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健词:魏晋名士　后现代明星　传统美学　后现代美学　差异
　　论文摘要:魏晋名士是传统社会的明星，是传统美学的承载者，后现代明星则体现了后现代美学的若千文化意蕴，当将二者并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可以探究到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许多差异。二者都对自身形象表现出了极大关注，前者具有形而上追求，后者却只有功利目的;前者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后者却是瞬时的、速朽的。这体现了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不同。
　　魏晋名士指的是中国历史上魏晋之际风姿绝秀、特立独行的士人群体。在通常的学术描述中，这一群体大体包括以三国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名士，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名士，以釉康、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以石崇、潘岳为首的西晋名士，以王导、谢安为首的东晋名士。名士之名，一方面在于作为知识阶层一的他们或者出身于士家大族，或者依附于政治权威，门阀政治与庄园经济保证了他们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公共话语权的绝对占有;另一方面，他们对自我形象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又常以其高言异行与主流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形成对抗，这些行为很容易为他们博得令誉与重名。这两个方面很自然地使他们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成为传统社会的明星。
    何谓后现代明星?其内涵及外延则要模糊得多，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后现代”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与不确实性。回视已有的对“后现代”的界定，可谓花团锦簇，后工业时代(贝尔)、消费社会(波德里亚)、第二媒介时代(波斯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杰姆逊)等等关于后现代的语义群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概念景观。WWW.11665.COM这些表述的内蕴不一，甚或相互姐龋，但可以确知的是，后现代绝不仅是一个时间段的简单划分，对其形形色色的描述，实则反映了我们处身于其间的生存世界相对先前社会的迁离变动，这些变动贯穿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经济结构、交往方式、消费手段、休闲方式、视觉形象、哲学思考等等领域，社会的变迁重塑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比如，生活于大都市的人们常常对中国古典诗词以自然意象为中心的世界感到隔膜，渐觉疏远，而渐已习惯了高楼大厦、影视网络和街道上扑天盖地的张贴广告与鳞次栉比的购物商场。后现代明星正是这一社会的产物，或者说，它是“消费社会”“第二媒介时代”“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在我们的视野里，主要将后现代明星界定为依托当代传媒成为人们关注对象的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文体明星，尤其是前者。这些明星凭靠影视、网络、广告等多层面狂轰乱炸般的传播媒介，迅速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构成了生存于当代社会的人们一种无法摆脱的生活经验。
    魏晋名士是传统社会的明星。在朝廷、士人、民间为骨架建构的传统美学中，士人美学构成主干，可以说，魏晋名士是传统美学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而后现代明星则是后现代社会的明星，是大众文化构成后现代美学的重要内容。后现代明星作为大众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同时也就成为后现代美学的体现者。当将魏晋名士与后现代明星并置在一起，进行比较，便构成了十分有意思的景观。他们存在着些许相似，他们更有着太大区别，从对两类明星的对视中能够见出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几多差异。
　　一、两者对外在形象的关注及其文化意组
    对自我外在形象的极大关注，是魏晋名士与后现代明星共有的特征。
    二者对外在形象的关注，最集中的体现于服饰上面。就魏晋名士的服饰而论，可举数例得知:
    植初得浮，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署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祖，胡舞五推锻，跳丸击剑，诵排优小说数千言。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寡头散发，裸祖其踞。其后贵游子弟暗、王澄、谢鱿、胡毋辅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情，脱衣服，寡五态，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由以上两例可知，魏晋名士的服饰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着意修饰装扮自己，甚至涂脂抹粉，这演变成魏晋的傅粉之风;另一种是粗头乱服，不事雕琢，更有甚者是脱衣裸形，这成为魏晋的裸程之风。两种服饰之风在形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不过，其背后却都表明了魏晋名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

