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京派小说　现代意识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管窥其与京派小说中现代意识内在的多角度联系和京派小说现代意识独特的深层蕴意。他们的现代意识是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对传统进行重新阐释和运用，从审美角度反思现代性。
　　任何有意味的“现代”都不可能离开传统凭空而生，而且最终也将成为传统。传统是现代无法挣脱的基因和刻意追求的目标。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和奇书，但作者在运用意识流手法中，采取了与古希腊史诗《奥德赛》情节相平行的结构，使用了不胜枚举的《圣经》和莎士比亚戏剧的典故，杂以理语、歌谣和数十种语言。同样，京派小说家也是借中国文学艺术传统，向着现代性屈而求伸的一次“对话”，他们的现代意识之所以独特，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活。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京派小说家的现代意识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上，这与他们的家学渊源和身世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
    废名的文化心理、文学观念和审美情趣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就与他个人独特的身世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出生在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宏法宝地黄梅县，距五祖当年秘传衣钵给慧能的东山只有10余公里。废名从小随父多次到过五祖寺，其间的沙滩、石桥、水坝、竹林，还有寺里的小木鱼、小喇叭等，都在他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www.11665.coM六岁他就在乡间私塾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及古代诗文，深受传统文化熏染。1922年秋，废名人北大预科班。在北大读书期间，他结识了胡适、周作人等人。从胡适那里，他开始认识到故乡黄梅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废名师承周作人，而周作人研读过大量的佛教经典并自诩为在家和尚，甚至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佛教文化”课程。周作人对于佛教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并促进废名对于禅学的进一步的自觉。这一切都激活了废名心中久已潜在的故乡禅文化影响，使他与禅的因缘更加密切而牢固。废名的小说在格式的诗化、意境化、意象的古典化等方面都带有醒目的传统“胎记”，显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深度回归和傍依。
    凌叔华出生于一个北京的仕宦诗书之门，外曾祖父乃粤中著名画家。父亲凌福彭做过清末翰林，与康有为登同榜进士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部政使。这位达官也工于词章书画，加之其母亲也粗通文墨，爱读诗书文章，因此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悟、姚茫父这样的文化名人经常出人凌府。凌叔华人学前即由辜鸿铭启蒙学英语、背诗词，又师从慈禧太后的宫廷画师缪素绮习画。这样的家庭环境和教育使她的小说中始终充满着一种古典的气息。
    林徽因也出生于仕宦之家，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温柔、娴静、优雅和高贵的气质，使她能在创作中将深厚的内在修养化为一种浓郁的女性气质和东方传奇色彩。另外，林徽因从小就接受了完备的英汉语言、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既深得中国婉约平和风格的底蕴，又汲取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营养，形成蕴藉、含蓄、细腻、写实兼有热情的特殊格调。她始终用一种西方文化的现代意识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努力构建中西文化融合的完美图景。
    沈从文接受的正规教育仅是小学，巧岁便去当兵，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湘西。他的知识、教养，既非来自学校，也非来自家庭，而是来自自然。湘西地处沉水辰河流域，下接洞庭湖，自由浪漫的湘楚精神跨越了千年岁月，像流淌不息的河水永不枯竭，滋育、长养着这块土地上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化、生命与自然一道，获得了超越时间的永恒。正是湘西这种有着雄强生命气魄和原始生命强力的生活，以别样的方式阐释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的真谛，也使沈从文以最直观的感知角度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淫下，彰显着他那有着现代性的创作意识。与废名受到禅学影响不同，沈从文更多地受到一种道家艺术观念的影响。沈从文未受过系统教育，未从理性层面接受过道家思想，他对自然的推崇源自生命体验，却与老子哲学暗合。他所推崇的不是现代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也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而是一种原始的、未经规范的、一切生命都要遵循的一种法则—自然的律令—生长、繁衍、淘汰。这种体验和影响，是在大自然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所养成的一种气质秉赋和从自然中悟得的应付人事方面的一种智慧。

