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李群英　《残月楼》　女性　中国传统文化　加拿大文化
　　论文摘要:《残月楼》作为一部反映加拿大华裔移民历史的小说，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一个大家族，通过对王家四代女性命运的讲述，深刻地反映出了华裔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加拿大文化相互冲突中生存的艰难状况及其艰辛的成长历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加拿大华裔女作家李群英的第一部小说《残月楼》( disappearing moon cafe, 1990)一出版即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先后获得了“温哥华市图书奖”和总督文学奖提名，从而奠定了她在加拿大文学史上的地位。
    《残月楼》作为一部华裔小说，主要描述了从1892年到1987年移民到加拿大生活的王家四代女性的命运，以及她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加拿大文化的相互冲突下的思想历程。每一代的成长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两种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特定的时代，不同的生活背景下四代女性也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代女性李木兰(1880一1951)是传统中国女性，对于加拿大文化全然不了解，她只是生活在移植的中国传统礼教中，命运是悲惨的。在古老的中国，女人毫无地位，一切服从于男性。在男性主宰、男尊女卑的世界里，她们惟有屈从，才能生存下去。为适应父权制家庭的稳定、维护父权及夫权家庭利益的需要，“三从四德”被视为妇女应有的道德行为规范。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中提出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之说，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份，想办法抚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www.11665.coM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女性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权，只能够呆在家里主持家事，并且逆来顺受。
    李木兰就是在这种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接受并且推崇这种思想。她在中国的时候，因为贵昌在外，无论什么苦都自己扛着。到了加拿大之后，不能融人当时的社会，千辛万苦从中国为儿子娶来中国媳妇芳梅，只要求能够为自己家续香火。当芳梅和崔福结婚五年之后还未有孩子时，李木兰认定芳梅无法生育，开始刁难芳梅，恶语相向，并打算强制休掉她，同时怂恿王崔福与女侍宋昂苟且。不久之后宋怀孕，李木兰暗中安排芳梅外出，并试图上演狸猫换太子一幕。当计划失败之后，木兰依旧关心孩子的去向，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让基曼认祖归宗。但是由于大家族的面子观念极重，要求门当户对，所以李木兰的计策只是权宜之计。她想让基曼认祖归宗，但是绝对不会接纳宋进人自己的家庭，这一点也深刻地反应了她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可以说，李木兰虽然自己也受到了中国传统理念的迫害，但是她却并没有打算要改变这一现状，而是接受了这种命运，并将这种思想转嫁到儿媳芳梅身上。在此期间，芳梅怀孕，随着孩子的出生，因为“母以子贵”的观念，木兰也开始退居二线。家庭的重心也开始转向芳梅，但是这却并不是她最终的结局。对于木兰来说，因为坚守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而拒绝接受加拿大的文化，经济重心的转移并不是她最悲惨的结局。当她风烛残年的时候，本该颐养天年的她却得知了基曼并不是自己亲孙子的事实，也就是说她这么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梦、所固守的传统，最终却因为她自己而破灭了。在这位老人的心里她已然成为了王家的罪人。在这种中国封建传统的思想的禁锢下，她的余生也不能得到解脱。
    第二代女性陈芳梅(1902一1962)身受加拿大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影响，开始有了一些抗争意识，却为经济利益和权力诱惑所困，没有勇气冲破婚姻的牢笼，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在中加文化的冲突下，陈芳梅从一个惜懂少女逐渐成长为残月楼精明强干的老板，并将残月楼的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初到加拿大的陈芳梅任劳任怨，但在融人加拿大文化和社会后开始觉醒，自立自强。从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年少时的陈芳梅单纯善良，在残月楼中安静地忙碌，属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女性。即使刚开始的时候遭遇了婆婆的不公平待遇，在给家里写信的时候也从来不吐露半分，而是将所有的苦都往自己的肚子里咽。婆婆木兰决意要休掉自己的时候，芳梅也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畏惧权威，同时也是一种生存之道，休掉之后就意味着给娘家蒙羞。但是当遭遇了老公的外遇和婆婆的侮辱之后，芳梅与王廷安产生了感情，并为其生下了三个孩子，可以说这个时候芳梅的选择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加拿大文化的影响下她已经不会再做逆来顺受的中国传统女人。
