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是“复制”还是“创造”,一直以来有着很多的争论。人们从语言学、语义学以及文化差异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笔者在本文中,从词语文化和无词文化两个方面简单论述了自己的观点:翻译除了“复制”和“创造”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东西,即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了解和理解以及对两种文化的操纵。
　　【关键词】复制 创造 词语文化 无词文化 　　
　　翻译是“复制”还是“创造”,长期以来存在着很多的争论。笔者认为,翻译的“复制”和“创造”论点并不相矛盾,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复制”和“创造”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复制”和“创造”并不是翻译内容的全部,因为翻译的首要任务是文化交流。有文化交流就必然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问题,而这种文化差异光靠“复制”和“创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翻译除了“复制”和“创造”以外,还有着别的东西,即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理解、了解以及对两种文化的操纵。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文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最早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 s. sapir)认为是:“一个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是什么。”而我国的俞约法先生认为:“对文化一词的含义,世界各地因国家和因人而异,众说纷纭,定义数以百计,没有一个为所有人或大多数人所能接受的共同定义。不同人心目中对‘文化’有不同的理解,并根据这些理解作出不同的解释。WWW.11665.cOM”文化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血肉相连。文化因素无孔不入地渗入了语言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种具体的民族语言,总是同该民族的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语言的应用,文化的交流,翻译的实践归根到底都离不开对语言的民族文化背景的了解。
　　对于文化背景的了解,专业人士可以作专题研究,以分析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差异。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不现实的,他们只能从文学作品、电影作品、杂志报刊等译作当中了解、感受不同文化的差别,从而达到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和欣赏,其中,文学作品的译作起着尤其突出的作用。因而,对广大文学作品的译者提出了更高一层的要求。下面,就此谈谈笔者一些肤浅的认识:
　　如何在翻译作品中体现不同文化的差异,从而既能保留原作的精髓,又能取得译作读者的共鸣,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 词语文化
　　
　　前苏联e. m维列夏金和b. t科斯托马罗夫把词语叫作“作为民族文化信息载体和渊源的语言称名单位”。这其中,在翻译过程中,进行双语转换时,词语可以分为:1、无等值意义词;2、有背景意义词;3、有文化感情色彩词;4、成语典故;5、格言警句,包括俗语、谚语、名言、该国的政治口号以及科学公理和公设(特别是反映该国意识形态者);6、礼节用语和客套话。
　　(1)无等值意义词指的是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无法对译的词语。泰勒强调“文化是由人类生活经验获得的智慧”。而不同人类的生活经验,不同民族的社会结构,不同的历史和地理等因素,势必会造成某些独特的文化现象,就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并且反映了该民族的信仰和情感(吴国华,1990)。因而独特的文化现象也会导致独特的语言现象,例如“文艺复兴”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仅只有“复兴”(renaissance)一个词,它代表着一种对古文化的怀念,是古代文化的复兴,是把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文化从中世纪基督教的蒙昧主义中拯救出来。它的贡献远不只限于文化方面,它更重要的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复兴”之后,人们敢于计算天体、敢于探险全球,也正因为有了这样大的思想解放,才产生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欧洲文明。而且,严格地讲,中国的“旗袍”、麻将”、“气功”、乌纱帽”、坐月子”、“穿小鞋”以及文革中产生的“牛棚”等词,在英语中也是没有对应的词的。另外,英文中的“privacy”就被钱歌川先生列为不能翻译的字句,他认为,字典上译作“隐遁”“退隐”、“秘密”、“内幕”、“不为人目所见之事”等,都未能把“privacy”这个词所具有的主观的感觉表现出来。
　　(2)有背景意义的词,指的是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某些层面意义有差别的词语,或因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潜在观念有差异的词语,还有就是某些具有特定文化背景意义的词语。
　　如郭沫若《白发》一文中“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的“慧心”一词就很不好翻译。“慧心”是佛教用语,指能领悟真理之心,英文中没有十分贴切的对应词。张培基先生将其译为“feeling heart”,也算是成功之作了。又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有这样的感慨:
　　he made you a high 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 - widowed.
　　根据中国人的观念,在表达感情时以含蓄为美,过于直白就似乎失去了美感。所以,朱生豪先生是这样翻译这两句的:他要借你作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房的怨妇而死去。
　　(3)有文化感情色彩的词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词语褒贬意义不同,有些东西在一种语言中可能是正面的,能让人产生美的联想,而到了另外一种语言中,就可能变成反面的东西,使人产生不好的联想。还有一些词,在一种语言中是中性,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可是到了另外一种语言中就变成了褒义的或是贬义的,带上了浓厚的感情色彩。较为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杨宪益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将北静王向贾政夸赞“令郎真乃龙驹凤雏”直译为:
　　your son is truly a dragon's colt or young phoenix.
　　且没有加注,恐怕难以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因为,尽管我国把龙当作高贵和权力的象征,但在西方各国,“龙”却是一种邪恶的动物,是“凶残”的象征。
　　再有如“农民踊跃交售爱国粮”中的“农民”一词,汉语言者会很自然地把它与英文中的“peasant”联系在一起,但若真“peasant”来翻译本句中的“农民”,欧美国家的读者就会觉得难以理解了,因为英文中的“ peasant”一词通常指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贫困、无知、社会地位低下的农业劳动者,甚至还带有“乡巴佬”的贬义色彩。这些人收入微薄,是根本不应该向国家交税的,怎么可能“踊跃交售爱国粮”呢?而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农民”是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民,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之一,是国家的主人。而且中国的农民还素以勤劳朴实著称,所以汉语中的“农民”一词不带任何贬义色彩。由此可见,二词所表示的内涵并不相同,所附带的感情色彩的差别就更大了。
　　(4)成语典故 成语典故均是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语言使用的结晶,它们往往寓意深刻,民族色彩浓厚。如果运用恰当,就能深入浅出,画龙点睛,寥寥数字就能把意义传达无余,使人听后能得到深刻的印象。但由于它们和各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地域特色、礼仪制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其间的文化差异现象就愈发明显。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妥善处理成语典故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首先看“狗”这个词,由于在汉、英两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观念截然不同,汉语中带“狗”的成语典故大多都带有贬义: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头军师、狗咬吕洞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等。而英、美等国家人却视狗为忠诚的伴侣,家庭的成员之一,爱狗如爱子,因而涉及狗的成语典故也多带褒义:

　　a lucky dog / 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
　　every dog has his day.
