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技术垄断　文化批判　文化重组
　　论文摘要:尼尔·波斯曼在其“媒介批评三部曲”中着力审视、考察技术变迁的文化意蕴，强调“技术垄断”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当前，“技术垄断”更是以后现代的方式解构当代社会文化的“神话”，为此，人类急需反思主体的构建，发掘新的文化批判理论，走出文化的迷失并阐释普遍的文化重组。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phaedrus)有一个关于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其寓意深刻地表明人往往沦为工具的工具，究其问题实质仍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即技术、媒介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在当下，我们仍置身于狂热的特乌斯(theuth)们的包围之中，不能不正视到，由于“电子媒介交流展示了一种理解主体的前景，即主体是在具有历史具体性的话语与实践的构型(configura-tion)中构建的……人们从此可以将自我视为多重的、可变的、碎片化的，简言之，自我构建本身就变成了一项规划，。
    可见，人类正处于前进的十字路口，亚待找出冲出文化困局的途径来，当务之急是澄清问题之根源。然而，时至今日，许多人津津乐道于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而从文化角度对技术发出警世危言的声音并不多。在这方面，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波斯曼在其相关著作中传达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关注，他在“媒介批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1982年)、《娱乐至死》(1985年)和《技术垄断》(1992年)，尤其在《技术垄断》一书中，就“技术垄断”对于包括传媒在内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做出了深刻预见与尖锐批判。wWW.11665.cOm鉴于此，必要对波斯曼的技术文化观作一个深人分析。
    一、“技术垄断”缘起与文化批判
    (一)技术垄断的读解
    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的投降》一书中宣称我们已经超越了技术专业化，而走向了技术垄断。“技术垄断，（technopoly)一词源于他的独创，意指技术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和生活所实行的独特控制。它不仅指“一种文化状态，也是一种心态”，而且是“对技术的神化，也就是说，文化到技术垄断里去谋求自己的权威，到技术里去得到满足，并接受技术的指令”。它如同魔术，唤起的只是神奇的感觉，而不是理解，“在技术垄断时代，我们陷人了机器神奇效果的重重包围之中，我们受到的鼓励是忽略机器里嵌人的理念。这就是说，我们对技术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视而不见。众所周知，传统就是承认符号的权威，承认产生符号的叙事意义，然而当前，“由于符号被侵蚀，叙事的损失随之而起，技术垄断力量使文化虚弱的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符号的耗竭和叙事的流失”。
    通过对电视媒介的分析，尼尔·波斯曼逐渐将他的关注点扩展到了信息技术。依照他的想法，人类(技术)文化的发展可划分为三大阶段:1.工具使用文化阶段;2.技术统治文化阶段;3.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早期使用工具的文化中，工具并不会阻止人类相信自身的传统，事实上，是信仰在引导着工具的发明，并限制着对它的使用。但是，进人技术专业化的阶段，工具开始在文化的思想界起到重要的作用，社会和象征世界也开始逐渐臣服于技术发展的需要，在日益发展的科学精神的帮助下，工具与文化的关系由融合转变成了人侵。但此时还没有完全破坏社会和象征世界的传统，而当这种并存的平衡关系受到破坏时，技术就取得了控制权，于是技术垄断形成。可见，技术垄断其实是一种专制化的技术统治，是一种对技术的神化，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这意味着文化必须要寻求技术的认可，并且在技术的侵蚀中一步步让出自己的领地。在此阶段，技术与人的关系完全颠倒，人可能沦为技术的奴隶。人们对技术充满着膜拜的情结，甚至因此丧失了判断和思考能力以及日常生活技能。
    “技术垄断”文化貌似危言耸听，实际上，它是一种富含社会思想学说和人文主义思潮，它不仅有深厚的历史视野，关注技术、环境、媒介、知识、传播、文明的演进，而且尤为重视技术背后的文化意蕴(隐藏于技术中长效而深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及现实关照。
    (二)“技术垄断”的文化批判意蕴:文化决不向技术投降