    是什么导致了陈芳梅女性意识的觉醒?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在异地生存，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加拿大文化的影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加拿大，文化与美国相似。他们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因而男女具有一样的权利。同时他们信仰自由和个人主义，人并不是为别人而活着，而是为自己而活着。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西方女权主义开始了第一次发展，主张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要求从经济上解放妇女。生活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芳梅自然会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女性所应有的与男性一样的权利。这就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婚姻和丈夫决定女性的命运相违背。凭借着母以子贵，芳梅开始凌驾于婆婆之上，成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并且选择了物质，选择了权利，选择了像男人一样独立自主地生存。
    陈芳梅放弃了与廷安之间的爱情，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残月楼经营得蒸蒸日上，取得了经济上的真正独立。可以说从一开始的少经世事到后来的感情和肉体的出轨，再到对感情的放弃，对物质、经济的选择，芳梅的选择与成长无一不是在生存危机与加拿大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产生的。但是在陈芳梅后期的思想中，她对故土和远在家乡的亲人的思念却对她的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她在逐渐地适应新环境，并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但是由于得不到下一代和加拿大主流文化的认同，她依旧想回到生养她的土地，想回到亲人身边，结束这场梦魔。同时她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回中国，希望她们能够接受中国的文化与思想。

    第三代女性碧翠丝(1926一)和苏珊(1934一1951)是在加拿大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具有独立意识且叛逆的一代，也是对自我身份最迷茫并且最矛盾的一代。她们在学校接受着纯粹的西方教育，会说流利的英语。她们自以为是加拿大人，但是却因为生理特征而饱受歧视，被视作二等公民。虽然1947年加拿大取消了排华法案，但是这种事实上仍存在的歧视却表现在方方面面，导致急于融入主流文化的她们无法被加拿大人接受。而当她们想要从家庭中寻找温暖与认同的时候，她们却发现祖母和母亲那一代所持有的中国传统观点与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坚信的观点完全不同。同时长辈的整脚英语与勾心斗角也让她们无法接受。这样，她们无法被加拿大文化所认同，同时也不能够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对自我认同的迷茫与失落中，她们变得叛逆乖张。正如管平说过的一样，随着女权主义在北美的发展，第三代女性成了职业女性，在两性关系上也有了更多的解放和对自我幸福的追求，因而母女间出现了意见的分歧。
    当然面对这样的无法认同，中国和加拿大文化的相互冲突，碧翠丝和苏珊的反应剧烈程度和结局也都不同。作为乖乖女的碧翠丝爱上了贫民街区的基曼，无论母亲怎样反对也没有退缩，但是她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却更符合中国女性的特点。当面对母亲的强烈反对和祖母干涉的时候，在不知道真实原因的情况下，她并没有选择私奔，也没有像苏珊一样，小小年纪就和摩根发生了肉体关系并怀孕。对于她来说，当决定要和基曼在一起的时候，她想到的是通知双方父母，先得到父母的允许。碧翠丝遭到母亲芳梅的反对后，基曼去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碧翠丝则被母亲带着离开了是非之地，去了香港。但是像中国历来的痴情女子一样，这样的分离却并未能够拆散她们和爱人。对于碧翠来说，不忍违背母亲，坚持保守贞洁是中国元素的作用，而最终决定不向母亲屈服，在基曼以战斗英雄的身份归来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父母和基曼结婚，则是受到了加拿大文化的影响，是追求自由和幸福的表现。

    苏珊则有别于碧翠丝。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女权主义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风起云涌。无论是“激进女权主义”还是“自由女权主义”都在“性”方面诉求女性的“解放”，而年幼的苏珊接受的正是这样一种教育。所以苏珊爱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摩根(当时不知情)，巧岁的时候便与其发生了性关系并且怀孕。知道真相之后，依旧要求摩根带自己私奔。尽管摩根对她并不好，但是她却甘愿为了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去追随摩根，离开这个充满中国封建礼教的家庭。这一切都表明，在第三代，中国传统思想已经逐渐在她们的思想中消褪，甚至完全消失。在伤心与无奈中，苏珊最终选择了自杀，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却真正脱离了母亲的掌控，脱离了白人的歧视，脱离了中加文化的冲突，也脱离了身份认同的矛盾。虽然悲惨，却仍是一种解脱。
