进程得以肯定。 
　　侠义英雄并不一定都是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而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代表，是一种文化角色，侠之所以为侠，本质上是由于对世界的强烈关怀。人们尊重侠，主要出于对这种关怀的尊重。元代文人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堕落，对生命的威胁时时存在。生命的易逝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价值观的凋零使他们倍感苍凉，这些侠义英雄在舞台上的频繁出现，其实是杂剧作家为了寻求远去的侠义精神和找回昔日锄强扶弱的慷慨之士，蕴涵着强烈的传统道德观。
　　英雄形象的文化特征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英雄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虽然可以根据其历史地位、性格气质以及行为特征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然而作为英雄形象的整体，在弘扬精神力量方面却有着一些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共同的、本质的和特有的内涵。
　　1．大义之勇
　　勇是英雄最显著的特征，英雄无勇，也就不能算作英雄。孔子认为：“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孟子认为：“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苟子认为：“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苟子·荣辱篇第四》)。可以看出，儒家对勇的理解与义紧密相连，勇一定要在坚持道义的基础上才是真正的勇。与传统文化中对勇的标准一脉相承，元杂剧中对英雄的塑造也严格按照这个标准进行。虎牢关力战了十八路诸侯的张飞固然是勇的化身，然而在《战吕布》中“威镇于虎牢关，天下十八路诸侯”、杀得主帅孙坚不敢应战的吕布又何尝不勇呢?为何张飞的勇会得到人民大众的肯定与喜爱，而吕布之勇却让人觉得厌恶?这里就涉及到了“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这一命题。张飞的勇代表着正义，而吕布在杂剧中是反面人物，他的勇不符合社会的利益，是与义相违背的，当然得不到人们的认可。

　　《单刀会》中的关羽冒险过江，毅然赴会的勇气固然令人敬佩，然而他只身过江东并不是好勇斗狠，酷嗜征战仇杀、天不怕、地不怕的血勇之徒。而是在坚持道义中所表现出来的无所畏惧。剧中的关羽不但有“匹马单刀镇九州”的超人本领，而且具备卓越的政治见识，排山倒海般的气势风度。他一亮相，便从刘邦开国谈到天下三分的过程，指点江山，纵论古今，气度不凡地论述了楚、汉的兴亡得失。他坚毅执着，如山岳惊涛，万千困难不可摧折。他谈笑风生，大义凛然，举手投足之间，便能破敌制胜。 
　　《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为保全赵家命脉，不但能做到以亲子来假冒赵氏孤儿，而且在屠岸贾信以为真派人搜出婴儿，当着程婴的面三剑剁死程婴亲子的大变故中，他从容不迫，忍痛不语，冷静自若，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平静。这样的勇与历史上英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沉着与冷静同样有着惊心动魄的感染力量，都是大勇的表现，是坚强而完满的生命的象征，元杂剧中的英雄用他们的生命和超凡的勇向我们显示了生命的意义应该是什么。 
　　2．至爱之仁 
　　仁是儒学的理论基石，是孔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孔子所讲的仁，源于孝悌，再从孝悌层层向外推广，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最后达到“泛爱众”。在孔子看来，“仁”的精神是从主体身心出发，超越血缘关系而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 ”’(《论语 ·颜渊》)。这是“仁”的精神的最重要特征。元杂剧中的传奇英雄身上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这种传统文化特征。《单刀会》中的关羽明知鲁肃为讨还荆州，设下圈套却毅然到江东赴宴，固然充分表现了他智勇过人的光辉形象，但关羽冒险过江东，并不是要逞一己之勇，而是为了不使人民再遭涂炭，是要以最小的代价稳定动荡的军事局面。在江东，关羽和鲁肃面对面交锋之前，他义正辞严，酣畅地敞露心曲，惨切地感叹战争，以古代吴、越纷争使两国百姓饱尝战乱之苦的惨痛的历史教训，力斥鲁肃的阴谋，及时平息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纷争。这里的关羽，是具有极大仁爱之心、消弭战争的英豪，是用自己的实践去达到仁爱的最高境界的英雄。 
　　儒家的仁爱没有特定的对象，只有一个美好的愿望，“纵横港汉一千条，周围方圆八百里”(《双献功》)的梁山泊是光明的所在，正义的象征。剧中受压迫的人往往要到梁山告状、求助。《李逵负荆》、《燕青博鱼》杂剧中出现的“忠义堂”、“替天行道”等不仅仅是英雄们为了对抗官府所提出的政治口号，而且也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是作者所倾力赞美、歌颂的对象。《渑池会》中的蔺相如在遭到了廉颇的侮辱与殴打时，却为了不使“士马相践，庶民涂炭”，从容忍受，并说“俺为臣者当要赤心报国，岂记私仇呵!”表现了关心人 民的思想。
　　在《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听到王林说女儿被他最尊敬的大哥宋江、鲁智深抢走，并拿出红绢褡膊为见证时，便怒气冲天地回山追查，他大怒，就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为的只是对人民的同情。所以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仁是最高的道德表现，是不断企及的理想和目标。
　　3．忠信之义
　　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义的观念对塑造中国人的道德直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早在《礼记 -中庸》中就有：“仁者人也，义者宜也”的论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义，善也。引申之训也。从羊者，与善、美同意。”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就是讲君子应该把义放在个人道德修养的首位，并作为本质内容。
　　民间受孔子正统道德观的影响，把主要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的“义”在生活中具体化为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扶助以及知恩图报的原则。元杂剧中许多三国戏所表现与弘扬的就是义的道德标准，杂剧中的关羽就是“义”的化身，他不为曹操的高官厚禄所动，最终演出“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的壮举，体现了“义”这一道德原则在封建社会中之价值。 
　　水浒戏也对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替天行道”的政治口号本身就认为梁山好汉所从事的是一种义举，梁山事业的凝聚力就是义气。《单鞭夺槊》中在原来的主人刘武周死后李世民来劝降时，坚持要为其先主服孝三年，以“尽君臣礼”。既是忠的体现，又是内在的义的道德标准的外现。归顺李世民后，他发誓：“我必然舍这一腔热血，为国家出力”，也是出于感激李世民对他器重的义举。
　　元杂剧中所描写的这一切，对于市井读者却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在生活中所崇尚的。关羽后来成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固然与统治者要求人民效忠有关，却也离不开民间从自身的观念出发的理解。
　　结语
　　元杂剧的作家们把英雄的理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融会于对生活的哲理思索之中，以英雄形象引导读者和观众主动走进现实生活，去感悟生命的意义，更多地以理性的认识去剖析正在经历的生活的品质，去思索英雄人物悲壮生活历程中所容涵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人生、人性、人道的情感体验，从而激发读者以潋隋、灵感和理性浇灌出生命之花。
　　参考文献：
　　[1]丘振声．三国演义纵横谈[m]．台北：晓园出版社，1991．
　　[2]顾宇倩．元杂剧中三国戏艺术管窥[j]．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6) 
　　[3]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上海：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