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　社会批判
    [论文摘要〕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研究的中心论题。理论家们主要从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性质等五个方面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大众文化的盛行包含着对历史人文理性的摧毁。在批判中，理论家们隆重推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命题。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实现了社会批判的功能，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处在一个从总体上说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挺进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切都商品化了，商品观念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产品的商品化，从一个角度深刻表明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危机。现代社会文化呈商品化趋势的问题必然地进人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视野。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流亡美国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旅美文化批评。他们发现当时的美国有一个既非法西斯主义的却又具有操纵性的发达的流行文化网络。于是，他们开展了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社会中的通俗文化，如流行音乐、通俗小说、艺术广告等。它潜在地操纵着社会大众的思想和心理，以一种貌似温和的形式培植大众的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称之为巩固现存制度和秩序的“社会水泥”。这种大众文化是工业时代才具有的;不妨说，它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文明自我逆变与现代西方社会工具理性膨胀双重作用的结果。wwW.11665.CoM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把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文化总称之为“文化工业”。或者说，以“文化工业”概念取代了“大众文化”范畴，用它来主要指称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进行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工业已经同整个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统治与其在文化上的统治达成了一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在整体性的联系之中。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走向了反启蒙，它的出现标志着人们步人了大众欺骗的文化和社会阶段，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批判。
    如果把大众文化大致地纳人一个从出现、生产到消费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来考察，我们注意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大众文化批判的。
　　(一)大众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人类文化活动的性质。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是以下述几个方面的语境变化为条件的:大众消费趣味产生并且决定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主导精神需要，这可视之为大众文化兴起的首要前提;在此基础上，现存社会意识营构出普遍的大众化人格;文化生产卷人社会经济法则的运行之中，经济法则成为文化生产的“杠杆”;科技发展适应了文化大批量生产和即时传播、消费的大众化要求。这样，大众文化就消解了古典文化的仪式品格并颠覆了古典文化对人类终极问题的持恒性探究倾向以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大众文化通过大众潜在地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成为一种时尚。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注意到，资本对人们的统治已采取这样一种时尚的、闲暇的文化形式表现出来，它已经渗透到劳动者的业余时间，这样的文化活动只是劳作的延长，人们追求它只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以便恢复精力而再次应付机械的劳作。就这样，文化活动失去了精神享受的性质，从而“快乐变成了厌烦。
    (二)大众文化生产有一种标准化、齐一化的特点。阿道尔诺指出，美国流行音乐除了只是有限地重复着熟知的主题范围之外，作为形式的流行音乐节奏的结构也被严格地加以规范，而只有最小限度的变化才被允许，但其实这也只是为了力图隐瞒实质上的千篇一律。“现代群众文化”(即大众文化)的特征，在今天“已被置于一个中心指导之下，而且从整体中业已构筑了一个封闭体系”。文化创造成了一种复制过程。文化工业取消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文艺作品的自主精神荡然无存。在文化工业中，人们为了实现个性而诉诸的努力最终被模仿代替了。这种完全同化于现实商业逻辑的’‘文化工业”已经陷人“他律”的罗网，成为丧失了内在生命的干瘪的教化工具。
    (三)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泯灭了文化的个性。大众文化排斥了个体文化，这就导致包括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个人主体性的衰落。大众文化挤压人的个性;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在现代西方，关于文化的论争曾经围绕着个体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的主题来进行，一些讨论者认为这两种文化形态是尖锐冲突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个体文化被大众文化无情地排斥以至于销声匿迹同样是启蒙走向反面的结果。“启蒙精神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失却人性的过程。大众文化生产乃到肖费的一体化倾向是同人的主体性的衰落乃至个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
    《四)大众文化具有商品拜物教特征。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商业社会，商品化原则支配着社会的一切生产分配系统、社会权力结构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由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前提下，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被价值规律所统摄，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和特性。“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马尔库塞更是明确地说:“资产阶级的艺术作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市销售的商品而被创作出来的。由于文化商品的偶像祟拜现象的出现，大众文化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特性。本雅明就在自己的著作里直接提出了大众文化的商品拜物教性质的问题。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中，他用“拱门街”一词来指称把艺术用来服务于商业的，使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转化为抽象的崇拜价值的巴黎文化市场。阿道尔诺则提出了“音乐拜物教”的概念。他认为，“音乐拜物教”是一个出现于经济学的范畴，它源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所统治的社会商品性质，表现为现代音乐生活已经被商品形式所统治。
    (五)大众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支配和操纵的社会性力量。具有强制性。“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马丁·杰伊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反对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它是民主的，而恰恰是因为它不民主。他们持论，‘大众’文化的观念是意识形态的，文化工业支配着一种非自然的、异化的、假的文化而不是真实的东西，高雅文化和粗俗文化之间原有的区别在大众文化‘风格化的野蛮主义’中全部消除了。理论家们看到，工商业与文化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隐含着一种剥夺个人自主意识的压抑性的操纵逻辑，而这种操纵逻辑的默默运行，实与德国法西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对大众施加集权控制有着本质的相像。在这种强制性力量的控制之下，人们被支配，从而缺少选择，不能对话。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深刻地揭示了大众文化的这一性质。正如本·阿格尔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留给我们的是对以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人等概念为基础的支配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一些理论家对大众文化持一种决然的否定立场。