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　公民文化
　　论文摘要:社会资本概念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被用以分析社会交往、政治活动、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本文指出社会资本的基础是社会信任，它可以成为构建当代套民文化的基石，通过营造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就能够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公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等相关的，公民社会的群众意识基础来自于公民文化，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应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要历史课题。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提供较高的分析视角，本文试图借助社会资本理论的若干观点阐述当代公民文化建设的途径和要素等问题。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及运用
    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研究更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有关社会资本的构想却早在100多年前就被意识到，如马克思在对“资本”的精辟分析中，就摆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注意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生产关系”，在他的视野中，“资本”不仅仅指纯粹经济学的含义，如私人财物、物质利益、生产力要素等，而是扩大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关系。社会学家涂尔干也曾指出，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会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崩溃，工业活动的竞争原理又不足以构成维护新社会关系的共同规范。他提出的解决之策是建立一种职业行会体系，将工厂、劳动场所的经济需求与人们的其他社会需求联系起来。
    一般认为，正式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 )e3ourdieu)，他把资本分成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四种形式，认为社会资本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悉的关系网。wWW.11665.cOM对社会资本理论研究贡献最大的首推科尔曼(james coleman)。他主张从功能角度理解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及组织之中，并为组织内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他还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先天条件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提出首先受到社会学的高度关注，然后扩大到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以及广泛的文化研究之中。在逐渐扩展的领域中，公民社会与公民间信任凸显出来，成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核心内容。这要归功于普特南和福山。
    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于1993年出版了(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在这本书中，他使“社会资本”成为分析现代意大利社会的主题词。他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的本质性组成要素是集体行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质性功用是促成自发的合作之形成。普特南的最重要贡献是将社会资本的运用相对确定下来。他改变了人们以往的陈见，以为只要推行新制度(如民主制等)，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从而产生与此新制度相适应的行为或意识，恰恰相反，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既有社会资本状况和水平不仅会对制度的引人进行取舍，而且会修正制度，或者与内源动力相聚合，实现向内在生长力的转换，或者将它视之为单纯的外源动力，拒绝它的输人，最后使它瓦解，形同虚设。社会资本不仅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政治共同体、社会团结等的基础。普特南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资本促成了有利于双方利益协调与合作的社会信任。社会资本如何达成了这样的结果呢?首先社会资本包括了公众参与的网络。社会资本不是静态的或一次性的，而是在不断的互动、不断的运用中增殖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资本是公共资源，而非私人资源。其次，在公众参与和交往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广泛互惠的准则，从而促进了社会信任。正是在参与和交往中，彼此结成各种自愿的、满足不同需求的团体或网络，通过这些团体或网络实现每个人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从而为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创造了可能，在这些环节中，相互的信任逐渐滋长。第三，公共参与的经验、所结成的网络、人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集体行动的成功，都可以拓宽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将“我”发展为“我们”，并提升参与者对集体利益的“兴趣”。