    第四代女性凯莹(1950一)是一个知识女性，也是受加拿大文化影响最深的女性，但是最终却也理解了中国文化。同时理解两种文化，证明了凯莹的成熟。
    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欧美女权主义的影响，加拿大的妇女运动也掀起了高潮，而这一次也使得“性别”问题显得特别突出。女权主义者开始意识到女性不仅要关心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更要思考其本质原因。随着运动的发展，70,80年代的加拿大，“性别”问题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人们开始意识到很多社会现象都是以男女不平等为基础的。女权主义者呼女性的声音，支持女性的解放。而作为第四代女性的凯莹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女权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的，加上她所接受的教育，加拿大的这种女性独立自由的文化已经完全渗透到了她的思想中。
    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帮助凯莹了解了家族史，理解了女性长辈。她的母亲碧翠丝出生在加拿大，接受加拿大文化，因而并没有过多地对凯莹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对这个家族的过去、对中国文化，凯莹了解得并不多，并且她只会说英语而不会汉语。当然，凯莹的中国文化的缺失并不仅仅表现在她不认识汉字，不会说汉语，还表现在一些对习俗的不了解上。凯莹误认为“中秋节”是“august moon festival"，而对中国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后坐月子也很不理解，她会以加拿大白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这样会有“腥味”。同时碧翠丝也并没有过多地干涉自己女儿的恋爱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下，凯莹成长为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并且嫁给了亨利·李。如果没有摩根的出现，凯莹永远也不会深人了解这个家庭曾经的历史和矛盾。正是由于摩根的介人，凯莹开始对家庭沉默、神秘的历史充满好奇，到中国去学习汉语，阅读那些泛黄的家书，并结识了中国朋友。凯莹此举使得她找到了自己家族文化的根源，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身份。和中国朋友的交往也使得她对外祖母和曾外祖母的行为更加理解。凯莹的孩子的出生揭开了家族历史之谜。孩子出生之后，碧翠丝立即检查孩子是否发育正常，这一怪异举动终于揭开了那段缄默的历史。而在母亲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凯莹通过了解做母亲的快乐与痛苦，才逐渐理解母亲、祖母和曾祖母的往事，并且意识到中国女性在加拿大的曾经痛苦的生活和伟大之处。
    对于中加文化的理解，帮助凯莹在自己的婚姻和性取向上做出重要决定。了解家庭的历史并没有把凯莹转变为一个拥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女性，相反，她更具有那个时代的女权主义意识。她决定不对这段家族的不光彩历史讳莫如深，而是用自己的话语写出这段历史，让大家都来了解生活在加拿大社会边缘的中国女性的生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女性的生活赢得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同时，在故事的最后，凯莹并没有留在自己的丈夫身边，相反，她给自己的莫逆之交、远在香港的女医生赫米亚挂了电话，并投奔她而去。总之，凯莹所受加拿大文化的影响要远大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帮助她了解了自己的家族史，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她是家族中第一个敢于放弃婚姻的人—这一点比她的外祖母陈芳梅进步许多—也是第一个表现出同性恋倾向的人。这种反叛是她看清历史，确立自主身份的结果，也是中加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总的来说，李群英的《残月楼》是一部反映加拿大华裔女性在加拿大生活的历史和现状的小说。小说中涉及到很多主题，包括历史(排华政策)、政治(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母女关系和移民文化等，但作品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在加拿大文化边缘的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即她们如何在中加文化的冲突的动态平衡中寻求出路的痛苦过程。通过李群英的描写，我们对加拿大华裔女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残月楼》中的故事已经成为了沉重的历史，但是这段移民历史中女性的形象及女性的成长却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