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作品　沈从文　现实　文化批钊　人格重建
　　论文摘要：本丈通过时沈从丈湘西小说稼边城 , 中人粉性格变化和社会历史环境变化的分析，寻找沈从丈笔下理想人生形式和现实之间矛质的原因，从而使沈从文的文化批判的愈义和成因得以凸现。
　　作为小说家.沈从文是幸运的。因为在尚有激情和还能言说的时候。他就在叙述正统中国文化视野之外的湘西故事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湘西系列小说，是沈从文作品中最精彩、最美丽的篇章。作者通过对自己熟悉的湘西乡村生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独立存在于封建集权专制和西方近代文明之外的、已然存在而且运转规律迥然不同的民族地方文化系统。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另类文明在没有或很少有正统封建文化或西方文明注人时.可以特立独行于世.运转自如;只有外来文化随着强势政治、经济力量对湘西的逐步占领、控制而逐渐渗透和占据统治地位时，古老的湘西地方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性美、人情美才被消解，逐渐沦丧.仅仅成为逝去的荣耀。
    因此、“更有人生、更具人情”的古老湘西。可以认为是沈从文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的表现，而经过数百年封建专制.教化“和数十年近代文明”现代化进程的湘西，却是作者不愿面对但不得不探究的、令人沮丧的现实。在这里沈从文的文化理想和他面对的文化现实之问存在着巨大落差:理想中的文化曾经存在过，却很不幸的并未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复兴、反而日见沦落，社会变动将传统的湘西社会秩序颠翟，却并没有完成它许诺过的人格重建和道德进化任务的一丝迹象。wwW.11665.COm所以沈从文的痛苦、仿徨和怀疑就是可以理解的平常心态。
    我认为，沈从文将他对湘西社会的理想寄离于《边城》中，这个中篇小说描写了一种可以称为常态，的乡村平实生活、一段属于自由生命个体的情感经历;而仅存第一部的长踱小说《长柯》则以更为宏大的叙事来描述现实乡村生活中的战乱、攀政、反抗和在这种“变态”中的人性沦丧、作者通过对湘西儿女命运的关注，引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究竟是解决危机、重塑人性进而引起民族复兴的万应药，还是可以消解民族文化的双刃剑，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即将导致人文梢神完全湮灭的陷阱。
    这样，沈从文批判的力度和意义.将得以凸现。
    《边城》:张扬，原蜻生命力的碑姐世界
    完成于1938年春的《边城》。是一部追述逝去岁月，写给‘“真知道当前农村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的人看的作品。由这个特定的写作目的，可以看出作者意在为批判现实中的湘西提供一个参照系:充满人性美人情美的湘西。这样的文化氛围、可以在湘西苗族、土家族聚居地方找到历史上的形响和现实中的遗迹.如原始宗教的天人和谐观、较为自由的两性关系和淳扑的民风等。因此、作者在《边城》中展示的那种不悖人情的生活方式，必定和湘西长期以来的相对原始，封闭、独立的社会形态有关.而沈从文将这种人文景观视为理想中的社会存在，也必定是看过湘西乡村社会中热情‘张扬的原始生命力的律动并为之感动和震撼。
    主流视野之外的湘西小镇茶炯.是一个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情的人生形式的缩影、在那里，深深埋藏于原始文化积淀中的力量构成了本原的生命形态、本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翠翠.如小兽般充满野性美的乡村少女，正是原始生命力中至善至美因紊的具体存在.作者写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悄.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转引自《从边城走向世界》第237页)正是这种美丽的存在来表现鲜活张扬的。发自人物内心的生命力翠翠美丽、天真、淳朴而又真挚、大胆、热烈地享受着自由生命释放出来的巨大活力，以至于世俗昨价值取向只能黯然失色。在作者的人文视角下，她正是原生态文明生命之美的代表。
    而天保和滩送则可以认为是原生态文明中生命之力的表现。“一分教育的结果，弄得两人皆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情，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可以说。这样的性格特征正是原始民风和椒西乡村儿女淳朴品性的人格化指称:在这些敬天事神，追求生命自由与和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人性的高贵。

