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林语堂　中国文化　距离　美感
　　论文摘要:林语堂与中国文化乃一说不尽之话题。他生长于中国文化之中，却多受西方文化之浸润濡染;身为如假包换之中国人，却多以英文写作;旅居美国30余年，却毅然回归中国文化之母体。纵观其人生及其文学创作，他与中国文化始终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之距离。正是此种距离使其对中国文化之热爱、选择、审视、绍介乃至回归，升华到一种审美之高度。当然，与中国文化之疏离亦掣肘其文学创作之臻化境。
      撇开中国文化而谈林语堂，若万目之张而无纲纪，膝痒而搔背(汉·桓宽《盐铁论·利议》)，隔靴之挠痒，虽非龟毛兔角，委实毫厘之差而谬以千里也矣哉。
    近来，对语堂先生之评价，恰似吾国之贫与富，两极分化愈发的严重。褒之者欲捧其上须弥之山，而贬之者欲下其人无间地狱;扬之者愿其似孔老夫子，乃一派之大家，而抑之者愿其不中不西，偏门独捞，假洋径洪之外文而且招且摇且撞且骗。臧否人物本文人墨客之谈资，如曹孟德之青梅煮酒，江可指山可点，文字激越，珠矶澎湃，慨当以慷，激之扬之，于是，海可观月可揽，日可以绳系，沧海仅一粟，巍巍大中华亦不过九点烟而已矣!或褒或贬，或抑或扬，或益或损，此乃人情之常。更有甚者，郭沫若、叶灵凤最是视先生如无物，即英文nothing或nobody之意也。文人之相轻于此可见一斑了。
    何以对先生之贬损若此?个中“况味”实可揣摩再三。WWW.11665.Com从审美之视角切入剖析个中缘由，径虽曲而可通幽，或许豁然而开朗，亦未可知?
    坡翁《题西林壁》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似有“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之意味。有距离，方能产生美。想必是为三才中之人所首肯的。所谓距离，大凡指空间、时间及心理。俗语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故只好先请洋“和尚”助阵了。空间距离之端倪初见于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一前322)之《诗学》;时间距离则源于伽达默尔(h. g. gadamer,1900-2002)之《真理与方法》;而“心理距离说”乃布洛(e. bullongh,1880-1934)之杰作。布洛认为，美学距离实乃“心理距离”，这是一切艺术之共同因素。即便自家人朱光潜亦云，审美成功之秘密在于距离的微妙调整。
    先生于中国文化之热爱、选择、审视、绍介和回归，皆源于距离也。此种距离既是时间的、亦是空间的，更是心理的，既关联又渗透，色里胶青，水中盐味。
    曾几何时，“身在此山中”的先生书生意气，血气方刚，于中国之文化，他亦庶几全盘否定与批判，其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激愤、感情之憎恶溢于言表，不仅当仁于鲁迅、钱玄同之属，且不让于“现在而今眼目下”之王朔、李敖之流。其《萨天师语录》针贬讽喻中国四千年之文明，“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逮30年代初，先生如夫子之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锋芒毕露，沉着痛快，酣畅淋漓。如其在《豁指民族》中指出，从“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而“演绎”出“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论语》第5期，1932.11.16)
    岁月易逝，人生易老，亦生出人生许多的智慧。于是，先先悠然而humor了，脸色亦温润平和了。譬如，先生说中国人之脸，不但可洗可刮，并可丢可赏，可争可留，有时争脸似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亦不为过。
    《论语·颜渊》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冥冥之中，一切似早已注定。荀子亦曰:“遇不遇者时也!”机会虽不可求，然可遇，一旦遭遇，成功便指日可待了。先生之转机乃源于其命运女神赛珍珠(p.buck,1892-1973严之邀其撰随笔散文《吾国与吾民》。先生以成熟男人之睿智和稳重，述中国之人生哲学道中国之独特文化。此书一面世就荣登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之首，令老美大开眼界，方知中国不仅男人有辫子，女人有小脚，还有积极入世之儒家文化和玄妙高深之道家哲学。