　　也正因为这种传统观念的巨大差异,dog eat dog并非“狗咬狗”,而是“同类相残”,二者感情色彩大相径庭。再如,汉语说“雨后春笋”,英语说spring up like mushrooms,反映了各自的地域特色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还有因各自生活经验的不同,而赋予了词语以不同的感情色彩。如中国人因“牛”在生产劳动中是人们的好帮手,因而对“牛”有特别的好感,不少褒义的成语典故都以“牛”为喻,甚至连喝酒也以“牛饮”来喻其豪爽。而同样的情况,英国人则用“drink like a fish”。此外还有“鸡皮疙瘩”、“杀鸡取卵”,英文则说goose - flesh 、kill the goose that lays golden eggs,在此,鸡变成了鹅。
　　以上这些成语典故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存在着差异,但都还是可译之词,在英汉语言的成语典故中,还有不少是不可译的。如,汉语典故中的“杯弓蛇影”、“巫山云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助纣为虐”......和英文中的“the albatross about one's hang”、“ balaams ass”、“carry coals to newcastle”、“show the white feather”......该如何译?若直译出来,译语读者恐怕很难领会其中的寓意、趣味。若加注或释义,也会损失其大半的神韵。但对于成语典故,目前似乎也只能做到直译加注或释义了,这也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
　　(5)格言警句,包括俗语、谚语、名言、本国的政治口号以及科学公理与公设等等,这些都在以上四点中有所反映。
　　(6)立即用语和客套语,由于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而语言又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因而文化的差异势必导致思维的撞击。这一点在礼节用语饿客套话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
　　有一个经典的译界消化就是当西人称赞一清朝官员的夫人漂亮时,此官员很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这很符合中国人谦逊的礼仪习惯,可随译人员却直译过去“where? where?”弄的啼笑皆非。而类似的笑话和类似的尴尬场景在现在也不时可以见到。中国人路上相遇习惯问“哪里去?”或“吃过了没有”,外国人很不习惯;在广东南部,听见人家打喷嚏,会说“吉星!吉星!”;在英国,人们则会说“bless you!”在中国,学生见到老师会说“老师好!”而在英美国家,学生称呼老师一般在姓氏前冠以mr. mrs.或miss.另外,中国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不但对父母亲不能直呼其名,对老师直呼其名也会被认作大不敬的行为;而在英美国家,不但儿子可以直呼父母长辈的名,而且学生与老师的关系越密切,就越有可能直呼其名。
　　
　　2 无词语言,除了体态语以外,还有主客观手段与感觉手段等,它们同文化背景有着深切的关系,也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1)体态语是动作者为不使对方感到难堪、窘迫或尴尬,把直陈过去会伤害对方感情的信息用身体语言传递过去。如在中国,主人不停地打呵欠或看手表,这是在含蓄地提醒客人及早离开。西方人则故意表现出坐立不安、擦眼镜或剪指甲等貌似下意识的动作表现主人不耐烦的心情。在美国,接吻已是公开常见的礼仪,而在中国接吻却只是情侣间表示爱的一种方式。美国人用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表示ok;而欧洲人将此视为猥亵下流。
　　(2) 主客观手段主要是指动作者利用自身器官或其它器具向他人传递信息,分别构成主、客观手段。例如,中国古时的锣和鼓是两件常用的传递信息的器具,在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鸣锣开道,告知重要官吏的来临,要求平民回避、让路人肃静。击鼓喊冤,则是百姓敲打设在官衙门前的大鼓,催促长官升堂听讯。擂鼓助威,是古战场上鼓舞士气的有力方式;而鸣金收兵,则是给正在搏斗厮杀的将士下达停止战斗的命令。再有如日本电影《幸福的黄手帕》中那挂满一树的黄手帕也在传递着一个“谅解”、“接纳”的信息。
　　(3)感觉手段,其应用范围广泛,包括图像、色彩、服饰、标志等,也包括一些面部表情及身体动作等体态语。如在我国,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而团徽则是共青团员的标志;在西方国家佩戴十字架胸章则是基督徒的标志。中国的新娘穿红衣,因为红色在我们眼中是吉祥与幸福的象征;而西方的新娘则穿白色婚纱,因为他们视白色为贞操与纯洁的体现。非洲黑人扭屁股表示对客人的热烈欢迎,而我们传统上用拱手作揖表示致敬欢迎。
　　综上所述,语言手段与非语言手段相结合,构成了人类完整的文化交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翻译提供了可行性,同时又带来了障碍。而翻译,应该尽量增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缩短由于缺乏了解甚至误解而产生的障碍和距离。王佐良先生曾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吕叔湘先生又说,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所谓“杂”,既指知识的广博。由此可见,翻译实践中除“复制”与“创造”之外,了解掌握文化背景知识对保证译文质量,促使译者忠实、准确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和精神风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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