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变　创新　诗史精神
　　论文摘要:《四库全书总目》站在诗歌史的高度，纵论千余年诗学之演变，继承中国传统“变”的哲学思想，以“变”来通论诗学发展，揭示出诗学演变的规律，以“变”来强调诗歌的创新，从而表现出独特的重变的诗史精神。
 　　“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易传·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将这一“变”的基本哲学思想运用到诗学中，就产生中国诗学所特有的诗学思想和诗学精神。《诗经》有正有变，有变风，有变雅。由此而下，“变”在中国文学思想中，成为历代诗学家所关注的话题，成为探求和总结中国诗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念。
    清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结时代，也是古典诗歌集成而终结的时代。从清初至《总目》开始编纂的乾隆三十八年这一百多年里，诗学思潮风起云涌，诗学流派层出不穷，诗学主张日新月异。总结与反思百年诗学的历程，宗唐也好，宗宋也罢，清诗的自我风貌已经形成，诗人不再为一主张争执不休，《总目》的编纂正好有了一个对包括清诗史在内的二千余年诗史进行全面总结的机会。《总目》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担当了诗史总结的责任。
    许多人认为《总目》是一部以传统的书目提要为体裁的考证之作，考证固然精深，辨析极其详明，而对其理论色彩则未加观照和分析。《总目》是一部颇有理论色彩的学术史巨著，在其众多的提要中蕴涵着丰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史信息，而其基本的学术思想或称为学术史哲学思想，就是重变。wWw.11665.CoM《总目》“经部总叙”开宗明义，就以一个“变”字，概括描述了二千余年中国经学的历史流变，在经部《易》类小序中，同样从“变”的角度，将两千多年的易学史精练地概括为“两派六宗”，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对我国传统的经学史、易学史进行了总结。
    对于诗歌史，《总目》更是注重“变”，其以“变”论诗歌演进的论述极其精妙。如论宋诗之变:“盖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拓之朴雅。元拓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杨)载生于诗道弊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这里指出了宋诗三变:第一变是由西昆体到元拓体，第二变是由元拓体变到江西诗派，第三变是由江西诗派变江湖派。每一次都是宋诗自我革新的需要，是宋诗的创新要求。
    清诗在对明诗的反思与批评中发展起来，是在对明诗的反拨和超越过程中逐步形成自身的艺术风貌的。《总目》不仅指出明诗的弊端，而且将明代诗歌的演进历程精辟地概括为“三变”:
　　明之诗派，始终三变:洪武开国之初，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永乐以迄弘治，沿三杨台阁之体，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也冗杳肤廓，万缘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是以正德、嘉靖、隆庆之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崛起于前，李攀龙、王世贞等奋发于后，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夺长沙之坛站。渐久而模拟票(窃，百弊俱生，厌故趋新，别开蹊径。万历以后，公安倡纤诡之音，竟陵标幽冷之趣，么弦侧调，嘈嘴争鸣。桃巧荡乎人心，哀思关乎国运，而明社亦于是乎屋矣。
    仅用了二百多字就勾勒出明代二百七十多年诗歌发展的简史，以这“三变”为主线，勾勒出明诗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约三十五年):从洪武初年(1368 )到永乐初(1403 )，这一阶段的诗坛特点是人心浑朴，一洗元季之绮靡。作者各抒所长，无门户异同之见。一变:变为“台阁体”诗。
    第二阶段(约一百多年):从永乐初年(1403)到弘治末年(1505 )，这一阶段统治诗坛的是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其特点是“务以春容和雅，歌咏太平”，其弊端则是“冗沓肤廓，万嚎一音，形模徒具，兴象不存”。二变:变为前、后七子之诗。
    第三阶段(约六十六年):从正德(1506)到隆庆末年(1572)，正德、嘉靖、隆庆之间的六十多年时间里，主盟诗坛的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他们以复古之说，递相唱和，导天下无读唐以后书，天下响应，文体一新。时间一久，则模拟剿窃，百弊俱生，诗人们于是厌故趋新，别开蹊径，诗坛又发生了变化。三变:变为公安派、竟陵派。
    第四阶段(约七十年):从万历(1573 )直到明末(164.4 )，出现了“倡纤诡之音”的公安派和“标幽冷之趣”的竟陵派。

