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典籍英译　文化意识　中国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从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入手，辅以《古文百篇英译》中的一些实例，说明了典籍英译时真实地传达原文文化蕴涵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翻译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相交流的形式，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交流。因此，文化差异构成翻译的一大障碍，而且“通常越是经典的东西，这种情形便越是严重，因其包含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就更为明显" ( $aker, 2000 ; 229) 。
    普遍意义上的翻译如此，中国优秀的古文作品英译更是如此。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文史典籍浩瀚渊博，无一不是留给中华儿女和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昌盛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富魅力。“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介绍给世界是我们翻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王义静，2005:66)王恩保、王约西在他们所编注的《古文百篇英译》一书“编者说明”中第一条即明确指出:“《古文百篇英译》是一部向外国人和海外华人介绍中国优秀古典散文作品的汉英对照读本。”典籍英译，不仅是作品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传递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政治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习俗诸方面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文化的交流，不止是从一国到另一国，而且是从古代到现代，这种较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跨越，增加了翻译的难度。笔者拟从作品、对象、目的、时代背景等角度来探讨文化意识对典籍英译的重要意义。wwW.11665.com
　　1基于作品的文化意识
    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两个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于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在这种交际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的翻译工作者不能光在语言上做文章，还要尽可能仔细、准确地了解原语作品的文化内涵，尽可能多地熟悉本民族古往今来的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感情生活、哲学思想等等，这正如王佐良(1989: 3)所言:“无论译者的文字修养和语言功底如何到家，缺少文化知识是不行的。译者处理的是个别文字，但面对的其实是两大片文化，因此，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因为对于具有一定语言功底的译者来说，典籍英译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把“胸有成竹”译成“胸中有一根现成的竹子”，由于译者缺乏文化意识，不懂比喻义和引申义，按字面直译，结果让人莫名其妙。再如，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首的《黄帝内经》，在中医院校医学英语教科书中，却被翻译为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这实属一种文化误译。“黄帝”是古代人民对轩辕氏的尊称，“黄”不是“黄色”之义，“帝”是上古时期的一种尊号，这个称号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所以取音译较合适，即“huang di"。另外，所以称“内经”，并不是像吴昆《素问注》、王九达《内经合类》所称“五内阴阳之谓内”，也不像张介宾《类经》所说“内者，生命之道”，而仅仅是与“外”相对而已(据中国医药网)，因而也不可像某些国外版本那样译成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由此看来，翻译典籍一定要认真体会字词是否有特定文化含义，既不可望文生义，也不能照搬照抄敷衍了事。只有准确传递原文内涵，才能使读者真正了解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因此，有志于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的典籍英译工作者一定要有强烈的文化意识，认真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尤其是古汉语水平，深人领悟中国古代文化。
　　2基于对象的文化意识
　　2. 1分清不同对象