    两兄弟其实可以看作是同种精神力址的不同表现比较而言.哥哥夭保的性格特征中.更多的偏重于社会性的因素:隐忍、坚强和重义轻生.这正是湘西淳朴民性的心理文化基础。也是原始宗教关系得以维持和与封建专制结合的思想基础;而弟弟摊送的个性张扬生命本能因素却更加突出、但是.哥哥的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和弟弟富于感情毕竟不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哥哥的出走和死亡是因为爱情的排他性使他对翠翠的追求已无希望，而弟弟的离开却是因为对自己情感追求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产生怀疑。他将哥哥的死归罪于自己的情感诉求.将翠翠一时的误会，当作永久的拒绝，从而产生幻灭感。这样.在一个仍然存留着人性美的情境中.爱而不能是因为性格中的悲剧性的因素存在.这种爱的脆弱本身.正是高贵的人性并不能独立于现实社会的悲剧存在。
    然而爱情.无论脆弱与合时宜与否，都是充盈、支持和张扬生命力的源泉。人与自然交往中最基础的是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和爱情，前者是因为人的本能.后者是因为个体生命的交往和关注等心理生理需要。爱与孩爱从来就是超越一切社会形态和人的差异性的普遍生命诉求口爱情的美好正在于它是那么的接近人的本真形态和人的差异性的普遍生命诉求;爱情的美好正在于它是那智能的接近人的本真.并不容许对自己需求的漠视和歪曲。在原生态的人生形式中.爱情、婚姻和两性关系尽管为诸多因素(如异族之间或身份地位不同的男女之间通婚.常常被视为禁忌)制约.但总体而言.具有比较充分的自由.而在秩序并然礴卑有序的社会文化形态中.两性关系往往被政治的、经济的或观念上的人为界定控制和左右，这样，在都市化，体制化情境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禁欲的极端和纵欲的极端。湘西小乡城里翠翠1滩送他们健康、真挚，活泼、生气蓬勃的爱却是罕见的，这种自然之趣.是多么令人神往。
    令人疑惑的是，沈从文的理想人生形式却是存在于相对落后、原始封闭的山村社会中—“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居的山寨(转引自《从边城走向世界》第zv页).支持翠翠们本真爱情的原始生命力，和以家族、血缘和宗法制为背景的民族地方文化系统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和近代文明在翔西的渗入格格不入;横亘翠翠和摊送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异并非自有茶胡的时候就存在了，很明显，它是封建专制文化等级袁讯或近代拜金思想产物，折射出不是人本原的情慈需求.而是利益需要。很明显，在自在的原生态生活中翠翠、伶送爱得大胆真挚，而一旦封建买卖婚姻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之后，爱而不能的“爱的脆弱性’就开始凸现了。少女怀春本是人之常情.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性幻想.在专制禁欲语境中却被冠以淫荡的罪名，即使在现在.也往往被公众舆论视为品行不端.这是多么大的反差。我认为一适于人生存的社会文化形态必定不翔淇视甚至禁止个体生命发自内心的悄欲和性故需求，湘西小镇的少男少女们真心相爱.在爱而不能得到时并不转向失望、禁欲和麻木，而是更关注内心，坚韧果敢地寻求爱情.从这个惫义上看，他们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带有些人性解放的色彩。
    然而封建文化的渗人使得这些努力往往落空。从原始社会自发的、自端的性爱情爱到封建社会契约式的婚姻关系，尽管等级和秩序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段压抑和牺牲为代价的进步，却从人性的基本层面开始消解人的生命力.导致爱而不能.爱而无能干脆就丧失欲望，麻木灵魂。
    沸洛依德认为，性欲是生命的本原、一个人的欲望是否能得到满足是一个社会形态是否健康和畜有活力的重要因素。封闭的湘西乡村存在着爱与被爱行为准则.以生命欲求和生命活力为原动力的健康而不悖人惰的生命形态;爱，作为这个原始文化形态中.重要的感惰因幸.得到广泛的承认和尊重，从而成为抗拒封建婚姻的梢神力量.它通过表现令人橄昂的原始生命力最，达到心灵净化和入格完善的目的。沈从文选取这种建立在爱与被爱基础上的生命形式作为其文化理想的代表，从另一方面讲。正是对封建文化浸淫下重利轻义的价值趋向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