    为此，普特南特别强调建设平行的而非纵向式的社会网络。因为纵向式的垂直网络可能维持一个集团内部的合作，其规则往往倾向于排他，所以难以跨越社会分层，建立更广泛的信任与合作。要充分肯定民间自发结社对社会信任产生的重要意义。政府不仅不是社会信任的提供者，相反，政府的不当行为经常会成为既有社会信任的破坏力量，所以，“当我们考虑经济恢复对社群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权衡一下破坏社会资本的风险。”
    普特南的结论也被一系列事实所证明。例如，1991年世界价值调查的证据表明:在调查的35个国家中，社会信任与社会参与紧密相关;在一个社会中其社团成员的密度越大，公民的信任度越高。信任和参与是同一个因素—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
    福山(francis fukuyama)于1995年出版了(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他注重对社会资本产生的社会文化传统基础的分析，并将这样的分析与一定社会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规模的不同特征联系了起来。他把他所要分析的文化传统分成了两种类型:一是低信任度文化，一是高信任度文化。前者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是法国、意大利、韩国、台湾、香港等，后者的代表性国家是日本、德国、二战前的美国等。在低信任度文化中，社会结构以家庭、家族为主，社会资本成为“私人资本”，表现为个人的家庭关系、乡里关系、血缘关系，而对外部人持高度的不信任感。在高信任度文化中，社会结构以某种公开、开放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为主，如早期的北美以教会、教堂为合作基础，德国人以同业公会为中介，日本人则产生了拟制家庭关系。
    福山指出，通向社群生活的道路有三条:第一条是家庭和血亲关系;第二条是血亲关系之外的自发社团，诸如学校、俱乐部和专业组织;第三条就是国家。但三条道路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层次、社会资本的深度甚至社会性美德的内容都非常不同。福山通过分析美国黑人的状况发现，美国黑人不像白人大多有从旧大陆移植过来的宗教、工业、社群等传统;也不像亚洲人大多有家族、同乡会等联系，美国黑人在一百多年间的受奴役历史中，自身的文化印记和民族认同被完全毁灭，所以美国黑人就陷人了一个恶性循环:贫穷—不团结—更贫穷—更不团结。
    福山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于，他不只是肯定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更看重它与美德的关联，他对信任的界定是，“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他说，“一个人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普通的人力资本如大学教育或经过训练成为一名机械师或计算机编程专家，他所要做的仅仅是上二所合适的学校。与此相反，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 

　　二、公民文化的内涵及意义
    战后以来政治学研究的最新趋势是逐渐放弃了对国家和权力的传统热情，代之以对政策问题的关注.在探讨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广义的文化现象进人到政治学视野，这意味着政治学告别了一百多年来力图科学化、价值中立化的倾向，开始注意政治体制运作与民众文化、历史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公民文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加·a·阿尔蒙德明确提出了公民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公民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之外的第三种形态，但公民文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文化”，“它是一种建立在沟通和说服基础上的多元文化，它是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的文化，它是允许变革，但必须有节制地进行的文化:这就是公民文化。
    对照西方政治社会的历史，不难发现，公民文化的明确提出虽然相对较晚，但公民参与、公民结社以及政治生活的规则、程序、信念等的形成却有了充分的积累，为公民文化莫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西方公民文化的核心不是解决政治与公民的关系，而是回答具体政府行为，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对公民要求的回应之类的问题。但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始终没有成为政治忠诚的终极对象，结果，不断出现因权力关系转换而产生的社会动荡。我们的公民文化应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将国家上升为首要的政治理念，提升国家的地位，使之高于所有政党、经济部门等所有利益群体之上。
    “在公民文化中参与者政治取向与臣民和村民政治取向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前者取代后者。个人在政治过程中成为参与者。但是他们并不放弃他们作为臣民或村民的取向。…当这些被保留的较传统的态度和参与者取向相融合的时候，便导致了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存在着政治的积极性、政治卷人和理性，但又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村民价值的责任心所平衡。不仅如此，正是在公民文化中，公民间的信任得以确定。“在公民文化之中。人际关系的规范、人们社会环境中普遍信任和信赖的规范，渗人政治态度之中并调节着这些态度。因为“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整套对其他人的信任态度—一种扩散的、部分不一致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容易适合于明确的教诲。……公民文化是通过一种复杂的过程进行传递的，这包括在许多社会机构中的训练—家庭、伙伴群体、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在政治系统自身之中。
