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化；中国文化；西洋文化；现代化；梁漱溟
　　【论文摘要】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在近代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自身特质中缺乏现代化的质料。传统文化缺乏民主与科学，西人之长吾人之短基于此。于是他提出了走上现代化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但最后都落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模式的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梁漱溟所终生关注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用心思替民族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和使命，“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做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的确，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现代化，而且中国文化必须走向现代化。但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究竟是依靠中国人民新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动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还是以所谓“全盘西化”将整体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来，抑或以所谓儒家精神为主导，从传统中引发出现代化呢?站在时代的岔路口，梁漱溟选择了最后这条路。他力图通过儒家文化的复兴，让中国乃至世界都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当然，他所设计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失败了，但他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也提出了很多供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文化自身所缺乏的现代化因素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梁漱溟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所指，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和把握梁漱溟的思想脉络。wwW.11665.cOm梁漱溟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他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他所研究的“中国文化”主要指“周孔教化以来”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而且主要指儒家文化。他所指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近代资产阶级文化。但是，应该看到，梁漱溟的“文化”定义不够确切，“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中有非文化成分。没有打上人类印痕的“自然存在物”虽是我们生活所依赖的，但是不能算是“文化”。而且他的“文化”定义反映出唯心主义倾向。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又是不尽的“意欲”。这样将以物质生产为主体的生活理解成人的意欲所向，是主观唯意志论。梁漱溟认为文化不是死东西，而是有趋往的活东西。的确，文化永处在进化发展中，文化在空间中延伸，在时间中流变，但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又有高低快慢的不同。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总体透视剖析，梁漱溟总结出中国文化缺乏西方文化走上现代化所具有的根本原因。
　　1.中国文化的特征
　　梁漱溟考察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总结出包括广土众民;诺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时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有力量似又无力量;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重家族轻个人;不注重科学;缺乏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要求;道德气质特重;不属普通国家类型;无兵的文化;孝的文化;隐士与中国文化有相当联系共14项。其中有四个特征是值得重视的。
　　道德气氛特重。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具体表现在:政治伦理化。在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伦理与政治终为同一的学问。“此二千余年间政治之特殊，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义而不争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伦理化”。法律道德化。儒家思想主德治，施教化，而以刑罚为辅。法律是为维护伦常秩序服务的。梁漱溟指出:中国法系是自具特彩，建国之基础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法律;立法之根据以道德准则而不以权利。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为一个人的道德问题。
　　重家族轻个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家”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安乐窝、避风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纽带。梁漱溟说:“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也是世界闻名的”中国人的家是极其特殊的。人总是家庭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都应以家为重，宁牺牲个人也要维护家庭的门面。中国人一生依赖家，为了家，人的个性为宗法伦理所扼杀。梁漱溟揭露:“中国人除一面为皇帝的臣民之外，在亲子之间便是他父母的儿女，他父母所属的东西。他父母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的东西。夫妇之间做妻子的又是丈夫所属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她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伺候她丈夫而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使人不成为人，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人的所属物。我们知道，重家族观念是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的。
    缺乏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观念要求。梁漱溟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观念要求，及其形成法制如欧洲所有者，始终不见于中国，亦事属可异”。他感到德漠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肇始于限制王权。政治民主之本意，在于政权公开，凡团体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主。但在封建旧中国，数千年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得伸展，社会性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梁漱溟说:“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民间的女儿，皇帝随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没有‘自己’的。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梁漱溟对封建专制的揭露多么淋漓尽致，对“自由”观念的获得讲得多么精辟深刻。梁漱溟又继续谈论平等观念，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秩序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远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被压抑、被扼杀”。“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梁漱溟痛感封建中国缺乏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呼吁人们要从“权威下解放出来”，过真正人的生活。如此看来，说梁漱溟极力反对五四运动是完全不对的，民主与科学之两面大旗，亦是梁漱溟所高举的。他渴求民主、自由，但没有找到实现它的根本途径。他以为进行思想启发，“觉醒人类的本性”，提高人类民主素质，就可以实现。其实民主之实现根本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进步。不推翻封建制度，没有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开化，民主便不会产生。
　　不注重科学。梁漱溟看到中国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中国人的心思聪明恰没有用在生产上，数千年知识学问之积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中国人始终走不上科学道路”中国人何以不注重科学?梁漱溟认为东方学术的根本就在于把人的聪明用在生命的本身上。“它之所以盘旋不进，就是因为智慧不向外用，它只讲返观内照，这如何能让生产技术进步?“周孔以来，宗教缺乏，理性早启，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科学之不得成就出于此。既不是中国人笨拙，亦不是文化进步迟慢，而是文化发展另走一路了”。而且，所谓“人事”，也不是今日之社会科学。因为它不是顺着自然科学的路子作出纯客观的研究，而是以道德观点或实用观点，寓主观评价于其中。中国自然科学不够发达这是事实。但梁漱溟得出中国“卒未产生科学”则有失偏颇，四大发明、张衡的地动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不是科学成果吗?中国文化不注重科学，不在于“宗教缺乏、理性早启”，这不仅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维结构有关，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缓慢、长期封建制度的蒙昧统治。不但中国，欧洲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时代，不也视哥白尼‘旧心说”如虎，火烧了布鲁诺吗?
