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批判》　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　非马克思主义
　　论文摘要:《文化批判》存在于1928年1月至5月，是创造社后期的一份重要综合性理论刊物。其显著特色之一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量而集中的引介，这在当时具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但在引介的同时，也流露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该文对此加以分析探讨。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后期的一份重要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面世，其显著特色之一就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量而集中的引介，同时也流露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一、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意义
    《文化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及宗教观等诸多方面。大量介绍和引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文化批判》的一大亮点，这除了使《文化批判》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的众多文艺刊物中脱颖而出、别开生面外，还有助于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并扩大其在中国知识界的影响。虽然《文化批判》同仁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把握不乏粗糙和浅陋之处，但他们的大力宣传和引人在客观上是功不可没的。
    具体来说，《文化批判》引入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意义大致有以下三方面:首先，在五四的基础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营造出一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声势，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度。其次，在马克思主义介绍上所做的一番基础工作，特别是对以辩证唯物论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其中又以对唯物辩证法的介绍最为密集)，使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得以基本上认识了唯物辩证法，掌握了一些分析社会的科学方法。Www.11665.cOm第三，他们对帝国主义种种暴行的披露，如《日本帝国主义的研究》、《国际政治的最近形势》等文，揭露了帝国主义之种种侵华阴谋、策略，有助于人们分清敌我，扒开表象，洞悉本质;有助于鼓舞人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参与革命的士气和激情。还有对宗教迷信毒害的揭露，如李铁声的《宗教批判》和周隐的《俄国希腊教的今昔观》都揭露了宗教流毒社会、妨碍革命的伪善面目。对宗教迷信的贬斥，有助于人们树立相信科学、破除迷信的思想观念。所有这些，在大革命刚刚失败的中国，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正虎视耽耽，国家仍然挣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新的革命还在酝酿，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对于那些满怀求知欲、热衷革命、想了解国事民情而又苦于找不到途径的进步青年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中的不足毋庸置疑
　　《文化批判》引进、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热情是高涨的、精神是可嘉的，但由于当时的主办者们: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本身还是留日学生，因为有感于国内革命形势才纷纷辍学归国的，他们对国内的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问题、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难免不够成熟和周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表现如下:

    1.哲学至上论
    彭康对于《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起着重要作用，被称为创造社的“后起之秀”。他在《哲学底任务是什么?》、《思维与存在—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构成过程》等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彭康认为在新旧社会更替的关键时刻，哲学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和重要的任务:要完成意识形态里的方向转变，要进行思想革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把哲学与革命的阶级结合起来，“哲学把握了这革命的阶级，便成为物质的势力，理论与实践便能统一，哲学也能遂行其变更世界的任务”。所以“哲学的任务是提供变更世界和社会的理论”。强调哲学的重要性本身并没有错，但至于说“哲学正是这种理论，哲学为一切的根源，为社会的文化全体系的批判”，就值得商榷了。尽管哲学对世界做出了种种解释，但哲学知识并非实证知识，哲学主要是一种反思活动，其根本任务是不断地对文化当中的基本预设(前提、假设)进行质疑。当这种质疑有可能动摇各种意识形态之基础的时候，就变成了对“社会的文化全体系的批判”。但并非所有的质疑都能达到这种程度，哲学也不可能“为一切的根源”，所以，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2.片面的宗教观
