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现代性文化　“于丹现象”　自觉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文化中国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置换;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当代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加速人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却是关键的关键。
    一、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呈现——“于丹现象”
    文化“是一个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性的复合体”川。对于这一“复合体”作出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从而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便构成文化哲学的研究视0或使命。而作为一种自觉的哲学形态，文化哲学的基本规定范式、总体批判态度和理性重建勇气都是人类文化实践和文化“创制”所关切所追求的价值鹊的。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对文化的适应性和文化的规范性二重功能的圆融性理解和理性适度把握。一般认为，文化的适应性即对文化现象的认同;文化的规范性则指范导性的原则说明和批判性的理性考察。WWw.11665.COM二重功能互相制约、彼此牵制，共同模塑着人类文化精神的走向和社会文化现象的演进擅变。简而言之，文化是在人类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发育积淀升华并反映人的本质性维度的“真实”存在。其一经形成，便通过“内化”作用承诺出不同的人生价值，衍生出不同的人生意义。并且，文化本身在此“内化”过程中得以建构，得以传播，得以发用。
    “现代性文化”观念肇始于16世纪的西方，它以人性解放和知识统一性两大“神话”为哲学依据。一般来讲，其思维模式为二元对立或主客二分，价值逻辑上以“工具理性”为价值取向，方法论上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认识论上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社会历史观上高扬“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观念游戏”，“现代性文化”观念内蕴着“理性’，向“合理性”转化的症候。这一点已由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后的诸神不和”所隐喻。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代性文化”开启了大众或公众基于“合理性问难”的文化批判向度。不可否认，“现代性文化”在现代社会共同体一系列领域的精心“设计”进程中业已彰显其功效，正如哈贝马斯所预言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设计”。但同时，对“现代性文化”的疑惧也绵延起形而上的文化认同危机和针对“价值一意义”真空地带的后现代文化“超越”之旅，尽管步履维艰，“样态”百出。而正是在这疑惧与建构中，“现代性文化”获得了自我批判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和空间，从而在与社会大众的深刻照面后愈来愈坚定地捍卫自己的现代“文化霸主”地位，呈现自己现代“文化批判”的“普遍理性”向度。这里所谓的“普遍理性”向度，不仅指技术性向度，更多地指向其公共性向度，规则性向度和超越性向度。
    “于丹现象”的出现即为一范例。抛开这一夜串红、倍受青睐的浮光抨影，静心审视和反思这一文化现象的合理性、合法性，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问到:这一现象背后究竟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其合理性何在?有何意义?为何走红?如何解读?问题使人反思，反思使人发问。而发问本身就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本体论澄明。
    立足于“现代性文化”批判的视阂，“于丹现象”毋宁说是对“现代性文化”批判的别样呈现。
 　 二、现代性文化的呈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现代性文化”自近代传播发育到中国以迄，“科玄之争”的阴霆就象幽灵般萦绕在我们心头，激烈较量，复扎博弈，成了挥之不去的争论话题。抛开“现代性”内在的冲突和风险性后果，以现代公民社会的“文化整体性人格”作价值承诺，客观公允地讲，“现代性文化”的“教化”和实践无疑大大提升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而伴随综合实力的增强，继之而起的是社会价值信仰的迷茫和本土文化寻根的“热情”。就个人层面讲，“现代性文化”撕裂了农耕文明时代地域性传统纽带和“程式化”社会关系，形而上的“文化一价值”认同危机由此而发，并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和在“复兴”中获得“文化一价值”上的心灵阪依，以此来寻求精神上的生态平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到21世纪初，整个社会经济高速运转，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日渐看涨。在此大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理应获得与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一致的大振兴。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就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在平衡社会发展、大众心理失衡和价值归宿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它提供了生活的准则、行为的规范、生命的态度、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分化多层次多元化、社会公正原则要求重新定位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平衡的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丹现象”正是在此社会大背景下向我们走来。可以说，它的“粉墨登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这个特殊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现代中国文化实践从“应然”走向“实然”的特殊“样态”，是中国文化站在在民族文化更新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一代的“普遍理性启蒙”。这也是文化规范性的内在要求和使命。
    从大众文化与大众自身的精神需求处着眼，“于丹现象”的出场，以新瓶装旧酒的“工夫”极大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和精神慰籍。不同的是它选择了一种“与时俱进”的道路，尝试用古琴弹奏雅乐的时尚消费文化之路。这种大众文化传播与消费，以集体无意识的当代文化需求和时代发展为契机，创造了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的新范式，呈现了“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新理念。虽然不免有“学术生态破坏”的质疑声。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解读?谁来解读?曾经定于一尊的学术权威何以与大众沟通?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即文化创新问题。