　　通过分析，梁漱溟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轻个人，缺乏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不注重科学，这是与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向相背离的。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这些因素影响了向现代化迈进。人是现代化的生力军，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传统文化的这些不利因素束缚压抑了人的创造性，而科学的发展是文化现代化的动力和尺度，传统文化不注重科学，削弱了自身更新改造的内在机制。梁漱溟指出的四个方面有对的方面，但根本的方面却没有指出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基础之上。
　　2.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不及西方文化

　　梁漱溟从文化结构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三个层次比较了中西文化，他所得出的结果是:精神方面，中国虽然缺乏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外来宗教的传人，还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在近代大受批评打击。中国的哲学还是古代的形而上学，而西洋人对于形而上学差不多弃去不讲。此种现象，“的确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结果”。社会生活方面，“西洋进步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东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早已改变了。至于家族、社会，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比西方少走了一步。物质生活方面，“东方不及西方尤不待言”。我们只会点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西方的枪炮、铁甲舰、望远镜、显微镜、轮船、火车、电报、电话，同后来的无线电、飞行机以及洋货输人后的日常起居所用的东西，与我们本土的走内河还要翻的民船，一天走上数十里的骡车、以及油灯、蜡烛等等一切旧东西比较真是异样得很。总而言之，“所谓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东方文化都不及西方文化，那么东方文化明明是未进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既进的文化”。“东方文化即古化，西方文化后来居上，就是新化”。若特别指出中国文化失败之处，“那要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尽管梁漱溟很钟情于中国文化，但也不能不承认自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如人处，他清醒地认识到，从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很快地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进而变为虚妄之极。“你若看清中国这套老骨董是怎样，再明白西洋那一套新玩艺是什么，试想他们相遇以后该当如何，则今日的事正一点一毫都有点来历，无足异者”。但梁漱溟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击败。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产品的低廉的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就其总体而言无疑是主观唯心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予以简单否定，而是要具体分析，这种分析对我们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有所启迪。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认为“意欲”决定人的生活和人的文化，这当然是主观唯心论，但是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当五四时期绝大多数文化论者还停留在例举一串截然不同的东西文明表面现象时，梁漱溟却以独具的敏锐思维力透众多杂乱的文化现象，从生活态度根本精神着眼，把中西文化把握为三个有机的整体加以研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不能不说有独到之处。梁漱溟对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完全承认”，认为“所有西方文化的特长都尽于此”。但是，他又感到这四五年来，大家只把科学方法、德漠克拉西的精神说来说去，可是如何引进到中国来并没有解决。他认为引进西方文化，不能简单搬运、摹取它的面目，必须从根本上从它的路向、态度人手。他说:“考究西方文化的人，不要单看那西方文化的征服自然科学、德漠克拉西的面目，而须着眼在这人生态度生活路向。这种认识是深刻的。我们引进外国文化，绝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搬，必须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才能行得通。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梁漱溟提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

　　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模式
　　梁漱溟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深切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迫切问题。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向现代化，但中国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他不同于西化派和国粹派，也不同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方面认同传统文化，一方面迎合西方思潮，提出了他的文化现代化模式，力图以儒家精神为主体，来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文化，找出一条使传统中国文化通向现代化的较平稳的改良道路。
　　梁漱溟首先提出他的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方文化的长处的沟通调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他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的是西方科学、民主精神，要“改一改”的是西方人追求物质满足的人生态度，因为“那西洋人从来的人生态度到现在已经见出好多弊病”，不能无条件“不知拣择”地“原盘拿过来”。对中国文化“重新拿出来”的是孔子本来提倡的“阳刚”精神，“批评的”是对孔家精神的历史扭曲。可以看出，梁漱溟给世人提供的就是利用西方文化中民主与科学的形式，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一种新的中体西用论。他自认为其文化模式因吸收了科学与民主而高于国粹派;因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而强于西化派;又因其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而不同于将中西不同精神相融合的调和派。他反对调和派，但他的模式又何尝不是一种折中调和?只不过变了一个花样。
　　梁漱溟决非书斋里的学者，他是为“生活”和政治而搞学问。为了实现他的文化现代化的理论模式，他还提出了实践模式。他认为解决中国文化困境的途径，是他所绘制的乡村建设的蓝图。他预言这一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革命等广泛内容的计划，将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化，他还在山东等地进行了实验。他的乡村建设图式是这样的:基本组织形式—乡约;乡约的行政组织—乡农学校;乡约的经济组织—生产合作社。他试图通过这些组织形式把现代化运动(民众动员、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与保留传统的中国社会组织中的伦理关系(亲密的小团体和人类情感)结合起来。他也和其他维新改良人物一样，曾倾慕西方的议会制，但他讲求调和和谐的儒家立场，厌弃西方政权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势，而给他的组织罩上浓浓的道德教化氛围。
