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农民上访　政治文化　复合型　公民文化
　　论文摘要：作为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农民上访具有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认同危机、清官意识、臣民意识以及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分别是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内在驱动、潜在因素和外在刺激。农民上访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削弱基层政府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破坏正常的政治社会化等。因此，需要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将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以逐步化解农民上访问题。
　　农民上访，作为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主要形式，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里所说的农民上访，是指农民不采用制度化渠道和法定程序，而是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越过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向高层政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和要求，希望影响或改变基层领导干部的决策和决定，维护农民自身权益。定和政治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本文拟从政治文化视角出发，剖析农民上访的文化根源，提出消解农民上访危机的几点建议。
    一、农民上访的政治文化根源
    农民之所以上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次原因应该归咎于政治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政治文化深藏在人们的心中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彰显出来，它规制和指导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如阿尔蒙德所说，政治文化就是指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对统治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认知、情感、评价等取向。wwW.11665.com甲从政治文化上看，农民之所以上访，一是因为基层政府执行力不足，导致农民政治心理上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二是农民政治心态上的“清官期盼准然;三是由于“臣民意识”的影响;四是缘于上访的正激励效果。
    1、认同危机:农民上访的直接诱因。“在政治行为主义的分析模式里，认同是指政治系统的成员对系统持有忠诚与合作的态度，保证对系统的支持，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所谓认同危机，指公民个体或群体在政治取向方面发生危机，形成群体性的心理困扰。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村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不过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就农村基层干部而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大吃大喝、贪污腐化、巧立名目、非法行政、官僚主义严重等。这些行为侵害了农民利益，加重了农民负担，伤害了农民感情，使农民对基层政府失去了信任，降低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我们知道，基层干部形象是评价基层政府的主要指标，基层干部粗暴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使农民难以在心理上对基层政府产生认同感，产生了认同危机。不过，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并没有消解农民对高层政府的想象和期望。在农民惯常思维中，认为要想解决基层问题或抑制基层政府的不良行为，必须求助于上级部门。对基层政府的认同危机和对上级部门的理想化，使得中国农民似乎有一种“上访情结”，一旦有事就可能走上访之路。
    2,“清官期盼”:农民上访的内在驱动。清官意识和清官期盼是积淀在中国老百姓心中的一种政治意识。在中国古代，农民在政治上软弱无力，没有什么制度和文化可以确保农民参与政治，于是广大农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清宫犹如甘霖雨露，是“拯民于水火”的英雄人物。百姓都希望清官能够为他们作主。所以，在中国古代的戏曲和民间故事中，常常有这样一幕:百姓一旦有冤屈，在历经磨难之后，总会有手握上方宝剑的“青天大老爷”忽然驾到，为他们伸张正义。在当下，农民虽然有了各项权利，但农民在政治心态上依然有着“清官期盼”的情结，希望有清官能够为他们谋福利、伸正义。正如学者葛荃所说，清官期盼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意识，实际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一，“清官期盼在漫长的政治文化传承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了一般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政治意识”。
    当然，农民所期盼的清官往往不是来自直接管理他们的基层政府，而是来自高层政府。清官，实际上是农民对高层政府官员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正是“清官期盼”的内在驱动，促使农民遇事时会跨越基层政府，向上级政府寻求帮助。
    3,巨民意识:农民上访的潜在因素。在中国古代，农民地位低下，帝王和官僚们都主张“庶民不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政治乃是皇帝或衙门的事情。久而久之，老百姓形成了一种“庶民意识”，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介草民，政治上只能服从和依附于专制权力，而不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这种“庶民意识”必然会“造成老百姓对外界产生深重的无力感和政治冷漠心理”。闷所以又有人这样说道:“传统中国社会成员形成了‘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一—对政治、公共生活的冷摸与畏避。这种特别的政治文化‘遗产’对我国的政治现代化转型起着严重的阻碍。喇庶民意识使得老百姓对正式的制度安排漠不关心，而一旦遇到事情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经验去办事。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农民已经当家作主，他们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利。但是，在农民的政治亚文化中，同样存在着“庶民意识”的现代演变:臣民意识。具有臣民意识的农民们，政治认知能力不足，不相信自己对政治能有所作为，不熟悉也不大会利用正式的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臣民意识的背后则是对上级权力的崇拜，相信上级领导才是能够为民做主的。因而，农民在基层遭遇不公正或受到伤害时，不会主动采用正当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间题，而是首先想到“托关系、找领导”。如果找不到关系，那么就借用种族、家族乃至邻里的力量，利用上访(个人或集体的)等非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4、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农民上访的外部利激。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农民采用了上访等非制度化的政治参方式，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获得了某些利益，产生了所谓的非制度化参与的激励效果。相反，一些人通过制度化的信访渠道反映问题，不但效率比较低，而且还可能遭到打击与报复。这使农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农民把上访当作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这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激励效果给了农民一种心理期盼，认为上访是有效的，能够对直接管理他们的领导干部施加压力，从中获得利益或能够维护自已的权益。正是这种心理期盼，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农民们一旦在基层遇到问题或遭遇不公时，就可能走向上访之路。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是激发农民上访的外在力量。

