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翻译　围城　归化基力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围城》作为中国的名著，从未被学术界和文艺界的狂热者忽视过。由jeanne kelly和矛国权翻译的英译本《围城》，在西方文艺界引起了轰动，并且好评如潮。很多学者认为，《围城》的英译本顺应了西方读者和西方文化。然而，这究竟是一种顺应还是一种暴力值得我们深思。文章主要从几个部分进行展开和讨论:首先，在分析前人对《围城》英译本的评论后，提出观点，翻译即归化暴力;以贝尔曼的异质性与韦奴蒂的差异的伦理为理论框架，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展开讨论，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归化暴力在《围城》的英译本中有很好的体现。 
　　钱钟书先生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围城》也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好的两篇小说(《围城》和矛盾的《子夜》)之一。c. t.  hsia就曾在他的《一部近代中国小说历史》一书中，对钱钟书的《围城》给予了全面的赞扬。c. t. hsia说:“《围城》令人愉快的描写手法，丰富的喜剧效果和它独特的悲剧视角，优越于任何传统讽刺的小说。毫无疑问，中国读者将频繁地阅读这本书，盛过于共产主义时期的其它任何小说，" ( c. t. hsia,1961;434)。目前国内对(围城》英译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英译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如:孙艺风(1995)先生在(中国翻译》上撰文指出(围城》英译本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遣词不当、语法、文体毛病、以及汉语式倾向等等。wWw.11665.COM(2)从关联理论看《围城》译本的讽刺与幽默。如:吕林琼(2007 ) ,《幽默和幽默翻译—析(围城)及英译本);冯建平(2009),《从关联理论角度分析围城的幽默翻译》;李平(2008 )，《关联理论关照下幽默话语的翻译》。，除此之外，最主要的是集中在从文化顺应性角度对《围城》英译本的研究，如:杨朝军(2007 )，《文化顺应性翻译与<围城>研究》;张招(2009)，《语用顺应理论下(围城>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等。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文化顺应论对(围城)英译本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围城》中的大部分的英译是顺应文化顺应论的佳译。然而，笔者细读了《围城》的英译本后发现，这究竟是一种顺应还是一种暴力值得我们深思。为此，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翻译即归化暴力。文章意图要说明《围城》英译本中的暴力现象，但暴力是相对的，也就是本来不该被暴力化的，也被暴力化了。   
　　一、翻译即归化暴力 
    早在1813年，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只有两种翻译方法: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 lefevere ,1977 ;74)劳论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由此认为，“译者可以选择归化异化的译法，前者以民族中心为中心，把外国的价值观归化到译语文化中，把原作者请到国内来;后者离经叛道，把外国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现出来，把读者送到国外去”( venuti ,1995 ,20)简单地说，归化就是主张以目的语或译文为归宿，烙守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传统，回归地道的语言表达方式;而异化则是译文以源语或原文为归宿，保存源语的语言特点和表达方式，即保留异国情调。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第一章中提醒我们，任何翻译都包含一个归化过程，即由原语的可理解性向目的语的可理解性的转变过程。但是“归化”并不等同于“透明”或“同化”，“同化”是根据本土的主流价值观对异域文本进行极其保守的“简约”( reduction)。翻译不可避免的要归化异域文本，给它们烙上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印记，以便于本土特定的读者易于理解(venuti,1998;67)。韦努蒂的归化暴力观，是当代法国著名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 antonie berman)理论核心的继承和发展，正是韦努蒂于2000年把贝尔曼的论文(翻译及对异的考验(1985)译介到英语世界，使之在英语译介广为人知的。这里的考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指目标语文化在体验外国词语、文本时所经历的异的考验;其二是指外国文本从原来语境连根拔起之后，在新环境生存的考验。贝尔曼指责以往翻译对“异”成分的压抑，一味将其“本土化”，而翻译行为的伦理目标恰恰是“将异作为异来接受”。他详细地描述了译本中存在的种种变形倾向，认为文本变形系统(system of textual deformation )阻碍了异的进人。他把对这些变形的分析称为“负面解析”:关注被种族中心主义、兼并主义主宰的译本以及超文本翻译。他认为优秀的译文应该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中的“异”怀有敬意。 
　　二、《围城》英译本中归化暴力的实例探究 
    文化翻译的重要性为越来越多学者所重视，特别是自20世纪翻译史上的文化转向以来，文化翻译学认为，“语言文字中，处处都有文化的烙印……语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理解与处理便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并指出语言翻译不仅是预付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翻译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包惠南、包昂，2000)。文化的差异往往给作为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带来难度，为了方便本土特定的读者理解，而将其“本土化”，因而形成了翻译的暴力。根据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nida的理论，我们将文化分作5类，即: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胡壮麟，姜望其，2002;364)。 