    旗开而得胜，先生遂于1936年旅居美国。此即当今国人所谓之“拐点”是也。正是此“拐点”，拉开先生之与中国文化的距离，使原本“身在此山中”之先生以一种审美眼光看待中国文化，欣赏中国文化，选择、绍介中国文化，并最终回归中国文化。
    唐弢曾评先生曰:“他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一点什么，好象在原来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层釉彩似的。“所谓“隔”，恰似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之漏窗，“凡有观眺处筑斯，似避外隐内之义”(《园冶》卷三)。漏窗虚实乃生变化，此“隔”，似隔非隔，景物依稀，若隐若现，似有还无，层次分明，小中见大，若泉之有孔，谷之有隙，山之有窍，人之有眼。
    先生于中国文化之“隔”，若是一条如长江之河，中国住“长江头”，先生则住“长江尾”;若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先生在“这头”，中国则在“那头”;先生之态度之视角虽有微妙之变化，然于中国文化之爱却愈强劲愈炽烈，畴昔之憎恶、愤恨乃成今日之留恋、热爱。他选择和绍介极具中国特征之文化与人生观。《生活的艺术》渲染中国古典生活方式之闲适优雅;((苏东坡》盛赞完美人格之文化意蕴;《吾国与吾民》展示其对中国哲学之颖悟。若说《吾国与吾民》前先生于中国文化之态度冷静而理性，那么，从《生活的艺术》开始，其态度则进人一个充满感性和心灵感应之阶段阎。先生将其学识、灵性、智慧倾注于东坡，体现其对中国文化之热爱、崇敬和赞美，已提升至一崭新高度，如诗如画，如梦似幻，惊风雨泣鬼神。

    与之相反，超级大腕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生于斯长于斯，濡染太多太深，以其“爱之深而痛之切”的态度生出了“审美疲劳”。鲁迅认为，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乃“吃人”之历史，并劝国人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问。昊虞则发挥国人“破四旧”之精神，欲拆孔家之招牌，毁孔家之店面;更有甚者，钱玄同以嘶哑之嗓门狂呼，欲将中国古书皆扔茅厕之中，如此亦不过瘾，干脆将汉文一并废除。可见，他们不仅身在万山之深处，还迷了路失了魂，以至精神恍惚，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真不知"who am i"。当然，亦有一派“闭关”者，如林琴南，如章士钊，如辜鸿铭，他们抱其残守其缺，认玻璃为珍珠，视糟粕为国粹，遂躺卧于糟粕之石榴裙下，大呼“不亦快哉”!
    先生虽倡“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然亦曾年轻过，激进而欧化过，墨守而拘泥过。随着先生之旅居美国，先生与中国文化并非渐行渐远，而是在时间、空间和心理上愈发亲近，即距离产生许多美的元素来。先生闯江荡湖漂洋过海，见多而识广，兼容而并蓄，包罗而万有。先生遂超一元之片面观，越断章之狭隘观，弃肢解之碎片观，绝信口之偏激观，代之以多元之融合观，全面之整体观，对比之理性观。此前，吾国则有李大钊期盼东西文化之调和通融;梁启超亦言东西文化有融合之可能和必要;连老外如杜威(j. dewey,1859-1952),罗素(b. russell,1872-1970)亦赞叹中国文化之不容忽视的价值，指望能调和通融。可见，先生之中西文化融通观是其来有自的。

    唐豉还说:“林语堂先生…，二是用西方的眼晴来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看中国的儒家的、道家的。但他有的……是西洋传教士的眼睛。其实，以“西方的眼睛”看中国文化，自有其魅力自是一种美。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之游记开了西洋人的眼，于是，激起哥伦布(c. columbus,1451-1506)的好奇心，欲一探东方之神秘，无意间却成就其发现了新大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实乃意大利耶稣会之传教士，其中国之见闻更逗引得西洋人心中痒痒。十八世纪以降，有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研究中国儒家思想，推崇中国文明;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他认为，全人类最伟大之文化和最发达之文明汇集于欧洲和中国。赛珍珠更因其《大地))(the goodearth)之中国背景中国文化而一举拿下诺贝尔文学奖。