   二、培育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化解上访危机
    农民上访现象的频频发生，暴露了农村现行政治参与制度和信访制度的缺陷，有助于敦促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但是，农民上访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的政治参与，它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逐渐削弱基层政府的权威，造成合法性危机，不利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执行。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农民上访问题，通过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加强公民教育、改革信访制度、培育非政府组织等，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逐渐建立起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既强调公民的积极参与，又兼顾到公民的守法与服从，它是一种理性的、节制的、宽容的多元文化。建构参与性为主的复合型公民文化的目的是要逐渐将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纳人制度化轨道，化解农民上访危机，从而建立起稳定、祥和而又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合理引导。“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本着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态度，高度重视农民上访问题。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民上访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勺寸待农民上访，不能采取打压的政策，只能通过有效的方法进行合理引导，将上访从非制度形式纳人制度化轨道，建立起参与型政治文化。
    发展农村经济，莫定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物质基拙。“社会心理因素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日贫穷直接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相对封闭落后的农业经济只会培养出高度依赖权力、缺乏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依附民”。因此，要切实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多渠道投人，积极推进科技兴农，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健全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要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实行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切实可行的富农政策，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构筑起坚实的物质基础。
    3、加张公民教育，为参与型政治文化进行思想启蒙。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需要思想启蒙。阿尔蒙德和维巴曾说道:公民文化在美国及英联邦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是它在几次大的论战中赢得胜利之后才开始的。他们所说的大论战就是指思想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就是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智，培育独立人格，引导他们以积极态度参与政治和治理。
    在西方社会，公民教育已经比较成熟。自启蒙运动开始，德国就非常重视公民教育，一方面是培养人的主体性和个人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是培育公民德性与公共善。美国则在1972年就开设了公民学，以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和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英国等西方其他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公民教育。在当前，对我国农民进行公民教育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培养“理性民”，让农民学会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政治，受理性而非情感支配;二是培养“参与民”，侧重于培养农民正确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在参与中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三是培养“道德民”，培养农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提倡农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和爱国情感，使农民在实现“公共善”的同时实现自我。一句话，公民教育根本目的是要使农民角色发生转变，从臣民、顺民转向有独立人格、有责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好公民，以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为契机，带动复合型公民文化的建设。
    4、改革信访制度，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实践平台。农民上访在很大程度上凸现了信访制度的缺陷。信访原本应该是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但是农民并不喜欢通过这些机构反映问题。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信访部门人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办事效率较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截访、控访等事情屡有发生，百姓担心受到迫害与打击而不愿意利用制度内的信访渠道。而且，我国信访条例更多是强调信访人的义务，而不是保障信访人的权利。因而，要把农民上访纳人制度化的轨道，必须改革现有的信访制度，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整合信访信息资源;尝试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探索“大信访”格局;要通过立法统一规范信访工作，建立起高效的信访监督监察机制;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坚决查处迫害信访者的案件。总之，要改革信访制度，理顺信访的处理渠道，确保信访渠道畅通，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农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实践平台，从而促进复合型公民文化的逐步形成与完善。
    5、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提供组织平台。非政府组织((ngo)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重视，因为在社会发展中它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机制的不足。非政府组织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推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组织群众参与社会活动。所以，可以通过培育农村非政府组织，比如鼓励发展新型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基层工业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慈善组织等各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帮助群众学会自我管理，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以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从而消除无序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所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