    有了传统文化的渗人，京派小说家在审美上更契合传统文化中的“情志合一”的观念。京派小说中的许多段落，总让人联想起我国传统的水墨写意画，颇能使人体味出幽邃清远的境界，从它们的气韵风神中探测到作家的内心感受和蕴藉风流。如《桃园》中的这段描写: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来，故意缩着那么矮，而又使劲的白，是衙门的墙;簇簇的瓦，成了乌云，黑不了青天……这简直就是中国传统诗歌中常用的意象联结手法，又是一幅淡抹的水墨画。京派小说家对宗族社会下的田园生活进行回忆与追怀，虽然离开了时代汹涌澎湃的主潮，却在美学上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隐逸诗风相衔接，体现了另外一种不同于宏大政治化叙事的诗意风格。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活
　　京派小说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并不是机械的，而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结合现代心理学、美学理论，从现代意义上转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因而获取了现代情境下永恒的美学魅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京派小说家看到了现代文化不仅不以传统文化的错误和完全消失为前提，反而可能在新的环境中通过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运用来谋求进步，这就是京派小说的特立独行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静态的凝固物。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以及文化传统对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支配力的清醒估计，使京派小说家有别于“五四”先贤，而具备了长远而平实的眼光。于是，在追求自由、感悟生命与直视焦虑上，他们开始了长足的探讨与试验，力图沟通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从而在新的维度和向度上再现自己的现代意识。
    从古至今，人们对自由的呼唤从来没有停止过。《诗经》中用“关关滩鸿，在河之洲”表现对爱情自由的追求，陶渊明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美丽自然景观再现对自由的渴望和向往。到了现代社会，京派小说家依然用自然这个传统意象承载着他们对个体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自然意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的一种主体意象。如南宋诗人翁卷诗云:“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即使在描写城市生活时，这种对于自然意象的注重也不时泛上诗人的心头与笔端:“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种在这小楼中听到的春雨声和深巷卖花声等，无一不是大自然生命节奏与农耕文化的特有韵律，诗人于此中“悠然自得”，感到了“盎然天趣”。京派小说中也充斥着各种古典的自然意象，如沈从文的大山、月亮意象，萧乾的篱下、矮檐意象，芦焚的废园、荒村意象，李健吾的山村、陷阱意象，林徽因的市井、胡同意象，等等。一方面它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中的主体意象，这些意象富于东方特色，都可以在《诗经》《楚辞》及唐诗宋词中找到“远亲”，丰富的意境与鲜活的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这些意象又都在京派小说家手中得到了创新与改造，最主要的就是它们与小说的主题相和谐，从而具备了鲜明的时代与地域特征，也寄予了他们独特的现代意识感知。
    对于深受本土文学、哲学、美学思想浸润的京派小说家来说，中国文化对于他们渗人机理的影响比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要深，在对生命的感悟上，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儒、释、道哲学思想的调和。废名的小说主要可以见出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他以一颗虔诚的心、一双欣赏的眼，去观照大千世界，捕捉或追求一种超越悲哀、睿智达观、亲自然、乐人生的人生境界，在他的叙述中，生命以一种“体悟”的方式得到了自足的意义。沈从文吸取的则是儒家那种积极人世、修身立人的精神和老庄哲学中追求相对自由观念和豁达向上的人生态度，老庄哲学中那种强化的自然观念不仅熏染了他看人论世的心灵品格，还被他引入了对现代中国人生的深刻观照。尤其是其中朴素的生命意识，更是适应了他对普通人命运中个体存在不确定性的感受，从而从审美领域中把握善恶并存、苦乐相生交错的人生世相，达到对生命价值的了悟。在此基础上，京派小说家又有了对传统哲学的转活，他们抛弃了传统哲学中消极的人生态度，看到生命的本质规定远不至此，还有其超越性的一面，代表一种存在价值与精神取向。对生命价值意义的探求，已经深人到对生命超越性意义的诉求，指向生命的终极存在。

   由对国事民虞的关注而感时忧国，本是我国士大夫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精神传统，由于现代中国种种困赛愈演愈烈，“五四”以降，大凡有些责任感的作家没有一个不具备忧患的哀感。京派小说家历来被认为是“远离政治”的纯文化写作，然而其小说中对社会种种黑暗面的揭露、对被压迫被侮辱的弱小者的同情、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力呼唤和追求、对人的精神异化的痛贬等等，无一不联系着传统文化中“哀民生之多艰”的精神内核。这些都来自于他们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观察与思考，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省察与慨慰。他们用艺术化的态度和现代人的立场来处置现实人生，这与封建传统中的那种杜甫、李白式的文学视阂有着相似的内涵，却又有着现代的焦虑观照。它标志着个性的觉醒，是在“人”的立场和角度烛照和审视芸芸众生，具备着朗然的现代色彩，也让传统中的人文精神与现代的焦虑意识有了更好的调和与融洽。
    京派小说家对传统文化的转活，是对“五四”精神的深人反应，也是对“五四”形成中国文化断裂现状的反思。他们参与扬弃了传统文化中负面而不合时宜的部分，同时又用现代的观念、理论为现代文学增添了一笔鲜亮的色彩。
