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工业　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
　　论文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以恢宏的学术视野精辟地分析了以媒介组织及媒介产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发人深省也更有说服力，他们的现论出发点是通过哲学，社会批判将人类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学术资态值得我们尊重，当然这种理论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在庞杂的批判理论体系中，以1922年在德国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标志的法兰克福学派堪称其理论源头，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人在不同时期均对作为媒介组织的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的研究成果也被传播学大师拉扎斯菲尔德称为最早的“传播批判研究”。作为以社会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批判理论的一部分，这种传播批判研究同样不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潜能，……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该理论通过对传播过程、媒介产品、传播体制的批判性分析，揭示西方现代社会利用大众文化进行社会控制的实质，并希望能按照理想模式改造社会。同是现代主义大众文化批判的组成部分，在强调大众文化的力量和历史的悲观主义方面，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阿诺德及利维斯学派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后者认为大众文化代表着一种对理想社会及文化的威胁，而前者则认为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刚好相反，它是对社会实施控制、维护现存体制的一种手段。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并非源自下层民众，也不是民众自然而然的经验表达，更不能为民众自享，满足自身的需要。wwW.11665.CoM大众文化是从上到下强加给民众的，看似为大众量身定做，实际上是渗透了统治集团意识形态的、欺骗大众的工具，是稳定工业社会生产的“社会水泥”。为避免引起误解，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改称为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文化领域的渗透，它虽然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却降低了文化标准，使文化产品趋于标准化、商业化，它不再关心文化生产的审美价值和批判功能，只注重经济效益，文化工业与利益集团构成了合谋关系，旨在操纵和控制社会公众以强化不合理的现存社会秩序。
    在统治集团掌控的国家里，隶属于统治集团的文化工业自然也为国家所控制，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与传统的极权主义国家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通过恐怖与暴力推行极权主义统治，而是依靠技术的进步，通过广播、电视机构、公关广告公司、印刷出版部门等媒介组织即文化工业实施更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文化工业并非真心服务于社会大众，阿多诺说，“文化工业虽然无可否认地反思过它所针对的成千上万的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状况，但大众却不是主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被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件。与文化工业要我们相信的不一样，消费者不是国王，不是消费的主体，而是消费的客体”。文化下湘是操纵公众的社会控制机制，它是通过文化工业对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来运行的。意男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扎睽的核心内容，而文化工业凝聚了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具，对文化工业虚妄意识的揭示在法兰克福学派意态批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笔下，意识形态是指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维持的一套骗人的思想，它掩盖了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识，是谎言”文化工业就是以欺骗的手段，制造虚假意识压制个人愿望，形成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以维持既定社会的存在。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控制首先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来实现的，马尔库塞在他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认为人类的需要有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之分，所谓虚假的需要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现行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特别是广告经常以“快乐”、“舒适”、“无忧无虑”、“最佳选择”等诱人的广告语“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满，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文化工具不是强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因为文化工业虽然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愿望，如希望自己赤裸的上身能穿上运动健将的毛线套衫等，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引起了人们由于不能兑现理想的愿望，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爱好。这些由文化工业提供的看起来好像充满个性、投其所好的虚假需要不过是“要求压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产物，它常常被置于真实的需要之上，否定和压制了各种真实的需要，成为人们从奴役状态中觉醒的障碍。
    此外，文化工业还通过对现实的美化或提供超越现实的幻想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控制。我们知道，现实总是残缺不全的、不尽人意的，美满、团圆、幸运是人们共同的期待，文化工业就是作为这样一种补偿提供给人们的。当然，对现实的幻化并非完全是对人们需要的回应，它同时还是统治集团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策略。如果每个人都保持清醒，都能意识到自己被奴役的现实，恐怕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让人们陶醉在白日梦里，经常为那些不必兑现的诺言所打动则是个两全其美的选择，而文化工业无疑是完成这项工作最好的工具，所以，对现实的掩饰就不完全是对民众的一种善意的安慰，更是统治者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巧妙手段。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工业成为一种诺言，一种欺骗。阿多诺说:“在文化批判中，最为坚实和核心的问题之一便是一个关于谎言的问题:文化创造了对人类有价值的社会的一种幻想，而这种社会并不存在;文化隐匿了人类劳作其上的物质条件，它通过抚慰和催眠维持了经济对生存的恶劣决定广告就是通过所营造的一个个梦幻世界来达到它蒙蔽现实、刺激欲望、增加利润的目的的。文化工业就是要让人们深陷于它所精心设计的虚妄世界里，培养一种虚假意识，并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正确判断力。“文化工业各个部门的产品，都是希望能使观众摆脱日常生活，但是这种摆脱会使消费者像美国幽默报上所登载的，女儿被拐骗私奔以后，父亲一个人在黑暗中扶着梯子、孑然一身、无依无靠”，而且这终究不过是一场梦，既然是梦，就总有醒来的时候，“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像私奔出去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先的出发点”。