    相比魏晋名士，后现代明星对外在形象的关注当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亦举两例:
    以“赫本hepburn”为主的服装，流行至今仍颇受时尚一族的欢迎。在她的着装中，主要以减少裸露，掐腰设计，七分或九分长度的褶裙为主。世界顶级品牌商ferragamo为她量身定做，名为“flat-shoes”鞋子，使她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尊崇，优美柔和的粉红色丝带装饰在她的着装打扮中也不可忽略，加之鞋子的外观，采用精致细腻的设计，与众多珠宝饰品的点缀，使之带来了更加美妙绝伦的视觉效果。
    外表平平的周杰伦，人前亮相时也总是松松垮垮，天天都是牛仔裤、篮球鞋、鸭舌帽。他说:“通常因为一些活动必须穿些有造型的衣服，其实在私底下我是很喜欢穿很舒服、平常的一些牛仔服。”周杰伦的形象包装正是当今国际上最为流行hip-hop文化的典型，他的音乐和生活方式使这种新的流行文化成功地在中国找到了生存土壤。很难说是周杰伦创造了流行，还是流行成就了周杰伦。
    这两个例子显然同样表明了后现代明星注重从服饰上凸显自己，以塑造独特的自我形象来吸引眼球。
    两类明星似乎都在追求知名度，但是在其关注外在形象的现象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此种差异在“谓得大道之本”与“量身定做”、“形象包装”这样的字眼中暴露无遗。

    魏晋名士对自我形象的关注，对个人名声的追求，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相关联。一方面，人物品藻的选拔人才的政治制度，促动了人们对外在形象进行品评赏鉴。另一方面，魏晋社会混乱不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分崩离析，“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成为魏晋士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楼头残梦。这个时候，名声本身已经成为独立的价值追求，魏晋士人对名声的追求就具有了独特的形而上意义。这种形而上意义突出表现在阮瞻等人脱衣裸形而“谓得大道之本”，他们关注外在形象博取声名的目的是追求“大道”，渴慕“通”、“达”，而“通”、“达”正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最高的价值追求。
    后现代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大众文化以娱乐大众为目标，在后现代社会，“美感的生产已经完全被吸纳在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阎。大众文化构成十分重要的商品，商品的特点决定了大众文化工业的生产者无不以威利为目的，衡量的标准是以具体的阿拉伯数字昭示的票房、收视率、纯利润。基于此，后现代明星构成了文化商品中的一环，明星同样可以明码标价。在视觉文化大行其道的后现代社会，作为商品的后现代明星为了卖个好价，更需要关注外在形象，需要文化工业的生产者们对其进行“包装”。这时，作为活生生的人的明星被物化了，它成了冷冰冰的商品，以商品面目出现的后现代明星对自身形象的关注，可以说只是出于“庸俗”的目的—赚钱。它没有也不需要形而上意义的追求。
　　二、两者的生命力及其文化差异魏晋名士追求着独特之个性，独立之人格:
    “桓公少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这种“宁作我”的独立精神之追求体现了魏晋名士的主体自觉。同时，魏晋士人在其文艺活动中自觉寻求着永恒之意义: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网
    他们认为写诗作文具有超越生死的形上价值。古典文艺活动的严肃性与形上意义寻求，构成了传统美学的一大特点。也正基于此，魏晋名士成就了身后名，他们与其“不朽之盛事”的诗文一样，着永久的生命力，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
    而后现代明星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目。是的，在琳琅满目的传媒画面里，他们张扬着自我之独特形象，然而，这种追求却带着虚假的矫饰，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虚像”。它经过了包装，经过了处理，它已非“他”。对后现代明星来说，“主体已死”，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追求，是非自觉的，是受制于外物的。
    君可见，好莱坞在批量复制着一个又一个明星，作为硬汉形象的，千人一面。在中国乐坛，一个刀郎红极一时，紧跟着，当歌手“刀郎”红火一时并忙着蒙面出席《十面埋伏》首映式之际，另一位歌手竟抢先一步注册了“西域刀郎”这个名称，并推出了一张名为《西域刀郎·寻找玛依拉》的专辑，也因此引发了一场“刀郎”之名争夺战。刀郎经理人指责对方“恶意竞争”，西域刀郎唱片发行公司老总则声明:“刀郎只是种文化，我们是合法的。”而网上一些关于此事的评论也铺天盖地而来—“正牌公司推出‘歪’刀郎”、“刀郎对‘西域刀郎’感无奈”、“假刀郎大张旗鼓杀进新疆，刀郎经理人称其行为卑劣”……《刀郎只是种丈化几个“刀郎”抢饭碗?》娱乐网)
    我们知道，还有第三个刀郎，或许还会出现第四个、第五个……这就是后现代明星的生产方式，美国学者杰姆逊将其称为“盗袭”剿窃式的复制，构成后现代文化的一大特点。
    而与之相应的，后现代明星也成了一种易耗品，随着其捉摸不定的使用价值很快消耗殆尽，它销声匿迹，死亡了。于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星来星去，构成后现代文化的一大景观。
    通过以上对魏晋名士与后现代明星的简要比较，我们可以见出传统美学与后现代美学的些许差异，传统美学的人格主体有着自觉性，它自觉地寻求一己之独立，它具有形上的价值诉求，追求着永恒性，其文化内涵透着超越性，而后现代美学则不再有形上的价值追求，它变得平面，变得支离破碎，它是瞬时的，不再具有永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