    早在1959年，查尔斯·斯诺(sir charles snow)推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发现科学与人文文化两者尖锐对立，但其实深层问题不是存在于人文主义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争论，而是存在于技术与人之间，“如果用最富于戏剧性的言语来表达，可以做出这样的指控:失控的技术毁灭人类至关重要的源头，它造就的文化将是没有道德根基的文化，将瓦解人的精神活动和社会关系，于是人生价值将不复存在”。尽管这场有关“两种文化”的论战一度中断，但其硝烟不绝，到当下显得更为紧迫。因为“如果人类表达、支持和戏剧化这个故事的符号变成委琐的东西，衰落就必然是这个委琐过程如影随形的命运。对此，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阿诺德·盖伦(arn-nold gehlen)、伊马·伊里奇(ivan illich)等当代人文学者已反复进行阐释。

    技术也是一种文化，但文化不能处处靠技术，特别是不能屈服于人为“提速”拉动起来的技术。文化不应向技术投降，理性的文化要引领技术的发展幅度、速度和方向。现代技术改变了“时间”的含义，使社会中的一切变得越来越快，可是无论如何，“快速”本身未必是人们所期望的。人类的理想王国香格里拉崇尚的是“慢慢来”。尼尔·波斯曼提出“技术垄断”旨在说明技术对文化的影响，他追溯了媒介的变迁，认为“在每一件工具里都隐藏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偏倚和它的独特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它会引导我们去片面使用我们的机能、感官和情操”。由此，每一次媒介技术的更迭，必然改变人们在旧有媒介时代所形成的思想传统。以阅读为特征的文化推广了一种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品质。因为文字描述的抽象性决定了参与者必须进行相关的思考，关于文字的思考是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由此，阅读习惯培养了辨识、选择、判断的能力，也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而电子时代的阅读是忌讳思考的，它以现时为中心，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作为瞬时和图像的二重奏，使人们既失去了传统，又放弃了思考，把我们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因此，波兹曼把电视技术的引人与现代性的消亡联系起来，他关注的是技术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印刷文字的修辞深深植根于阅读和谈话的平衡中，而电视话语打破了这种平衡，它把重点从传播的口头形式转移到了视觉形式。
    尼尔·波斯曼意识到，电视只是更为巨大的技术系统中的一部分，计算机才是今天技术文化的表现、工具以及象征。计算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性隐喻;它暗示了一种新的与信息、工作、权力和自然本身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界定了我们这个时代。计算机所代表的新的传播技术神奇般地增加了我们文化中信息传播的容量，削弱了那些通过印刷话语所建立起来的秘密和私人的观念，导致了信息过载和无法加工、控制，从而也就使得信息防御系统的崩溃成为技术垄断在电子媒介时代最为突出的表现。当信息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消费限度，并且对我们解决自身的问题毫无帮助时，信息就变成了垃圾，而我们成了垃圾的收集者。最为严重的还在于，我们对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过量毫无防御和控制之策，精神的安宁和社会意志面临崩溃。
    为此，波斯曼抱怨技术垄断使人们失去了中世纪思考和理性的传统，因为技术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我们，改变了我们文化中最基本的思考模式，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置身其中进行思考的人类精神传统:理性和历史。但他相信可以通过恢复人们关于家庭、宗教和西方文化的传统叙述，从而控制技术垄断，这样的建议虽然对于问题的解决缺乏有效性，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可供努力的方向。正如语言以自己的想象建构文化，每个新的传播媒介也都以自己的想象重构或改造了文化。他所强调的正是如何在这种重构和改造中保持文化的独立性，保持文化自身的协调、平衡和比例。于是，他疾呼用人文教育和道德关怀对抗技术垄断，无异于一剂清醒良药。也许其最大启示在于:技术革新中最为关键的不只是“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的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
    二、“技术垄断”实质:对文化神话的解构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显示一种“存在的合理性”。现代技术在全球的传播所带来的后果是，所有社会将按照西方特有的效率、理性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而建立标准的“存在合理性”。然而，在非现代化的背景下，工厂和技术仍然是异化物。我们应充分意识到:尽管技术给接受者带来了新自由从而使之脱离陈旧的由自然界、传统或古老社会模式所强加的约束，但它同时也给接受者的生活带来新形式的宿命主义的思想。为此，必须揭蔽技术表面特性所掩盖的矛盾核心。