      三、现代性文化呈现的条件
    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一方面需要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或现代群体的生成置换，即融人“现代性”的阐释视阂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对话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创生;另一方面，现代传媒与高科技是现代中国文化再创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应用开发资源，而现代中国处在经济高速运转、文化商业化的伦理变迁之路上。

    “于丹现象”向我们昭示的正是对以上两方面的文化创新自觉做出的努力和尝试。“现代性文化”工程的当代实践呼唤着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1)他们具有自身的学识修养与个性解读方式，通过自己的“创造式阅读”，“走进文本”又“走出文本”(俞吾金语)，坚信“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自觉的历史意识，把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普世化”在大众面前，形成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主导性价值观，阐释并守护“现代性社会”的当代意义，从而开启现代文化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之路和当代“意义世界”的自为拥有空间。(2)但是，这些新质型“公共知识分子”所开创的这项“工程”必须负载着现代高科技与现代传媒，以迎合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性社会整合为方向的”现代“经济一文化”社会。在现代信息社会和商业化产业化包装打造的社会转型期阶段，跨时空地解读、普及跨历史的文本经典，不是收敛趋同，而是发散繁衍;不是简单的还原和对接，而是文化搞客与时俱进的文化再创造，包括作为“第四种权力”的现代传媒的介人。这也是文化的适应性。
    从道理上讲，一种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的显现映射着一个民族特定的生存方式，而一个民族不同阶段的生存方式选择也规范着特定的文化模式及文化现象的话语权。中国现代性文化在经历了更多的基于“制度选择”而大众世俗生活由于“双向挂空”而精神家园依然无所依凭的21世纪初阶段，“庙堂文化”走向“大众文化”，“神圣化”走向“通俗化”，“本本主义”走向“信息化时代”，“学术训话”走向“平民化”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的再创造和传播普及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而实际的大胆探索和创新之举。从更现实处着眼，中国目前以“民生”为本位的“和谐社会”实践(或构建)必须以“文化整体性人格”做价值承诺，在现代性文化的“酱缸”里汲取营养。而“民生”本位关涉的层面是全方位的，“文化民生”或者“民生文化”理应包括在中国现代性文化实践创新框架内。当然，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新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让“于丹现象”就保留着它的开放性吧。而且，文化践履活动本身不以真假为判断尺度，而是根据大众可接受的程度来估价。
 　 四、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
    厘定文化现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所形成的文化精神批判范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在文化中国的中国文化人骨子里的最强音。然而，一当面对文化学人的种种努力，“不为者”对“有为者”不是振聋发馈的质问，便是以“作秀”的美名嘲笑，真可谓“批判有余，建设不足”。如此这般，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当代呈现就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就会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消饵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思想肌体中。也正因此，我们需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让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重新焕发生机，以此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养料和理论支撑。
    就中国现代化本身来讲，人的现代化远远置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即“文化滞差”( cultural lag，美国w. f奥格语)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是现代群体明晰:首要的先行的任务是对中国民众进行深度的、普遍的理性启蒙。众所周知，对人的现代普遍理性启蒙除了“走出去”学习西方先进理念外，还要传承学习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经典资源，吸收其精华。一个简单的理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流传存活那磨久，并且在新世纪引发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学院各大学的遍地开花，这决不是文化消遣或东施效肇，而是它本身体现了东方文明的独特价值和人文精神。从“轴心时代”起逐渐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岁月的洗礼和实践检验，在又一个全球化来临之际，它所提供的生活范式和规则，所开拔的人类文明精华和普世伦理价值观全球关注，我们更应很好地传承学习吸收，开启我们的现代化对人的深度启蒙和觉醒，从而使我们真正成为现代化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公民，而不是游离和迷失在中西文化间的看客，成为“能思想的芦苇”。新世纪引发的“文化寻根”热现象就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觉醒后对自己本民族本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就是对现代中国民众进行的新一轮文化“启蒙运动。
    所以，中国现代化实践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视阂切换，现代性视阂切换的角度又依赖作为主体的现代中国民众的深度觉醒。也就是说，加速人自身的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而加快中国现代性文化的自觉呈现却是关键的关键。因为文化也是人化，文化呈现人的本质、力量、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讲，“人化自然”(文化的形成)也是“自然的人化”。质言之，文化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至于我们如何生存，为何生存的谜底则全在于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批判性建构路径中，或者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