    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的结合点在于创生出高度的公民信任，从而使社会信任对公民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直接。但公民信任并非一夜之间凭空产生的，相反，它是在公民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公民文化之所以能够为公民社会提供信任在于，高度的公民互动创生了高于无数个人之上的政治认同感，由此，阿尔蒙德相信，这样的公民文化是先在的，只有培育出丰富的公民文化，才会形成公民间信任，从而促成有意义的合作。历史上，公民文化首先在西方产生，主要因为近代西方率先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公共生活形式，如市场、教会、学区、俱乐部等。但这不等于说公民文化只能在西方产生，在其他国家产生公民文化和相应的公民信任可借助革命、激情、政治动员等方式，突然地向旧有的社会结构中灌人，但随之必须进行逐步的、持续的培育过程，并且与传统、既有的传递组织联系起来，如家庭、社区、教会、协会等，才能实现新旧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融合。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立即着手公民文化的推广，在加强教育、扩大社会福利的同时，也强化了各种实际的参与、监督工作，公民文化得到了发展。“文革”期间，公民文化受到极端破坏，公民身份也丧失殆尽，严重推迟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程。一个后果是我国的许多公民至今还缺乏应有的权利意识，还没有拿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武器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
    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公民文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在政府等部门支持下培植起来的，如在中国，许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同时也承担着政治功能，塑造着公民文化，使公民实际地感受到公民文化的无所不在。但由于公民文化不是自发地累积的、缺乏群众基础，公民文化在我国又表现得十分肤浅，不够探人人心。
    1998年7月至9月，在湖北的襄樊市展开了一场“谁养活谁”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使许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府是靠纳税人的税款来运作的，政府运作的目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没有纳税人，政府就会瘫痪，而没有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与服务，纳税人就会有许多事做不好或做不成。政府工作人员与一般公民的关系就在公开讨论中得到澄清。在我国，公民文化开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育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公民的政策参与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取决于公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政治效能感、政治安全感和政治技能等主观方面的因素。第二，取决于政治体制所提供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和途径是否充分和有效。公民文化开发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是通过“政治再社会化”.建构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方针、总政策相适应的新的政治文化观念。

　　三、增进社会资本的措施
    著名经济学家阿罗曾指出.“在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社会的许多特征中.(有一点)是缺乏相互信任。”套用一句名言:成功的社会是相似的.不成功的社会却各有各的不成功之处。成功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存在或保有充沛的、表现为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缺少信任的动机，因为从常识经验中就可以得知，信任可以减少矛盾，降低成本，使合作得以建立。然而，实际上，很少人主动地付出信任。这主要由于我们常常不敢确信自己对他人的信任之举能否换回同样的信任。由于担心成为“冤大头”，结果信任就在人人都盼望却鲜有人践行中流失。不过，信任并非合作的前提条件，而只是一种副产品，是合作与友谊的伴生物，是共同道德观和宗教观的产物。信任不是一种随着使用而减少的资源，而是相反，越用才可能越多，信任是由于不用而减少的。为了培育社会信任需要从多方面人手，如确立共同的行为规则、树立有权威的监督和制裁机构与标准等。

    社会资本应建立在丰富的多样性基础上，这就要求改革单纯以国家、民族形成为基点的惯例，而对其他文化和人群采取更宽容、开放的态度。今天的公民与其他公民更广泛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一道寻求在某些重要领域，如健康、社会服务、交通、环境、公共秩序等方面，达成保护个人权利相关的共同点。因为社会信任侧重的是不同公民间的相互沟通，在态度、行为等方面达成理解。
    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培养加以确立和深化的。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与教育紧密相连的，这既包括公民个人在态度和观念上的不断提升，也包括国家和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的改进和教育上的投人，创造条件以使公民认同得到普及和深人。此外，无数事实还表明，政府政务公开、透明、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基层地方组织的民主实践等都有助于社会信任的成长。在我国，1982年修改宪法时，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提到《国家机构》一章的前面，强调国家机构的设置要为保障公民的权利服务。政府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丰富社会生活，改变过于“私人化”、“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重要举措。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有所改变，最明显最有力的工具是电视，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看电视是被动的接受过程，画面的不断切换.没有留下思考的空间，而且强烈的视觉冲击严重干扰了我们的冷静、理性判断，激发和刺激了我们过多的情绪反应。电视在使我们的社会认知更广泛的同时也更浅显。