    正如波斯曼所总结出的，媒介技术尤其是电子媒介技术对人类产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影响:1.童年的消逝。对于技术垄断所带来的信息观念、信息环境的改变，他最为担忧的是，这会改变“童年”的本质。他说:“如果一个文化的科技使得再也不能对孩童隐瞒任何事物，我们怎么能说童年存在呢?lsyas童年在电子媒介时代的消逝，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为童年的存在提供了绝少的理由和机会，电视所建构的传播语境鼓励我们消除童年。2.文化aids。波斯曼认为，技术垄断的文化是以信息过载和无法筛选、评价信息为特征。在他看来，信息过载远非带来垃圾信息、污染信息环境这么简单，他将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过载的影响扩大到了对文化机制的影响。当信息量增加到无法控制时，文化免疫系统无法过滤更多的信息，信息的防御系统也同样面临着崩溃，“当信息防御系统崩溃时，技术垄断就会兴盛起来’}lajm。他把这种信息过剩所带来的文化叙述的崩溃称作文化“aids" ( anti一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抗信息缺损综合症)。因此，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信息的不断增加不仅毫无意义，且具有潜在的威胁。3.教育的终结。他认为，在技术垄断的蔓延中，教育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教育和学习受到技术的操纵，改变了本来的性质。在这个电子技术蓬勃兴盛的时代，语言和文字所建构的意义已经被技术所摧毁，“技术之神已经人侵了许多教育学者的大脑。进一步讲，在技术垄断的文化中，今天的学校正被一种教育的机械学观点或者说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所笼罩，电子媒介的强大影响力破坏了学习、理解和思考的传统模式。这一理论的基调完全不同于麦克卢汉“地球村”概念背后体现出的乐观态度，其基调是如此悲观，甚至超越祖师伊尼斯（innis)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深切担忧。

    要言之，技术垄断剥夺了社会及其成员的生活意义，它正摧残着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侵蚀着美好的传统文化，并以相当后现代的方式解构了当代在技术发展影响下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神话”。技术绝不是堆放在那里静止不动的一摊实用知识，而是一个在更大的、本身也在经历动态转化的系统中运作且发展迅速的系统。作为技术模型的现代社会，其极不稳定性完美地体现了由赫瑞克里德斯(heraclitus)所描述的著名画面:“一切都在流动之中。”诸多异化清楚地表明，至今为止由文化系统所支撑的生活意义并不能被技术所代替。技术本身也是一个中心领域，为此我们必须建立全新的生活意义用以抵抗生活意义的异化现象。
    将技术描绘成一种特别的宇宙并不夸张。技术引来了机器人或者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妖魔的幽灵，它摧毁了曾将它制造出来的人类，征服了它自己的祖先。人文主义的未来取决于人类是否有能力驯服这一幽灵、控制这机器化了的“动物”。对人类来说，知识与技术成就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们本身并不重要，只有当这些迫使人类正视并且认真思考道德问题的时候，它们才显得重要。人类所必须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正是科技无法提供答案的问题。为此，挪威哲学家g.希尔贝克痛心地说:“借用《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人类已经吃了智慧之果，已经达到了巴贝尔塔，在那里各门学科(各个信徒)操着自己的、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最后是登上了商业之舟，向着灾难驶去。
    三、走出“技术垄断”的困局:当代文化的迷失与重姻
    整体上看，技术垄断所隐含的批判性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也隐含了人类多元文化并存之重要意义。按照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说法，就是“今天的普通人和中世纪的普通人一样容易轻信上当。中世纪的人相信宗教的权威，凡事都相信。今天我们相信科学的权威，无论什么事都相信科学”。事实上，技术垄断时代的专家对与自然专业领域无关的东西，往往知之甚少，但像官僚主义一样，技术垄断文化的专家不仅号称能够驾驭技术事务，而且号称能够驾驭社会、心理和道德事务。正如波斯曼所指出的，随着技术的这种发展，在一种隐喻的意义上，所带来了观念相继变化，开始是，人在某些方面像机器，随后是，人几乎就是机器，而最后的结果是:人就是机器!