    三、现代性的反思
    京派小说中的现代意识由于其中传统文化的过多外在表征，而在很长时间里不为研究界所重视。而这种现代意识不仅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对现代性的反思。

    由于现代社会转型的落后性和自身文化传统的撕扯，中国在奔向现代化的艰难征程上一直存在着对现代性的呼唤与反思相互纠缠的现象，那种实现现代化的急功近利心理与对这一突变进程的犹疑和批判心态同时并存、相互论争的事实显示了本土化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以激进的方式获取社会化的形式，以断裂的跳越方式获得突变”，这种极端化的前行方式耗空了现代性的宏大规划，产生了欲速则不达的后果;另一方面，以传统为参照建立起的对这种极端化的现代性的实现方式进行的批判性反思，也构成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景观，成为建构中国特色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与吉登斯的“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观点相一致。汪晖也认为:“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思想最基本的特征。”
    京派小说家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反思现代性，而是从审美的角度完成了自己对现代性的认同和批判。他们的小说以含蓄的笔调暗示了工业文明的短处而凸显了农业文明的生命力因素，张扬了以人为本主体性生命反思，迎合了现代人学的产生和完善，呼唤着现代生命意识的觉醒。同时，他们又把自己的现代生命思索通过传统诗学式的意境、意象手法烘托出来，以一种高度精致化的艺术审美自觉抵制了那种自称“现代”却粗鄙不堪的文学表达方式。
    或许弗洛伊德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京派小说家的这种“现代性”:“个体的自由不是文明的恩赐……在人类集体中，以渴望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人类对现存不公正的反抗，因此，它可能有助于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它可能与文明一致。但是，它也可能产生于人类原始性格的遗迹中，这种性格还没有被文明所改造;因此，可能成为敌视文明的基础。所以，对自由的渴望被转到反对文明的特定形式和要求或者彻底反对文明的方向上。从弗洛伊德的叙述中，我们找到了解读京派小说创作意图的钥匙:既然“个体的自由不是文明的恩赐”，现代“人类原始性格的遗迹”中的自由生命形态遭到破坏，人性受到异化，他们当然有理由通过批判现代文明来建构“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
    对传统文化中“和谐”的审美情趣的继承，是京派小说中最具有反思意义的表现。因为，与和谐相对的冲突与裂散正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裂散与冲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表面上看，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带来不同的信仰、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系列的碰撞与冲突，不太可能产生出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而是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个体化和群体化世界观的多元竞争和相互排斥的局面。正如亨廷顿在谈到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时所说的那样:“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依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二是从社会内部构造上看，现代社会结构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和裂隙，随着现代化的日益深化，这种矛盾与裂隙便更加突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认为，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的效益原则、政治领域的平等原则、思想领域的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原则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导致了这个社会的无法避免的巨大的文化矛盾。京派小说家正是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感到了这种由冲突、裂散所带来的巨大心理紧张，才祭出了传统文明中“和谐”这一法宝。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派小说非但像一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反而是对中国最盛行的“现代性”的反思。如果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附加于在其影响之下产生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然后变成都市文化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那么，京派小说家则看到了承载着中国现代性想象的都市中人性的委琐、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异化，这使得他们对现代性深感忧惧。于是，他们在对这种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同时，也重塑了民族国家想象。也许这只是针对现实的以进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选择的一种保留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