    李铁声在《宗教批判》一文中，把宣教师的活动说成“欺骗民众”、“贩魔药”，认为“宗教是‘颠倒现实’底理论，故这颠倒的现实一旦瓦解，宗教自体也就随之破碎”气认为把宗教批倒了，人们就自然觉醒了，“宗教批判解脱民众的迷妄;—这样，人们就可像一个觉醒了的，到达了悟性的人，去思维，去行动，去形成他的实体，把宗教视为鸦片，等同于封建迷信，列为必须克服的重大任务之一。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信仰仍然有其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所以，对于宗教，应该持一种辩证批判的态度，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一口否定，未免片面和简单化。

    3.否认文明有精神与物质之分，以及唯科学主义倾向
    彭康名噪一时的《科学与人生观—近几年中国思想界的总结算》一文，炮轰和鞭答了以前的学者、理论家所固守的腐朽思想观念，把张君助、丁文江、胡适等统统斥为反动思想家，认为:张君助提倡精神文明也好，胡适一味提倡物质文明也罢，其实他们都是在搞“愚民政策”。彭康提出文明是没有精神与物质之别的，“文明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人对人与对自然的两重关系底必然产物，同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所以没有精神的与物质的之别;文明既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受了它的制约而产生的，所以不受人底自由意志之支配，它底方向，它底特征都必然底规定了的。无论如何使用自由意志—纵使是有—总不能创造出完全没有社会根据的文化”。他这种解说是很令人费解的，甚至会陷人唯心主义的案臼。因为他只一味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文明对经济基础强大的能动作用。
    在人生观方面，彭康是这样看的:“我们不但说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还要进一步说人生应该由科学来判决。科学对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把科学上升到“支配人生”乃至“人生应该由科学来判决”的高度，就有点唯科学主义倾向了。
    4.对革命的认识简单化
    《文化批判》忽视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与长期性，好像革命是动动嘴皮子就能成功似的，他们甚至认为自由世界、大同王国的实现经过普罗列塔利亚特的革命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普罗列塔利亚特的历史的使命，是先由革命的行动，将自己升登于支配阶级的地位，在这年国家的革命过后时期，利用现有的权力，废除以前的陈腐的生产关系，使一切立脚于此关系上的阶级对立，阶级一般扬弃，而且同时亦必然地扬弃固有于阶级的他自身的支配权力。于是，自由的王国，大同世界才得实现。如果革命真是如此简单，真可以这样按部就班的话，那么，共产主义应该早就实现了。显然这种认识过于简单化了。
   虽然，《文化批判》同仁关心农民，但是他们对农民的实际生活并未充分了解。他们认为“农民知道将自己的阶级群众组织起来，更与最前线的革命战士联合起来，共同推翻敌人的统治……同时他们更与全世界的被压迫的工人与农民阶级，推翻现代碰壁的帝国主义。必须如此，他们的社会建设才能稳固。—这是中国农民彻底解放的唯一出路”阎。事实上，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巴交、最安分守己的，要他们自发地“将自己的阶级群众组织起来”是很困难的，更何谈组织全世界?
    5.对时代现实的错误判断
    《文化批判》创办期间(1928年1月至5月)，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之际。《文化批判》同仁们能够揭露“侵略中国，实为日本资本主义底本质”，确实可贵。但却说“我们底革命，有不能不成功，亦不得不成功底趋势，强敌虽暴，究是一叶落而知秋到的时期了”闭;“现在，正是革命高潮的时代，双肩担着变革社会底一种重务的青年，对于这个问题，应当尽量地去研究”叫，，。新的革命正在酝酿，尚未开始，何来“一叶落而知秋到”?“现在，正是革命高潮的时代”又何从谈起?之所以判断错误，是因为《文化批判》同仁长期与国土脱离，对国内的现实缺乏了解。
    6.对阶级的教条主义认识
    对阶级的阐释主要体现在朱镜我《科学的社会观》一文中，他在社会的经济构造基础上考察了社会阶级的发生、形成及其发展的物质原因，探讨了“(1)阶级是什么?(2)阶级的发生及条件是什么?(3)阶级与生产过程—生产样式—生产关系间的关系如何?(4)阶级与身份的区别如何?（5）阶级的运命如何?”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引用列宁的阶级定义，对阶级的意义、运命等做出了科学的分析。但《文化批判》将阶级的概念运用到文学论争时，却犯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如对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的阶级划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把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都斥为小资产阶级，而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认识时，他们只是自己所属的阶级的代言人。那么，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丑”。又把鲁迅判定为资产阶级，“为布鲁乔亚祀(资产阶级。笔者注)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鲁迅，对于布鲁乔亚祀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 
    对一个人做出阶级划分，不能光看他的钱多钱少，也不能死板地根据他的出身来定论。阶级划分理解上的含糊，暴露了《文化批判》同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学者，只掌握了其中的词句，而未能把握其精髓的弊病。
    历史总是在不断修正中前进。《文化批判》同仁的爱国、救国热情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但作为后人，我们要批判地吸收他们的文化遗产，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