   （一）生态文化 
    由于居住环境和地理位置的不同，不同国家的人对自然的认知也是不同的。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辽阔的内陆国家，而英国是一个航海事业发达的岛屿国家。两个国家具有显著的气候、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的差异，所以也发展了各自截然不同的生态文化的词汇和表达。例如: 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 
    resembled the walls during the rainy season.(kelly and mao, 2003:248) 
    “黄梅时节”是一个由于地理位置不同，形容气候的，典型的中国特色的成语。指的是在中国长江的中下游一带，四月到五月期间，李子成熟的时候，一连串的湿润阴冷的天气。译文将其简单地翻译成为“雨季”，这显然是为了方便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而将其“本土化”的表现。又如: 
    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屈伏地求爱。(钱钟书，1980:32) 
    miss su, who pictured herself in the words of the familiar saying, "as delectable as peach and禅um  and as cold as frost and ice, "decided she would allow fang to humbly gaze at her in admiration and then prostrate himself to beg for her love.(kelly and mao, 2003:33) 
    “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原意是运用大自然中色彩形象的词语描绘绚丽多彩的画面，以表达抽象意义。桃花色泽浓艳，香味馥烈，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将桃花李花喻指女子艳丽的容貌，可谓言简意骇，生动凝练。《中华成语辞海》对“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解释:像桃花李花一样艳丽，像冰霜一样冷漠。形容女子容貌艳丽而神情冷漠(戴钦祥，2002:1274)。然而，(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2000;432)与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1986;596)对delectable的释义基本一致:highly pleasing;deli沙tful; deliciously flavored; savory。目标语读者能够推断as delectable as peach and妞um，是在形容人的容颜“像桃子和李子一样令人喜爱”，但这一比喻并没有准确地体现出源文作者描述的苏小姐理想中的那种美艳与冷漠。 
　　可见，不同地理位置的人们对桃的认知也是不同的，英译本书后未对as delectable as peach and plum加任何注释，所  以，将“艳”翻译成“delectable”这显然是暴力的体现。 
     （二)物质文化 
    每个特定的语言团体对物质文化的表达都具有其各  自典型的特征。这些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和运输工具，日常用具，食物，服装等等。例如: 
    汪处厚走到圆桌边，手拍桌子，仿佛从前法官的惊堂木……(钱钟书，1980:254) 
    wang chfi一hozc strode over to the round table, pounded it with his hand the way judged once used the wooden courtgavel(kelly and iviao, 2003:264) 
    在中国，“惊堂木”也被叫做“惊堂”，它指的是旧中国地方官员在公堂上通过敲打桌面发出响声用于恐吓被告或让公堂保持肃静的一块长方形的小木头。译者将它翻译成“the wooden court gavel"，在英国，"gavel”意思是锥，是指法院法官或公共场合主席用的小锤子，法官或卖东西的拍卖人用以敲击桌子，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显然，“拍惊堂木”被翻译成“the wooden court gavel”是不合适的。这是典型的质量受损。译文的质量受损是指用新的术语、表达法、人物形象来代替原文，这些术语、表达法、人物形象缺少原文语言中醒人耳目的丰富性，相应的，它们的指示( sign汤ing)或形象(iconicity)的丰富性也会受损。译者归化了异域文本，给它创造一种形象，能引发人们对相似事物的感知(venuti ,2000 ;291) 。 
    (三)杜会文化 
    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不同的社会群体形成了他们各自独有的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等。这些都被统称为社会文化。 
    例如，社会称谓即社会文化中的一种。在中国，有许许多多表示极其谦逊或是尊敬的短语，中国人长期以来受传统礼教的影响较深，形成了骄傲不足、谦虚有余的社会心态，人们在交往中都自觉遵守严于律己，谦虚待人的原则。在《围城》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表达(括号里是《围城》英译本中的表达)。譬如，中国人注重长幼之分，并有一套措词系统:同辈交谈时，一方可称对方的长辈为“令尊大人”( your father)，“令伯”(uncle )，“贵岳家，，( your in一laws )，“令慈”(your mother);称对方晚辈为“令郎”( your son in-iaws )，“令媛”( your daughter)，“贤婿”(worthy son一in-law);称其同辈为“令兄”( your brother ) ,“令弟”( your brother)，“嫂夫人”(sister一in一law)等。而说话者本人对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则极力贬抑。如自谦的词有“敝银行”( the bank where i work ) ,“舍间”( my horse ) ,“舍妹”( my younger sister)，“内人”and“内子”( my wife)。很显然，《围城》的译文根本没有体现原文的恭谦内涵。原文中，表示谦逊和卑下的“敝”，“舍”，“内”或是表示尊敬对他人的“令”、“贵”、“贤”等，在译文中都被丢失了。这种无视中国文化的差异和特殊性显然是一种暴力。 