    然而。理想中的文化形态往往因为原始社会形态中人性的蒙昧和对自发个性解放合理性和可能性的疑虑而失去存在的力量，特别是在压力之下更是将爱的脆弱性表妈无余。翠翠的恋人因误解和负疚不能自我娜脱而远行，翠翠的父母因为不能正视爱的价值和求得牵昧毕存环境中心灵的平和而轻生，对于这个理想人生的范型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长河》:“现代化”进程中的性格变异
   《长河》是《边城》的姐妹篇，它提供的人生图景.已经不再是《边城》里的自主自为的原生态生活形态.而是经历过“现代化”变故、战乱和苦痛的新湘西了;
    因为现实中的变化和作者心中的理想湘西文明越来越远.沈从文敏锐她感受到这种不和谐的状况: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愉人一“而‘.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伊见出变化中堕落趋势’。i=i;pi而湘西乡村的堕落，在《长河》里.具体表现为人物在巨压下的性格变异，乡村人文精神的湮灭和湘西儿女原始生命力的日渐丧失。

    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情境中.造成湘西民众对一切外来事物敏感和怀疑的心态，自“改土归流”以来的历次外部势力在湘西的运动无一不是以战乱、流血和湘西民众的利益极大损失为结果的，所以当听说“新生活”就要上来了、妇人“不免惶恐之至“1=li pst”而老水手虽然秉承传统美德和操守、又见过世面，谙知世事变化。却也因为惶恐而将一个江湖艺人误认为是“新生活”的探子，从而引起一场虚惊。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失去自信力的灵魂。
    这种心态的产生，历史的因素可以上溯到清代封建统治者对湘西民众的镇压和屠杀，这种以天下一统为目的的民族灭绝和文化摧残行动，虽然在历史层面据说有着进步性，但是从民众的利益的层面出爱.无论如何不能认为以数百万无辜者的血为代价的运动是历史的进步、更为可怕的是，历史的阴影和现实的残酷(如蒋政权对苗民正当要求的漠视和镇压)成功地消解了缘自自由生命的自信.使民众在强权面前失去判断力，从而导致命运的不可知和灵魂的麻木。而外来文化作为强权的语境，同样成功地消解湘西民族j地方文化.中原封建文化随着清兵的大刀碉堡一同到来，其代价正是百万苗民的无辜喋血，历代湖广总督统治下，苗民聚居地的面积不断缩小:在湘西民众眼中，强权的章法制度和札义道德几乎等同于强权本身，像阉割身体一样阉割文化。而反抗基政的革命.到了湘西却成了当权者屠杀各族人民的又一种借口《辛亥革命的一课》、收入《从文自传》)，因此，在失掉了自信力和判断力的湘西人的观念中。外来的东西无论居心何在。总是危险和不可捉摸的。这种心态.也正是乡村由合理的自我保护转向过分的排外守旧和狭隘地方主义的关键性因素。
    夭夭身上还有翠翠的影子，但是她的从容镇定却也是被急剧变化的环境所迫，并非人物自身所求的生存状态。至少，人见人爱的翠翠不必担心被人调戏、只须将自己的美处自然展现:而夭夭作为一个活拨、乖巧、纯洁的少女。却要随时提防邪恶势力的侵犯，从而不得不以不卑不亢作为基本的交往技巧，这已经是将人的自然本心小心隐藏起来、用从险恶社会中习得的自我保护方法维护自己的正常方式了。然而这样的方式，必然造成夭夭心理压力，迫使她不容易在其爱来临时.及时进入状况因此，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湘西儿女失去原始生命的活力，只是一个程度深浅和时间早晚的事。
   《长河》中的乡村，已经不是《边城》里温情脉脉的入生形式了、日见增长的恐惧、不安和躁动。迫使湘西儿女不得不像他们的敌人一样行事。作为生命形式中强悍力址的代表，三黑子的自发权力要求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竟和幻想革命成功后统治未庄的阿q那么相似，又与保安队长的劣行同根同源:权力至上的社会结构中。人的个体空间、由社会契约形成的公理正义和法制观念统统不可得.如果这就是.现代化，的现实运作的话，这可就大可怕了。很明显，这种权力的渴望心态并非湘西原始宗法杜会的土产，而是外来势力长期滥用基力的结果;保安队长的今天就是三黑子的明天‘这正是悲剧所在，要战胜强权。首先必须创造强权;要打倒奴隶主，就得翻身自己作奴隶主。很不幸、这是湘西儿女向不断压迫、打击他们的外部世界学到的最!要的东西。
    原始宗法制—源于共同血缘的家族制度转型为源于共同利益封建宗法制，是湘西乡村人文精神祠敝的另一种表现。异族通婚造成血缘杂乱这种原始禁忌，在原生态社会中往往表现为精神上的压抑和观念上的不允许，翠翠的母亲自寻短见，并非族权使然而是性格中悲剧性因滚的作用:逃跑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她却舍不得离开父亲，无远走的勇气。而《长河》里讲到的将通奸女子沉潭发卖，却是宗族权力强迫的结果其本原因素是防企私有财产的丧失和家族名誉的损失，更暗合明季以降，座学灭人欲(同时又是极端变态的纵欲)的精神指向，“但自然也不真正讨厌那个年轻健康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或许倒是肉体被外人享受”。由此可以看到、封建宗族的人身依附关系，特别是将女性视为私有财产的观念和行为，在原始宗族中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封建宗族统治造成民众自发的社会契约一人与入之间的自然诚信类系倒退回臣民对主人的依附关系、势必导致和谐的人阮关系被相互倾轧的利益趋向所取代，茶偏变成吕家坪、人心不古、正是时代趋势使然。