    此种天地间之美，乃在于距离。布洛指出，距离乃“审美悟性”主要特征之一。先生有此“审美悟性”，英国首相丘吉尔(w. churchill,1874-1965)亦应作如是观。一日，首相偶遇好莱坞“乱世佳人”费雯·丽(v.leigh,1913-1967)，奇为人间“可人”，叹为“天仙妹妹”，惊为仙人，正自出神。不意，随行人员让其近距离欣赏，首相却说:我在欣赏上帝之艺术品，需保持距离。可见，淑女也是在一定距离之中，才能窈而窕之的。
    先生之于中国文化，潜移浸染，却因传教士之家而多所接触西方文化，中学大学虽曰教会学校，实亦多有中国文化之渗透，美、德游学，旋归故国，先后执教清华、北大。其所见所闻，所读所写，皆吾国之文化也。虽旅居美国30余年，先生亦未尝敢一日忘记中国文化，其作品虽多用英文写作，而内容实乃中国文化之精魂神髓也。
    鲁迅不仅早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阁，且欲将其全盘“格式化”。而先生推崇儒家近情人理之人文主义，近情乃一种人生和文化之境界，因此，他说:“近情精神实是人类文化最高的、最合理的理想，而近情的人实在就是最高形式的有教养的人。孔老夫子自然就是近情之圣人了。先生之爱儒，在其健全而理性之秩序，亦在其乐山乐水之性情，更在其涵容环宇之包容性。故儒乃国人安身立命之本为人处世之道。先生亦钟情于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然人生在世，能达者寡矣。自古以来，国人中“达”则儒，“穷”则道，二者便催生出“天下第一隐士”—陶渊明。先生说:“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当然，儒家之重现实人生，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故而乏浪漫之想象，如米勒(j. f. millet,1814-1875).之朴实无华，亦似菲尔丁( h. fielding,1707-1754 )或德莱塞(t. dreiser,1871一1945)小说之质而无文;而道家却似一幅闲散之画图，或孤舟独钓或樵夫荷月，或幽栖山林或隐居菊丛，或松荫对弈或竹下清谈，或高山啸咏或曲水赋诗。故先生活在当下，倡导生活之艺术，凸显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狄奥尼索斯(dionysus)之精神，有诗化之人生飘逸之格调。
    《庄子·山木》云:“君子之交淡若水。”君子深知，唯淡乃亲，唯淡乃久。其深层之美学意蕴乃在距离也。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东山矮小，登顶所见有限，而“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之岱宗，雄踞五岳之首，自有一种王者气象，高高在上，其所见自然浩渺无垠天地无限了。此种“心胸气魄”(清·浦起龙《读杜心解》)实乃距离之故耳!盖先生之燕居中国，若“东山”也，而先生之旅居美国，若泰山也。先生于中国文化之观点前后径渭，距离使然也。
    距离可远可近，或日近人远，或天近地远。自审美观之，距离实不可少。至若“零距离”，则意味尽失，美之不存矣。如此说来，距离倒有点达摩克利斯之剑(the sword of damocles)的味道了。
    因为距离，先生于中国文化有一种好奇有一种向往;因为距离，先生愈觉中国文化之独特之魅力;因为距离，先生以弘传中国文化为己任，甘为文化传播之津梁;因为距离，先生之看西方文化，亦有诸美;因为距离，先生将中西文化贯通融汇，打通关节;因为距离，先生以开放包容之心悲悯超逸之情，审视中西文化，不时发出会心微笑，或额首称是。因此，距离，方形成其独特之中国文化观，即以异乡人之眼反观中国文化，外加些许西洋色彩。当然，亦由于距离之故，先生对中国文化更多的在于绍介，即向西洋人介绍中国文化。
    距离需时时调整，始终保持最佳位置或角度，美感乃历久弥新。先生认为，如欲获得精神之和谐，于一个孕育万物之天地，须有一种感情，对于这个身心的寄托处所，须有一种依恋之感。美国虽好，先生深知“山川信美非吾土”(宋·李曾伯《庚戌题雪观用方孚若韵》)，晚年遂毅然而归，决然而居台湾阳明山。中国文化于先生乃一种精神寄托，在情感上扳依，在血液里奔流，在生活中浸润，如渊明似东坡，他写意般的人生复绽放出花蕊悠然而淡远之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