    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人对自身的现代文化或文明的优患由来已久，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unter- gang)就是这种“文明忧患论”的最集中体现。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最早从哲学高度阐释了西方现代文明之腐朽与衰落的根源;海德格尔在他之后，对以科学技术为根本现象(实际上为根源)，以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哲学特征的西方文化发起了一次总体性的挑战。他认为，西方传统哲学不“思”，所以，他以前乃至其后所有的哲学—只要是主体性形而上学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无效的。

    当初马尔库塞用“技术理性的政治内涵”，强调在技术的合理性中包含着支配和征服的合理性，也即统治的合理性。当技术在控制外部自然的同时，也要对人实行控制和监督。“不仅技术理性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统治。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上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中。技术越是发展，这种支配和控制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在现代工业发达的社会中，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虽日益安逸，却丧失了自由，并未能获得相应解放。但由于现有技术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所以，马尔库塞所谓人的解放需要不包含统治的新技术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所说的科学应该叫做现代科学，即对它在技术上的被使用负有责任的科学，或者说，如果没有什么似乎‘更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科学的功能以及整个科技进步，那么，一种新的技术观念就不会有什么成果;一种新的科学观念就完全不可设想。
    显然，从马尔库塞的范式，不可能正确分析技术作用变化的原因，因而也不可能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为此，哈贝马斯指出，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因素是人类对自身生存的外部条件的日益增长的技术的支配权，另一个因素是制度框架对目的理性活动的扩大了的系统的不同程度的被动适应。在这之中，目的理性的活动代表了主动的适应形式，而制度框架的变化遵循的是被动的适应模式。它们是决定着社会进化的两个理性化的过程。这里要注意的是，不应由于技术作用的变化，而否定目的理性系统合理化的扩展，本身也是社会发展所需的一个必要条件。
    近代相对于中世纪的重大成就是确立了“进步”本身的地位，但随科技的不断成功，进步本身却日益走向异化。以工具理性为支撑的“进步”取代了上帝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信仰，成为“一种现代性的世俗宗教”，其结果是，“进步”“被制度化到一个无责任位置的社会变迁”。传统现代性的重要深层知识原则就是科学理性、工具理性，正是这种表面“全知全能”实则“片面垄断”的工具理性，造就了现代社会的全面问题。科学理性的垄断性推进，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技术统治的线性模型”，社会成为经济社会，国家成为“技术国家”，“工业理性和技术的蚕食耗尽了日益现代化的社会的本质”“使人类的充满生机的关系成为工具理性的”“使这个行星上的所有的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
    技术对人类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告诫世人正步人技术支配文化的一个新阶段，正面临失去传统、失去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为此，我们必须抨击盲目的技术崇拜和唯科学主义，它们“是一种绝望中的希翼和愿望，归根到底是一种虚幻的信仰”在埃德加·莫兰看来，虽然哲学的历史已有2500多年，但是关于人的科学尚未诞生，其原因在于科学无法研究人性，从而导致“迷失的范式”。
    当下我们的身体已紧密维系着网络、数据库和信息高速公路，因此难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不受观察的避难住所，或提供一个可以划定一条抵抗界线的堡垒，“通向更彻底的解放的道路必须通过信息方式的主体形成，而不必经过现代性的早期时代的主体形成以及该时代快速消失的文化”。与其说文化带来人类的繁衍，毋宁说加剧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真正目的的迷离。齐美尔看到这种“文化悲剧”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化好像对我们做出了“强化”的诺言，但是事实上，与所谓“强化”相伴而生的是“自我的丧失”。可见，要想走出技术垄断的困局，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技术垄断”是技术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不仅是对文化神话的一次比较彻底的解构，更是人类自身的一次自觉自为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