　　梁漱溟也不相信凭借纯粹的道德力量就能创造和保证新的团体制度。他也看到了道德水平是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但他对经济政治等问题的关注，目的在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复兴。他以为“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教育运动，他主张大兴讲学风气，以期转化到他所希望的人生态度上，企图通过教育救国，用巨大之教育工程来解决“平时能为社会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变时(改造时期)能减少暴力至可能最小限度，完成社会改造达可能最大限度”。梁漱溟是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他极力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只是勉强承认有“冲突”、有“不平等”。他认为暴力革命是对“社会问题之机械解决”最合适的办法，“更直接言之，盖莫为一种教育”。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不动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的办法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梁漱溟的实践模式只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改良主义的模式。
　　在“五四”激烈的“打倒孔家店”的怒吼声中，梁漱溟为什么要把带有浓厚的“复归”色彩的“中体西用”模式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他的理论依据是“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梁漱溟认为西洋文化自文艺复兴重新走第一路，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达此成功与胜利;而中国文化不待把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要走的提前了，成了人类文化的早熟，只能“委委曲曲表现出一种蒙昧不明的文化”。不期西洋文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它，而要走这第二路了。于是该把中国态度“抉择批评”的拿出来了。“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复兴那样”。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视一遭”。他的现实依据是来源于他对中西文化权衡利弊的分析。梁漱溟看到了中国文化种种不及西洋之处，但他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他以为中国人虽没有享受西洋人那些个人权利和尊严，同时也没有遭受西洋人处处把人当作手段、你争我夺的痛苦，中国人没有得到西方人的福也没有遭西方人受的害。他也觉察到西方文化的潜在危机。西方文化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使西方人精神苦闷、感情破裂，以至道德沦丧、秩序败坏。而且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恶果，“一方生产过剩，膏粱锦绣堆积起来，而一方还是冻馁”。但他又厌弃工业文明，以为“机械实在是近代世界的恶魔”。尤其近代，特别是一战以来，中华民族深受的挫折和历次救亡运动之失败所激起的盲目民族自尊感，导致了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完全回归。西方列强的欺凌以及日益暴露的弊病，导致了他对西方文化的厌弃。
　　梁漱溟文化模式的失败是必然的，他的全部寓言的落空是“命中注定”。他的模式实质是“中体西用”，这早已被中国历史实际亮出了红灯。因为无论“西学”或“中学”都包含着复杂的成分，到底以什么为“体”、什么为“用”呢?笼统地总是说不清楚，必须进行具体分析。而且对于“西学”或“中学”，都不能把他们的“体”和“用”割裂开来。“遗其体而求其用”或“取其体而舍其用”都不是文化继承的正确态度。如果不是将中西文化的继承与引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把“西用”嫁接到“中体”上，还是把“西体”移植到“中用”上，都很难避免使之变形，搞出一种“不中不西”、矛盾混杂的怪胎来。低层次的调和融通中西文化的幻想是不现实的，强迫中华民族大换血的“全盘西化”更属虚枉。对于任何民族的文化必须有所吸收亦有所扬弃，如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讲:“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能够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在实践上客观形势已注定梁漱溟的失败。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是以自己思想经历去臆造世界文化发展历程，是一种主观轮回说。他违背了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中国和西方现代危机，没有注意到前现代农业国和后现代化工业国对于文化需求之不同，这是和时代背道而驰的，必然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同时他的方案更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梁漱溟认为“政治的根本在文化”，主张用和平的、改良的、教育的方式来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当时军阀的硝烟战火、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日寇的虎视耽耽……在中国面临灭种亡国之灾的情况下，还空谈通过教育实现文化现代化岂不是白日做梦?因此在阶级对抗激烈的中国，他的失败命运是注定的。
　　儒家固执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轮回，以孔孟之言为绝对命令和第一原则，缺乏独立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儒者轻视生产劳动，几乎将所有心智倾泻在人伦道德是非之中，很少关心自然科学信息和知识;儒家文化力主中庸、调和、固守成法，讲求改良，而反对剧烈的变革，怎能引发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再说，儒家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纲常礼教、君臣父子的上下尊卑束缚下，使人只知做统治阶级的奴仆，失去了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还谈什么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基于此，鲁迅这个荒野中的寻路者，发出了彻底烧毁旧世界的呐喊。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模式，既不是“全盘西化”的移植嫁接，也不是传统的再生，而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再造。我们的新文化的模式抉择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地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新的世界。
　　但毋庸讳言，梁漱溟的主观文化哲学是深刻的，是失败的深刻。在五四先驱极目眺望西方之时，梁漱溟则追本溯源，肯定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弊病，有其合理性。他通过乡村建设实践寻觅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途径是失败的，但他给我们留下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今天中国文化现代化，应当采取什么形式，是应该很好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