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河南作家　乡土文学　平民意识　文化批判　文化品质
　　论文摘要:中原文化浸润下的河南作家，选择乡土文学作为创作的载体，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对文化与生存关系进行思考，展示与剖析了国民灵魂，深入地揭示了当代农民心理上的种种痛疾和障碍;关注对乡土的文化理性批判，展现了河南地域文化的新品质。
　　特定的地域，有着人类不同的活动形态、地理特征、文化传播走向和行为系统，不同的地质条件会产生不同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风俗风情和审美意向，这些都使作家在文学创作的总体风貌和细部描摹中产生深刻的印记。
    当代河南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背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悠久、坚韧、丰富和浑厚的个性，中原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和稳定性特征以及其文化思维和生存观念，是河南作家的精神财富;无论是人生哲学、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乃至题材选择、语言运用等方面，中原文化都对河南作家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可以在作品的文化生存环境下体味其具有的河南特色。
    当代河南作家多是出身于城镇的书香门第，或其本身就是农民，或是农民的儿子，或即使非土生土长，但由于上山下乡等原因，也有着长时间的乡村经历。农村、田野在他们的世界观、思维逻辑乃至情感判断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以河南为中心地区所构成的中原文化生态空间，对河南作家的影响最为突出。同时，河南长期以来以农为主的生存状态使同宗同姓的自然村落长期保存，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得以保留，浓厚的传统伦理于农民既是一种美德，同时又是一种狭隘。wwW.11665.coM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乡土就成为河南作家最初始情感与深刻理性结合的一种文化形态，他们选择乡土文学作为自己创作的载体，表现了浓郁的中原情结，对故乡的热爱和冷静的分析，体现出鲜明的中原传统文化苍劲、雄厚和悲苦的情怀。
　　1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表现平民化的文学意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崛起的河南中青年作家，背负着振兴中原文化的历史重任，决定着中原文化圈整体文学品质的未来。但是中原文化的振兴，裹挟着历史的厚重、苍劲、执着、理性，同时还有权欲、保守、奴性、自卑等劣根性。皇天后土的中原文化和新的时代文化相交织，形成了河南地域文化的新品质。
    李佩甫的《羊的门》演绎和再现了这种文化品质，它集中展现了中原人文化心灵史。书中的人们具有保持生命的本能，又对他人的生死麻木漠视;既因充满生的苛求而驯服，又内含无知的反抗和愚昧的自尊。主人公呼天成就是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塑造的、兼有中原文化的优点和局限的形象。这一形象寄托着作者李佩甫对养育他的中原大地和中原文化的炽爱，对中原乡村智慧的首肯，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呼天成所外化的中原文化的困守与封建特性的深刻批判。
    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代河南作家在中原文化的浸润和儒家理想的濡染下，作品中情不自禁地保持了儒家的生态哲学、生存追求及社会理想，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创作风格大气，文风雄浑而壮阔。他们紧跟时代，表现现实，关心政治。政治文化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儒家的忧世忧生精神转化为一种终极人文关怀。李佩甫的《学习微笑》等作品直接关心国事民虞，表现社会主潮问题，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柳建伟的《冲出重围》通过和平年代的一次军事演练，暴露出军队建设的一些非常深刻、关键的问题，揭示了科技强军的紧迫性，表现了作者沉重的忧患意识，在恢弘的时空中所包含的军旅生活的丰富性、反思性和前瞻性是空前的;周大新的具有“史诗”之谓的《第十二幕》，立足于故土南阳，以尚家三代发展丝绸业的家族史为经线，编织出了20世纪中国民族工业酸甜苦辣的发展史，对中国百年挣扎图强的抗争史给予了个人性的艺术透视，这些都表现了作家强烈的忧世与忧生精神。
    当代河南作家的作品，在文化意象上表现在他们的平民化立场、民间化倾向，具有可贵的平民意识。作品中蕴涵了沉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文学的主角由英雄改为世俗平民，追求“现代精神”和“现世关怀”。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所展示的社会风俗和人文景观，使它具有“史诗”的规模和品格。作品中的中心人物虽为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但他们走出了“正史”或者是“政治史”，作者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灵魂的对视，他们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一一展现，经过原生历史到心理历史到审美历史的转变，实现了人的还原。张宇的《软弱》等，把写作的笔触深人到城市平民小人物的生存境况中;《晒太阳》虽写的是一县之长的人生经历，但作品所采取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更容易表现县长杨润生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人”的思想。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从普通村民的角度，审视马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认为从民国初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改革开放这么长的历史进程中，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每次遭殃的都是最普通、最无辜的村民。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强烈的平民精神。