    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着各种新型通信手段的不断更新，各种资讯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日常生活，人们的信息获取、享有、接受等变得“平均”和即时化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大众化时代。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的各种媒体做一分类:把报纸、杂志当作纸质媒体形式，而把广播、电视当作形象媒体形式，网络则是虚拟媒体形式。报纸、杂志占用空间.需要不断花钱购买，但它的报道有深度分析，读者可以边看边想，更富有人文色彩。读者与作者之间可能存在难以逾越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广播和电视通过无线信号传播，并且配有声音或图象，而且一次性付费购买后可以长期使用，更加便利，易于形成“快餐式文化”的平台。网络实现了对等、互动的联系，可以多人同时瞬间完成信息交流，虽然只需一次性购买就可以长期使用，但前期投人较大，而且由于它打上了“高科技”的旗号，让一些年长者、低学历的人乃至偏远地区的人望而生畏。另外，网络所传递的信息过大，没有过滤和斟酌，有许多过于情绪化、主观化甚至还有一些不太健康、不太文明的内容。总体上说，报纸、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严肃的、有文化品位的;广播、电视给人的印象是轻松的、有权威的;网络则是随意的、不成熟的。我们近期所作的社会调查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第一，对一种媒体接触越多、越频繁，对它的信任度也越高，除1人回答没有看过电视外，其他人都看过电视，相应地，对电视的信任度也高，同样，有321人从未接触过网络，对网络的信任度就非常低。第二，人们更加信任图象而非文字，结果，电视的信任度最高。第三，人们更加信任有官方的、正式背景的对象，所以，报纸比杂志、广播比网络等更受到人们信任。第四，人们对传统的、习惯的媒体形式更容易产生信任，于是，网络因其新潮而不被人们看好。综上所述，五种媒体依信任程度高低排序，分别为: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

    通过细致的分析又进一步发现，一般来说对同一媒体的接触越多(或越少)，对它的信任就会越高(或越低)，广播、报纸、杂志、网络都是这样，但电视的情况是个例外(不论是否经常看电视)，而且与性别、婚姻职业、政治面貌、年龄、学历等都没有太大关联，人们对它的信任都普遍较高。不过，对电视的信任程度却存在城乡差别。此外，人们是否经常接触电视并不影响对广播、报纸、杂志或网络等的信任，但广播、报纸、杂志或网络之间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大概也印证了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一点，电视的普及和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严重干扰了我们日常交往的方式，而且使我们的交往变得表面和浅层化起来。很遗憾，对电视的消极影响，还没有引起我们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
    深人的分析使我们相信，在中国公民中，人们并不仅仅信任媒体，更多地是信任媒体背后的“信息控制者”。在调查中，有许多受访者对我们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东西比较可信，商人办的就不可靠。而在诸多媒体当中，官方渗透的程度非常不同。从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网络正好出现了逐渐降低的趋势。为什么官方的就可信、可靠呢?有人说，“官方的要是假的，那就没有真的了。”这表明在许多普通中国公民的思维中并没有形成“我想要”与“我能要”的区分，即他们通常并不反省自身的态度，而只是以经验事实的有效性来反推出自己可以采取的行为。另外，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使许多人丧失了区分“事实”和“价值”的不同。官方舆论应当是真的，不等于官方舆论事实上就是真的。但是，广泛存在于公民之中的，对政府部门、政府官员的信任只有转化为切实的措施和制度方可发挥作用，从而扩充我们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在民间组织、私人之间的自发、平等关系网络中产生的，但在中国，政府的“催生婆”角色仍然不可少，这是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由于民众对政府权力的高度依从。“‘政治’一词与西方所熟知的‘管理’( government )有着不同的意义。‘政’意味着纠举更正行为，使之正直，使之符合仪节。‘治’则意味着治疗、医治。‘政治’用来描述中国的权力系统意味着，权力拥有者自身必须奉行正确的行为仪节，并纠举不合礼仪者，使之合度。”许多普通中国人在官员或政府机关面前首先就觉得矮了三分或理亏了一截，这种态度表明在中国建立高效而廉洁的政府就非常必要。同时借助政府的引导推动社会资本的生长。但政府必须明白，它只是“搭台”，“唱戏”的是每一个普通的公民。
    推动社会资本的最好方式，并不是任何全民上下齐动员式的群众运动或激动人心的情感诉求，而是点点滴滴甚至斤斤计较的对社会资本的坚持与维护。当说到构建我们的社会资本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被动的看客或消极的等待者，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工作和前提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身处其境的每个人都负起自己的责任，为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增加尽绵薄之力。当社会资本获得了充分发展时，公民文化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良性公民文化的形成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