本雅明则有些不同，他是矛盾的，也是慎重的。在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性研究的过程中，他又对技术发展带来的美学变革表示赞赏;因而，我们看到，他对大众文化持一种保留态度。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他创造性地使用了“韵味”( aura)这一重要概念。在本雅明的用语中，韵味是指艺术品的原作、真迹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是观赏作品时欣赏者由作品的魅力而感受到的特有气息、氛围和意味，它由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特性所造成。他指出，韵味经验开始是由最早的艺术作品因为执行其仪式职能而产生的，“与其韵味有关的艺术品的存在，从来就不能完全与其仪式的功能分开”。而这也就是对由文艺复兴所开创的“对美的非宗教崇拜”的自由艺术传统的反映。韵味经验显然不适合当代大众的消费需要。本雅明认为，产生韵味经验的艺术传统留下了这样一个社会后果:“文化的历史增加了积累在人类脊背上财富的重量。但是文化的历史并没有提供一种用以摆脱这一重担以便能够掌握它的力量。于是，他开始了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思索。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表现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在历史过程中，它断断续续地取得了进步，机械复制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作品从它对于仪式的寄生依附中解放出来。当然，艺术作品的大量被复制伴随着艺术作品韵味经验的消失，“在机械复制时代萎谢的东西是艺术作品的韵味”;但随之而起的是原来只能是被少数人观赏的艺术品变成了人人都可随时随地观赏得到的东西，这样，在一定的意义上就使被复制的艺术品恢复了活力。从而，艺术作品的全部功能就不再像早期艺术那样“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之上，而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政治的基础之上了”。在本雅明看来，这无疑是一种艺术史上的伟大解放。如果仅据此而断定本雅明的思想认识出现了对大众文化判断的失误，那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因为它没有注意到本雅明思想的丰富性以及这一丰富性之中所蕴涵的矛盾。事实上，在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表示首肯的同时，本雅明也深刻认识到它的根本缺陷，“即使是艺术作品的最完美的复制物，也会缺少一种成分:它的时空存在，它在其偶然问世的地点的惟一无二的存在。艺术作品的这种惟一无二的存在决定了它的历史，在它存在的全部时间里，它都是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缺陷导致了艺术作品韵味的瓦解。应该认识到，本雅明对艺术作品的韵味既表示坚持而又对由于现代技术发展带来的美学变革(它最终导致艺术作品韵味的消失)表示赞赏的矛盾决定着他对大众文化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这种矛盾与他对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爱恨交织的双重情感有着密切的关联。

    大众文化是流行文化。“哲学的真正功能”就“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盛行包含着对历史人文理性的摧毁;它在摧毁历史人文理性的同时，又呈现着自我的一己状态下的理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就认为:自启蒙时代以来的二百年，艺术日益向科学趋同，它越来越沦为理性的工具。从思想文化史来考察，历史文化的非理性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意志哲学以及广泛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此之后，它不可避免地没落了。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文化已经逆变为在工具、科技理性统治下的理性化的大众文化，它排斥个人的包括意志冲动在内的非理性因素，一切都是技术理念下的符码的平面化操作，是工具理性的结果。于是，在文化领域，产生了西方文化的又一形态的理性主义—“第二理性主义”，它涵盖了工具物质理性的全部内容。这是一种别样的理性主义，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以人文理性为主导的“第一理性主义”;相对于“第一理性主义”，它已经黯然失色了。这种从非理性主义到别样的理性主义的转换与生成，集中体现了历史进程中人类的意志及其文化选择的更迭。在这一狭隘的意义上，我们说，大众文化是人类意志及其文化选择在历史长河中更迭的产物。
    文化和意识形态间题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中心。他们重视“意识革命”、“精神革命”，扩而言之，是要进行“人的革命”。正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前提，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在他们的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中隆重推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命题。他们洞察到现代人类“精神场”的巨大亏空，而在文明废墟之上做出文化拯救的努力，但这又是主观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体现出一种理性过后的浪漫主义。他们深刻地洞察到，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资产阶级的肯定文化，它并不真正维护大众的利益。出于对大众文化批判的需要，阿道尔诺表现出了对现代艺术的极度偏爱，他渴望现代艺术繁荣局面的出现;马尔库塞也对美学形式发出了深情的呼唤以推翻流行的意识、普通的经验，他要颠覆大众美学。但是，现实社会不可能存在他们期望中的艺术得以产生而必须具备的文化土壤，因此，这必然地具有一种悲剧意义。他们有一种找不到现实批判主体的悲凉心情，而只能把自己思想的传递托付给“想像中的证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悲壮努力也表现出了他们在人道主义旗帜下对现代西方文化进行主观调整的愿望，即以想像中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化对抗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非人”的文化。
    我们需要明白，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同时实现了社会批判的功能。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奠定批判理论基础的是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霍克海默正式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著作所开创的批判传统的继承，但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从批判性到科学性的转移。为恢复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本质，他把马克思主义，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批判理论”。霍克海默持论，批判理论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人类活动，它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是对之进行批判。该学派理论家往往把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学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著作《单向度的人》的副标题即是“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哈贝马斯更明确指出，批判的社会理论“采取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这样，我们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的根本指向是社会批判，或者说大众文化批判只是一个中介—从潜在的思想文化领域到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体社会批判的一个中介，它在本质上是以社会批判为目的的，因而，它注重文化分析的社会性维度。由此，我们赞同乔治·斯坦纳的看法。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追随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传统上的第二条线索，这条线索源自恩格斯所开创的传统。恩格斯评价艺术时较少根据创造者的政治意图，而更着重其内在的社会意义。
    正像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反映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文化领域的消极腐败的某些方面;从一定的角度上说，它体现出了理论家们对由于文化产品的商品化而加剧的现代西方文化价值危机的深刻反思。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的意义显然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领域。今天，文化的大众化已成为一种世界化趋势。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确立，一般社会状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前提之下，文化产品的商品化问题也日益突出了。由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给我们以足够的启示，它对我们思考现实文化问题和合理地规范文化的价值取向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