　　2关注乡土文化理性批判，展示剖析国民灵魂
    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的乡村小说，包含了对文化与生存关系的思考，从不同方面塑造出“乡土中原”的立体形象，已经成为河南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田中禾的《匪首》、李佩甫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个玄孙》、《羊的门》等，这些作品是对近百年农村历史的重新认识，作家把“生之沉思”寄托在这“重新认识”之上，完成了农民形象“从精神意义的放逐、形象意义的消解到文化意义的整合”。《羊的门》被称为“是一部改变了50年来乡农文学面貌的作品。”

    乔典运、周大新、阎连科等的乡土小说，展示与剖析了国民灵魂，把目光投向农村畸形的关系和丑陋的人生，吸纳继承了“五四”以来问题小说“为人生”的主题，深人地揭示了当代农民心理上的种种瘤疾和障碍。这些作品立意厚实，“把笔触伸延到对人性、人生、人的梳离与孤独等现代意识的强烈的揭露和展示”，表现出小说家勇于“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乔典运的小说创作一直致力于国民性的探索，“对乡土文化负面价值进行集中思索和表现的巨眼大手应当首推乔典运。其整个80年代小说主要视点是基于这样一个发现:乡土文化的负面影响已深人农民群体中，形成文化心理疾患，成为习焉不察的无意识，成为根性。一是长期封建文化，一是极左毒害，已转为与现代化格格不人的根本障碍。改变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它。乔以细节的写实，整体语言式的现代写作，运用抽象、象征、变形、夸张、隐喻等手段，把他对乡土文化心态即中国魂灵的深思熟虑，进行艺术强化。”他的《问天》、《换病》、《满票》、《村魂》等一系列乡村小说，以审丑的眼光关注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蕴藏在农民心灵深处的顽症:自私自利、麻木不仁、恃强凌弱、愚昧嫉妒等深层文化心理。周大新也是以探讨国民性问题而见长，无论是对社会学意识上的人的描写，还是对人的本性的探索，无论是表现农民的朴实、善良、乐观为怀以及深藏在他们血脉中的旺盛的生命力，还是表现某些农民的残酷无情、蝙狭固执、报复心理等丑陋之处，都反映了作家对人性矛盾深沉的思索。作家这样写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伤疤，蕴涵在其中的是作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意识，希望这样做能呼唤出健康的人格，呼唤出强大的国民灵魂。这无疑是继承了鲁迅农村小说重塑民族性格的创作意旨。
    对乡土世界的否定性价值判断已经不约而同地成为河南作家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品格。在古老土地经受内外危机改造的时代，那些不安的灵魂先是“从器物上感到不足”，继而“从制度上感到不足”，最终深化为“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并由此引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解构。如果说对乡土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来自对现代化正面价值的认同，那么，对乡土文学负面价值的回归意识，则产生于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认识和反拨。
    当代河南作家关注对乡土的文化理性批判，乡土苦难和文化积重得到了空前的审视，体现出深重的悲剧精神。张宇《晒太阳》、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刘震云《塔铺》等，把农民哲学表现得微妙而残酷，捕捉了乡土政治与文化的魂灵。作家的忧思和痛苦足可以显示出文化结构破损的程度。刘震云后期的故乡系列是超越土地的非功利审视，在创作立场上，他站在农民文化的内部对历史和历史观念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他以高级文明形态的目光俯视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形成居高临下的反讽语势，在戏谑性的嬉笑怒骂中透出深切的关注。村庄里不存在伦理与政治的结合，也没有民族与阶级的冲突，只有对权力的世俗理解以及对世俗权力的强烈认同。权力崇拜酿就权力万能，而权力无孔不人又支撑着权力崇拜。这些原本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民，一生的智慧与勇力、狡黯与残忍都在权力角逐中被激发出来，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这种陋习顽强的生命力说明了人性中的权欲本能在现代文明面前的势力和可怕。
    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造就了河南作家，同时，与中原文化顽强生命力相伴的顽固的保守性，因循守旧的历史观念，也制约了当代河南作家的创作。
    河南作家多是因为后天工作的缘故才走人城市的，他们在创作的起始阶段以乡土为题材，在随后的创作中才慢慢转人城市生活领域。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艺术视野不够开阔，写作资源不能多方获取。当有限的生活素材和情感体验消耗之后，创作就失去了底气，因此显得后劲不足，难以创作出底蕴丰厚的作品。张义曾说过，“乡土情结既是优势，又可能成为负担，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定位已遮蔽了创作视野，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他们表现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见情绪，一个作家可以终身描写农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带来的全民族生活的变化，就会固步自封。”许多作品在塑造代表着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农民形象方面用力不够。河南作家在写作视野的拓展方面还有待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