　　在马尔库塞看来，文化工业赖以生存的技术并不是中立  的，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设计，它从来都是根据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是根据人民的需要设计的，设计本身即包含了一种统治的先验性和控制的欲望。既然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那么依赖技术的文化工业努力营造的虚假意识就不单纯是给予，也不完全是大众的一种自愿的需要，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骗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的东西心满意足”。人们似乎也  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虚假需要和随之而来的欺骗性满足，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强制。因为一般而言，“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回答，但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并当他们确能给自己提供答案的话。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
    在悲观的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凭借文化工业进行的意识形态控制十分有效，文化工业已经成功地通过渗透社会每个毛孔中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把虚假的需要和虚假意识强加给了个人，使个人为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成为社会的操纵物，并把虚假的需要当成真实的需要，把对满足这种需要的大量商品的选择自由当成真正的自由，认为  自己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是同一的，并从中获得满足，这必然导致单向度思想和行为的出现，它更意味着人的独立思考和批判能力的丧失，人的自然感性生命的沦落。不仅如此，文化工业“凭借利润效果和现代传播媒介的迅速扩散，操纵着文化的主流，促使文化愈益平庸化、物质化、模式化、丧失批判与否定能力，成为集权主义的帮凶”。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以恢宏的学术视野精辟地分析了以媒介组织及媒介产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与过去单纯从剥削、不平等、暴力统治等肉体强制的角度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文化工业批判显得更发人深省，也更有说服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虽说多数出身于上层社会，但他们的学术立场却和利维斯学派的精英主义完全不同，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通过哲学、社会学批判将人类从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学术姿态不论在什么时代都值得我们尊重。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该批判理论缺乏实证，并且语言艰深晦涩，这也是人们对该学派指责最多的地方。阿多诺认为，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可能产生19世纪下半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那样的革命实践主体，物质的武器的批判已失去意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否定只能采取意识革命和精神批判的形式。正因为如此，缺乏实践性，不具备实证依据成了该理论最明显的缺陷。同时，该学派也认为，一个受商品拜物教、交换价值和文化工业支配的社会，日常使用的语言在其中已被污染，批判观念的语言只能用一种艰深晦涩的理论的语言来表述，以保护自己不受污染。但是，该理论语言在竭力抵抗拜物教的同时，那些令人费解的语言却形成了一种概念拜物教，而且这种概念拜物教很可能掩盖了批判理论缺乏实证的事实。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把诸多的社会弊病都归罪于文化工业，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大众完全受控于文化工业，这无疑过分夸大了文化工业的作用尤其是其消极否定的作用。事实上，文化工业远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强大，一方面，许多文化工业因其产品不受欢迎或经营管理不善而惨淡经营，甚至面临倒闭;另一方面，消费者远不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被动，“消费者并没有毫不保留，并非无可避免地吸纳了大众广告的所有意义及目标”“在他们所消费的对象方面，比大众文化理论或文化工业所估计的更有辨别力和批判性”。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大多数批评家不同，沃尔特·本杰明可算是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另类，他是该学派中难得的对大众文化持肯定态度的理论家，他在写于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认为，技术的进步直接关系到艺术的进步，因为照片、电影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使高雅艺术、沙龙艺术、艺术博物馆、美术馆失去了独特的气息以及个人和阶级的拥有权。本杰明看到了大众文化民主的潜力和参与的潜力，但他的观点也并非无可挑剔，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的理论家因过多关注文化工业的负面效应而陷人了“反向的”技术决定论的话，那本杰明则陷人了一种技术乐观主义之中。  
　　再次，马尔库塞对人类日常生活需要真假的区分值得商榷的地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真正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的区分标准的认定问题。马尔库塞认为，本来应该由个人对真假需要做出裁决，但在文化工业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操纵下，个人已失去了对真假需要的辨别能力，而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无疑就是像他这样的理论家了。这多少让我们看到了居高临下的教师爷姿态。英国批评家麦克因特尔的指责更是毫不客气，“马尔库塞哪儿得到的权力这么说话?别人的真假需要他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其实，如果马尔库塞能给我们指出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的话，我们还是赞同以他为师，但让我们失望的是他并没有对“真正的需要”做严格的限定，他只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下过这样的定义:“只有那些无条件地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效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和我们想象的相反，马尔库塞对“真正的需要”的界定不是太过苛刻，而是太过宽泛，似乎真正的需要并不那么难以满足。许多人为马尔库塞的说法做注解，认为显示真正的需要的商品应该是那些有助于改善生活，真正有用的商品，问题是这些标准仍然牵涉到与个人有关的价值判断，最终必然是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和以往极权主义社会采用暴力和恐怖手段维护统治不同，现代西方工业社会采用一种控制的“新形式”。在现代西方社会，以科技为背景的大众传媒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通过更易被接受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之中，阻碍了人的真正自由的发展，因此，他们主张批判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其批判理论以先验的“应该”为逻辑前提，把对工业社会的批判都归结为意识形态批判上。法兰克福学派一再声称他们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精神，其实，他们只是对马克思《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的理论特别重视，并没有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本质，最终滑向了唯心主义。他们不是就西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特性进行分析，而是把研究重点放到了西方社会物质基础和现实矛盾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投影上，无疑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意识的一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法兰克福学派只针对观念和意识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根基，“他们的批判仅仅是一种不触动现实的浪漫主义批判，最多也只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