    沈从文笔下的现实湘西，虽有人性美的亮色存在，但是总也无法掩盖人文沦丧的悲剧性趋向。湘西儿女心灵层面上就在逐渐丧失自我，本来声称拯救人性、重建人格的乡村现代化运动远不能阻止情况恶化，反而在具体动作中充当了毁灭湘西民族地方特性的一柄双刃剑。这就是令人沮丧的现实。

    文化批到:在理想与现实的矛后中滋行
    鉴于理想的人生形式却失之象昧，人性的美与悲同在:现实的湘西生活却又与作者“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情”的最低文化社会理想相去甚远，所以沈从文的文化批判是多元化的。原始人性的美需要保留.但是其中的蒙昧野蛮必须期除.才可能作为理想人格的范本:凋版的人心必须得到救赎，否则民族过去伟大处的复兴，根本无从谈起。从《边城》到《长河》实际上是作者理想人生观和现实社会存在之间矛盾的表威沈从文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来看待湘西社会的命运，因此，他的人生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就同时具有文化批判、人格重建的双重意范。
    二文化批利
    沈从文即使在描述其理想的生命形式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对其中的落后心态和愚民意识进行揭示。数千年的民族历史文化积淀，其中有辉煌、也有助然失色之处。在自发的原生态生命中，尽管主体意识存在却并未被湘西儿女认识和自觉地用来争取个性的解放。从而造成生命欲求的脆弱性。最终形成爱本身的悲剧所以，作者文化选择观的奥义。就在于如何将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和民族地方文化中人类本体的生活活力给合起来。启蒙愚民，使民众争取个性解放的取向不至于沦为新的暴政和专制集权的基础。然而.作者井没有完整的政治—文化解决方案，他只是提出一个近乎理想的生存方式《边城》，使人们在批判现实、谋划未来的时候有一个理想社会的范型和参。
    对于现实中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急是以怀疑的眼光加以关注、幸运的是‘正是作者对乡村现代化的目的、作用、方式‘实际运作情况的怀疑的秉笔直书.终于使近代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真实情况昭示天下，从而破除了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外来文化可以完成开启民智、保持民心消除愚昧的迷信.提示人们注重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中寻求解决之道:同时作者又以鲜明的地方立场关注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提醒人们警惕它有陷中国乡村于万劫不复境地的可能，以期避免身后的铁门一关上，才发现来到的并非天堂而是地狱的惨剧发生，至少，可以让人们有一个思想准备
    正因为作者的文化批判建构在文化理想和文化现实的矛盾之上，所以具有很强的批判力度护
    2.人格的重建
    国民性的批判始终是中国新文学的不了情结，沈从文不止一次地描述湘西的人性美，却总是将其归于湮没.其目的正是指向落后文化形态中的蒙昧和愚盆，从而凸现美好人性对人格重建的重要指响性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美好人性逐渐沦丧的现实在作者看来并不是不幸的巧合、文化重整如果并不是以美好人性复归为要旨.实在就是一件相当可疑和相当危险的事情了、如何在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整合之间实现国民性的转型与重建的“软着陆”，的确是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命题。
    经由《边城李到《长河毖的湘西乡村文化逐渐被消解的过程、可以看到.爱的脆弱演变成生的艰难，个性解放变异为人性美的丧失和人性恶的膨胀。这一切构成了沈从文的文化理想和文化现实之间的矛盾而迫使作者不得不独立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徘徊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