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邓小平不仅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而且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继承、纠正、批判、发展。
邓小平对传统文化是相当熟悉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在他身上表现的是那种映涣大国的自尊和豪迈，是那种胸有成竹的自如与坦然，是那种充满自信的平和与坚定。邓小平对待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也可概括为“继承、纠正、批判、发展”八个字。
一、继承:弘扬传统文化的传世性精华
在进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邓小平是非常重视继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的。
比如，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特别是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他说:“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衣服，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0页)“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78,61页)他还说:“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WwW.11665.COM”(<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一338页)正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激发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为了祖国的利益和荣誉，一代接一代的中国人通过坚韧顽强的奋斗，使古老的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比如，邓小平十分重视“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针对新时期是否还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精神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告诫说:“我们对于艰苦创业，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是个穷国、大国，一定要艰苦创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8一259页)“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条件下，还要不要继续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传统以及如何保持这一传统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还可举出很多的例子。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民族精神是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来的，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集中体现着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是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昌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凝聚全民族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精神具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那么，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邓小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也就集中体现在这个精神上。今天我们倡导的自强不息、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亲土眷园、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j清慷，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博大胸怀，富强民主、文明幸福的宏伟理想和雄心壮志，等等，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邓小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和新的历史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二、纠正:变革传统文化的迂腐性观念
邓小平在强调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的那些落伍性的迂腐观念进行了变革。事实上，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观念更新来实现的。正是通过观念的更新，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几千年流行下来的那些不适合当今需要的传统观念的大转换。
邓小平对传统文化观念更新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不可能作全面而系统的阐述。这里仅从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及个体与整体的关系问题人手作点分析。
首先，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邓小平纠正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
义利观作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体现着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关系。中国传统义利观有其合理的成分，如它主张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不义之财不可得。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但是，古代义利观的主导思想是重义轻利，甚至是义利对立的。儒家思想的先驱孔子就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看待的，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儒家是耻于言利的，他们不仅把义与利看成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而且还看成是治世与乱世的标准。荀况认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邵雍说:“天下将治，则人必尚义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利也。尚义则谦让之风行焉，尚利则攘夺之风行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之七》)显然，传统价值观念在价值指向上是超功利的，即超越行为者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这种传统实际土是把利摆在了义的对立面，反对奢侈，主张寡欲，无条件地强调义永远重于利。这种片面强调道德的倾向，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道德本身的健康发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纠正了传统义利观的弊端。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统一论者。一方面，他高度重视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认为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关系的轴心，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1x6页)。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十分重视精神价值的追求。强调我们重视物质利益的追求，“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在这里，崇高理想与物质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义与利是一致的，精神与物质是统一的。
其次，我们再从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看看邓小平对传统的“重整体，轻个体”的观念的纠正。
就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点是建立在整体主义之上的。个人是一种有待于被整体所融化的异己力量，个人是没有独立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只是作为整体的部分依附于整体且无条件地服从于整体。中国的整体主义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为国家本位，即个人对国家尽忠;二是体现为家庭本位，即个人对父母尽孝。显然，对个人独立存在的价值是不重视的。
为了纠正对整体与个体关系认识的偏差，邓小平从两者相统一的角度阐述了整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准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邓小平的这个论述可以说是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精辟概括，它清楚地告诉我们，集体主义并不是要否定社会成员有个人的利益、个人的抱负和追求，更不是要压抑个人的个性发展，而是强调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并使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扬弃。
三、批判:肃清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糟粕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非整体性的特点，既有传世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所以，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上，主张全盘保留吸收的民族保守主义是错误的，提出全盘否定的民族虚无主义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继承精华的基础上，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和肃清。如何进行“批判”和“肃清”，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关于“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和“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认识这个问题。
从政治生活方面来说，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主要体现在以家长制为特征的封建宗法残余影响上。邓小平曾说:“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一330页)其主要表现就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官气十足、动辄训人、专横跋肩、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等等。受此影响，“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把党内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对于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这些糟粕，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如果“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
从经济生活方面来说，传统文化的糟粕突出地表现在平均主义的“大锅板”上。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充满着浓厚的平均主义意识，自古就有人主张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平均主义在经济上要求消灭私产、平分财富，是一种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脱离现实的空想主义。它抹煞了人的个性差异，不承认人与人的天然能力存在差别，从而剥夺了个体自身的独特性，将千差万别和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抽象为一个苍白的平均值。在这里，任何个人的特殊旨趣和特殊能力得不到承认，人变成了无特征的平均物。由于平均主义否定了个体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也就否定了平等的观念。所以，在中国平均主义又认可着等级的合理性，甚至将平均化等于等级化。实际上，是严格等级化与高度平均化的奇特混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