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儿歌语言的均衡美主要表现在辞格的运用方面,体现语言的均衡美的主要修辞手法有对偶、对照、排比、顶真、回环。儿歌语言的均衡美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固有特征所衍生出来的文化心态及审美情趣。
关键词:儿歌语言;均衡美;修辞手法;文化渊源
均衡，是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培根说：“绝妙的美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海森堡说：“美是各种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固有的和谐”[1]。均衡为美是中国人一种极其普遍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追求，正如刘勰所说:“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事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在右服发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踸踔而已。”[2]儿歌语言也尽显均衡之美，笔者试加分析并探究其文化渊源。
一、儿歌语言体现的均衡美
儿歌语言的均衡美主要表现在辞格的运用方面。根据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体现语言的均衡美的主要修辞手法有对偶、对照、排比、顶真、回环。这些修辞手法在儿歌语言中随处可见。
(一)对偶
修辞学家陈炯指出:“倘从文化语言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对偶,这种汉语中独有形态的辞格，汉文化中的珍品,最富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历来为汉族人民所喜闻乐见,广泛运用。”[3]事实的确如此。而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辞格,其特点就是句子成队、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相关。像“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都是对偶名句。WWW.11665.Com当然，儿歌的对偶不像古诗对仗那么讲究“工对”，连词性、平仄、韵部都务求规整统一，而是多用更为自由灵活的“宽对”,彼此只求“大概对应”即可。从上下联意义上的联系来看,其对偶可分为三种:一是正对。这是儿歌对偶形式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其上下联意义相近,内容互补,彼此往往从两个角度、两个侧面说明同一个事理或抒发同一种感情。如（1）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不如我们草原的羊儿多；天边漂浮的云彩白呀，云彩白，不如我们草原的羊绒白……——《草原赞歌》
（2）两个小娃娃呀正在打电话呀，“喂喂喂，你在做什么？”
“哎哎哎，我在学唱歌。”……——《打电话》
（1）句抒发了草原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无比赞美之情；（2）句凸现了小娃娃的快乐活泼。由于对偶辞格上下两句之间字数相等,意义关联,轻重得当,其均衡对称之美一目了然。
(二)对照
“对照”就是把两个对立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对偶是形式方面的对称和均衡，对照是内容方面的对称和均衡。如（3）“小槐树，结樱桃，杨柳树上结辣椒，吹着鼓，打着号，抬着大车拉着轿。蚊子踢死驴，蚂蚁踩塌桥，木头沉了底，石头水上漂。小鸡叼个饿老雕，小老鼠拉个大狸猫，你说好笑不好笑。”——《小槐树》
这类儿歌幽默诙谐，可使儿童轻松愉快，也可训练儿童辨别事物的能力。
(三)顶真
用上句结尾的词语做下句的起头，使邻近的句子首尾蝉联、上递下接的辞格,就是“顶真”,也称“联珠”。如（4）“野牵牛，爬高楼；高楼高，爬树梢；树梢长，爬东墙；东墙滑，爬篱笆；篱笆细，不敢爬；躺在地上吹喇叭”—— 《野牵牛》
（5）“小调皮，做习题。习题难，画小雁；小雁飞，画乌龟；乌龟爬，画小马；小马跑，画小猫，小猫叫，吓一跳。”——《做习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凡运用顶真手法的句子,不仅上下相连,语意贯通，而且彼此也都大体字数相等，结构相同，因而也呈现出一种均衡对称之美。
(四)回环
回环就是重复前一句的结尾部分，作为后一句的开头部分，又回过头来用前一句开头部分作后一句结尾部分。其特点是前后词语、句式相同而语序不同,彼此意思也各异。当然，儿歌的回环,彼此之间只要“大体相同”即可，不必字词全同。如“骆驼驮着货，货用骆驼驮。”（《夸骆驼》）就是以回环形式，用以赞扬骆驼的吃苦耐劳精神。
（五）排比
就是把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如“什么好？公鸡好，公鸡喔喔起得早。什么好？小鸭好，小鸭呷呷爱洗澡。什么好？小羊好，小羊细细吃青草。什么好？小兔好，小兔玩耍不吵闹。”（《什么好》）就是以排比问答的形式启迪儿童的心智，唤起儿童对各种事物的注意，帮助儿童认识理解周围的世界。
二、儿歌语言均衡美的文化渊源
为什么儿歌创作者喜欢运用对偶、顶真、回环、排比等这些富有整饬均衡之美的辞格？我以为,根本原因在于由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固有特征所衍生出来的文化心态及审美情趣使然。具体有三:
一是传统诗歌创作手法的秉承。如顶真修辞手法,在《诗经》中就有体现。如《大雅·既醉》第二章结尾是“介尔昭明”,第三章起头便说“昭明有融”;第四章结尾说“摄以威仪”,第五章开头就是“威仪孔时”,如此蝉联,直至八章。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前八句都是顶真。
二是与传统思维有关。江南曾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修辞》一文中认为,汉语修辞对偶等辞格的昌盛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待观有必然联系。事实的确如此。而所谓的二元对待观，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且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相互兼容而非水火不容。《周易·大传》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阴阳说”,《老子》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有无说”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具体到语言修辞,则强调“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4]所以,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达相反或相关的意思,以求彼此均衡对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便是。
三是与汉语特征有关。从书写来看,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汉字是表意为主的方块文字，可以不多不少地字字连写，规整排列，显出立体感,给人予均衡对称的视觉美感。从语音来看,一方面,汉语多是单音语,可以一音对一音,彼此弄得非常整齐；另一方面，汉语元音较多又有辅音相间，加上声调的抑扬顿挫，颇有音节整齐、音调铿锵、上口悦耳的听觉美感。那么，长期耳濡目染这种语言文字，势必生成一种追求均衡完整的心理趋向。朱光潜先生就深有体会地说:“用排偶既久,心中就无形养成一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便不由你不想到‘绿水’……”。[5]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人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偏爱平衡对称、以均衡为美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大家都喜闻乐见,广泛运用,也就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定势，因而自古而今，长盛不
衰。王希杰在《略说汉语、汉语修辞和汉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在历史上,四六对偶曾被当作美的典范,虽然‘五四’时曾是新文化的打击对象,但是直到今天,单双音节的对称搭配,对双音节的偏爱,依然有
强大的势力,这反映了汉人的均衡美感,对称心理的强大优势和巨大生命力。”[6]而儿歌本身就是人们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的艺术载体，其作者和受众也以均衡为美当然不足为奇。
参考文献:
[1]钱德拉塞卡，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不同的创造模式，湖南科技出版社，1996，p45.
[2][4]刘勰，丽辞[a]，文心雕龙[m].
[3]陈炯，对偶、对仗、对联:汉文化体现的三个层面[a]，江南学院学报，1998，(1).
[5] [6]陈炯，中国文化修辞学[m]，江苏古籍出版社þ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