    其概括力强，语言表达精练，令人信服。论述一代诗歌的演变是如此，论四代诗歌之演变也是如此，《御定四朝诗》提要云:“唐诗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偶初学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明而未融;杨亿等倡西昆体，流布一时。欧阳修、梅尧臣始变旧格，苏轼、黄庭坚益出新意，宋诗于时为极盛。南渡以后，《击壤集》一派参错并行，迁流至于四灵、江湖二派，遂弊极而不复焉。金人奄有中原，故诗格多沿元佑，迫其末造，国运与宋同衰，诗道乃较宋为独盛。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诗》曰:‘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岂虚语乎!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杨、范、揭以下，指不胜屈。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杨维祯负其才气，破崖岸而为之，风气一新，然讫不能返诸古也。明诗总杂，门户多岐，约而论之，高启诸人为极盛。洪熙、宣德以后，体参台阁，风雅渐微。李东阳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阳已崛起与争，诗体遂变。后再变而公安，三变而竟陵，淫哇竞作，明柞遂终。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长短。这里纵论宋、金、元、明四代诗歌，其视野极为宏阔，短短三百八十多字，将四代诗歌的演变轨迹描述清楚，没有精深的诗学修养，没有宏观全面的把握，没有精练准确的语言表达，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纪的诗论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种站在诗歌史的高端，对诗歌的演进发展轨迹进行鸟瞰式的扫描，并加以高度精练总结的手法，是《总目》总编纂官纪晌的擅长。他在《冶亭诗介序》中对唐末至清代的诗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论述:

　　唐末诗狠琐，宋杨、刘变而典丽，其弊也靡;欧、梅再变而平畅，其弊也率;苏、黄三变而患逸，其弊也肆;范、陆四变而工稳，其弊也袭;四灵五变，理贾岛、姚合之余绪，刻画纤微， 至江湖末派，流为鄙野，而弊极焉。元人变为幽绝，昌谷、飞卿遂为一代之圭桌，诗如词矣;铁崖矫枉过直，变为奇诡，无复中声;明林子羽辈倡唐音，高青丘辈讲古调，彬彬然始归于正;三杨以后，台阁体兴，沿及正嘉，善学者为李茶陵，不善学者遂千篇一律，尘饭土羹;北地、信阳 挺然崛起，倡为复古之说，文必宗秦汉，诗必宗汉魏盛唐，绰厉纵横，铿锵震耀，风气为之一 变，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于后七子，剿袭模拟，渐成案穴;其间横轶而出者，公安变 以盛巧，竟陵变以冷峭，云间变以繁}t，如堡堡附，无以相胜也;国初变而学北宋，渐趋板实， 故渔洋以清空缥缈之音，变易天下之耳目，其实亦仍从七子旧派，神明运化而出之。
　　他认为:“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者也。有一变，必有一弊;弊极而变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正所谓变弊相生，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变，是诗歌史发展的源动力之所在，正如顾炎武所说的:“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之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叶燮也认为“变’，是必然的趋势:“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总目》正是成功地运用了“通变’，的诗史观，抓住了诗歌发展史上“变”的核心，体现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哲学思想，从而做到“通观”数代，才高，胆大，识深，力宏，言精，在宏阔之中表现其非同凡响的重变的诗史精神。
　　《总目》重变的诗史精神揭示出诗歌发展的必然规律:变，是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审美情趣的必然追求，诗歌只有求变创新，才能具有艺术价值和生命活力。《总目》重变的诗史精神是对传统通变观和诗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宋代朱熹在论述古今诗歌时就从诗法、诗作演进的角度论述了古今诗的“三变”，他说:“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来，下及初唐，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清代诗论家叶燮论诗更是注重“正变”，他从“变”着眼，考论《诗经》到唐代的诗歌史发展:“《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  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牵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淡远  ……此外繁辞褥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  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总目》则正好是上接叶燮，从唐末论到明，甚至到清。两者的表达方式是相同的，句  式也相近，由此可以看出叶燮诗论对《总目》的影响。
　　《总目》认为宋诗发展到元诗是“穷极而变，乃复其始”的周而复始的新的发展过程，这一认识与叶燮“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的著名比喻是一致的。在论述宋、金、元、明四代诗歌的演变时《总目》指出:“四朝各有其盛衰，其作者亦互有长短。”这一诗史观，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它不是传统的退化论的文学观，而认为诗歌艺术是不断成熟、不断发展、不断变化、不断创新的。其观点与叶燮“不必拘泥前盛后衰”的诗史理论是相通的，叶燮说:“就一时而论，有盛  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正如蒋寅先生所指出的，这一诗史观“已超越简单武断的进化论或退化论观念，真正深人到诗史的实际过程中”。是关于诗史运动的周期性与阶段性的学说，《总目》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