    (四)语言文化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的工具，它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语言的发展都与本民族人民的实践密切相联系，人们按照自己的思维去创造、改进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不过我是饭桶，你知道的，照顾不了你。”(钱钟书，1980;48)    "but i’m a good for nothing, you know .i canf look after you.”(kelly and mao, 2003:51) 
    “饭桶”和“a good一for一nothing”都是指没有本事的 
人。如我们所看到的，例句是句很典型的口语，用“a good 一for - nothing”翻译“饭桶”似乎不但传达了源文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且非常的通俗化。事实上，译者是将其异国情调化了。异国情调化就是通过用当地语言来译外国口语以达到通俗话的效果(venuti,2000:294)。它是对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的具体内容，也即归化暴力的具体体现。 
    每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反映其自身语言特色的成语、谚语、俗语、理语等。例如: 
    信后又添几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假使二年前结婚，则此番吾家破费不贷矣。(钱钟书，1980;8) 
    the postscript read;this may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if you had married three years earlier, this would have cost us a large sum  of money.(kelly and mao, 2003:1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寓意深远，并且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被翻译成“this may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这两种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虽然相同，用一方取代另一方显然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做法(venu-ti,2000;295)。贝尔曼强调，对对等的把玩，就是对异国作品话语的侵袭。诚然，某则谚语在别国的语言能够找到对等，但这些对等物不能算作翻译。翻译不是对等物(venu-ti,2000;288)。很显然，译者不但对这个有着寓意深厚的故事的固定表达及成语破坏，也是一种对方言网络或其异国情调的破坏。 
   （五)宗教文化 
    中国和英美等国在长期的历史衍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受三大宗教的影响，即:儒教(confucianism )，道教(taoism)和佛教( buddism )。而西方主要信奉基督教(christianity )，他们相信上帝，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世上的一切都是根据上帝的意愿安排的。所以，西方人关于宗教文化的词语和表达都来自圣经，如:“天不助人，人自助”(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禁果(the forbidden fruit)等。为t使这些反映宗教文化的词的含义一目了然，理解起来更容易，译者便将其暴力化了。 
    关于儒教(confucianism)文化的，如“兵戈之象”(apo-tent of troops and~)，“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the way of great learning lay in ruling the country and pat如ng the land ) ,“要齐家而后能治国平天下”( the house must be first be put in order before the kingdom can be ruled and the coun-try pacified)，等。 
    关于道教(taoism)文化的:“视之不见，转之不得”(looked at but not seen, expounded but not grasped) ,“道不同不相为谋”( we won’t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黄道吉日”(choose an auspicious date ),“得道成仙，平地飞升”(soared high above the ground as though they had a-thieved nirvana and immortality )，等。 
    关于佛教(buddism)文化的:“功德圆满，取经到了西天”( ultimately everything came out well, and we reached the western paradise buddhist heaven  ) ,“另抱佛脚”( he would have to read something else ) ,“千手观音菩萨”(the thousand一~ed goddess of mercy)，“白衣观世音咒‑ ( dens of mercy chant)，等。 
    这些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的来自儒教(confucianism )、道教(taoism)和佛教(buddism)的宗教文化，在大多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中是找不到对等词汇。于是，译者给它们烙上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印记。 
    三、结语 
    我们从以上五个文化层面讨论了《围城》英译本的归化暴力。从以上各例分析可以看出，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归化暴力，这是翻译实践中不容回避的客观现实。刘英凯说过:归化将引导翻译走向错误的轨道(1994)。许仲新也强调说，归化翻译就犹如将动物的血移植到人类的血液中一样(1999:85)。翻译的归化暴力变成了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在全球化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读者求异求新的需求极度高涨，越来越要求翻译时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以还原各民族文化的本来面貌，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需要。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更加繁荣，我们认为，翻译的归化暴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