    典籍英译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但在准备翻译及着手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对译作所面向的对象始终有一个定位却是不少译者和编者所忽略的，殊不知，这种对受众(主要是读者)文化意识的了解也构成译者文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文百篇英译》一书《序》中说，这部书的读者共分两类:一类是外国朋友和久居海外的华人，另一类是我们国内的同胞。笔者认为，如果从文化意识的角度，读者还可划分为如下两类，一类是研究型，另一类是了解型。前者喜爱学术研讨，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有一定了解，后者只是想对中国典籍做一般的了解，他们对作品的背景知之甚少，这当中既包含国内同胞，又包括海外华人与外国朋友。从目前出版的典籍英译的译作和发表的文章来看，所面向的对象大多限于前者，亦即专业人士，而普通读者却难有一席之地。事实上，从数量上来讲，后一类读者为数众多，不仅有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更重要的是，对推广中华传统文化将大有裨益。如果典籍英译作品仅限于面向前一类对象，“如果古代文化方面的专家疏于与广大普通读者交流，那将尤为可悲”(王勇,2007:61)。
　　2. 2采取不同翻译策略
    从文化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来说，不同的对象，直接影响到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对于前者，亚皮尔(appiah , 1993 :808-19 )阐述的厚重翻译法(thick translation )值得借鉴。这种翻译法通常引经据典，对原作中文化特色浓厚之处予以详尽的解释，形式有夹注、脚注、篇末或书末注等，能比较全面地传递原文文化内涵，相比其它译法，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这一类读者的需求。顺便提一下，厚重翻译法借助当今高度发展的传媒，在形式上也可轻和薄起来，如给译本提供电子版或在纸质译作中附上光盘，另外，借助超链接，读者还可根据个人需要获取更详细的解释信息，而且这种信息是日日更新的。
    对于后一类读者，必须从可接受性原则出发，考虑到他们在背景知识方面的局限性和理解能力，为此，笔者认为翻译策略宜采用高效能阐释法(high-efficiency paraphrase )，即用尽可能简练的语言，把尽可能多的语言和文化内涵传递出来，但这种简练必须把握好度，以实现“高效能”，这对译者构成了很大挑战。例如中医典籍中多有三阴三阳之说，如单纯考虑简洁，则选择音译:taiyin , shaoyin , jueyin , taiy-ang,yangming,shaoyang，但这样的简洁达不到好的效果，一般读者都会摸不着头脑。相比之下，中医典籍翻译家文树德(paul u.  unschuld)的译文不失为高效能阐释法的一个范例，即major yin , minor yin ,ceasing yin, major  yang, yang  brilliance、minor yang( unschuld , 2003 :92-93 )，这种译法是从普通读者现有的文化信息容量出发，以最简的词汇介绍了原语对六条经脉的称谓(通过音译)，同时又传递了不同经脉的内在含义，兼具简洁与明确。
　　3基于目的的文化意识
    译者对具体的翻译目的的了解也构成其文化意识的一个部分。这个目的又可细分为:(1)较系统地介绍某方面的中国历史文化，这是多数典籍英译的现状，翻译策略上严谨多于灵活。(2)截取部分，借以说明某个问题，这类典籍翻译在外交翻译中更为常见。相比前者，后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时间不允许译者对蕴涵的文化信息进行详细解释，因而上文提到的高效能阐释法同样适用于这类翻译。
    据新浪网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3年6月29日下午在香港出席cepa协议签字仪式后的演讲中引用了晚清著名外交家、著名诗人黄遵宪的一首诗，深情祝愿香港，引起在场人士共鸣。诗文及外交部资深翻译家裘克安的译文如下:
                寸寸河山寸寸金，
                伶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
                精卫无穷填海心。
　　an inch of our land is worth so much gold， who can stop the splitting of the national fold?  the fabled cuckoo weeping blood at china’;woe，  and the jingwei bird filling the sea with pebbles un-told.
　　诗中蕴涵了两处典故，温总理引用此诗勉励港人“以杜鹃啼血之情，热爱香港，热爱祖国”，“以精卫填海之心去建设香港，去建设祖国”。裘克安的英译“以最少的加添译文(national fold, at china’ s woe)点明了国土和国难的意思”(裘克安，2004: 51)，不愧大家之作。
    近些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增强，不仅中国领导人在外交场合频频引用古诗文，外国领导人在讲话中也多次援引一些中国古语，这就要求译者充分认识这类翻译的目的，不要为舍弃文化背景的介绍而迟疑，而应以连贯上下文、传递引语中核心的文化意义为首任。

　　3基于时代背景的文化意识—归化取向与异化取向
    文化意识对典籍英译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直为翻译界所关注，是归化还是异化，以笔者之见，这两种取向在典籍英译中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互为补充，从具体的翻译而论，归化还是异化往往取决于翻译所处的时代背景。
    中国近代翻译家辜鸿铭(1857-1928)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遭受西方列强蹂厢之时。“当一个文化系统处于或自认为处于世界文化强势时，它是不善于接受异质事物的”(张南峰，2000;3)，辜鸿铭将西方的典故、俗语加人到译文和注释中，试图拉近与西方读者的距离，期望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因此，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衡量，辜鸿铭的这种归化的取向是值得称道的。具体来讲，从关注译者的翻译理念和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上来看，他成功地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自身传播民族文化的翻译理念，形成了那个时代典籍英译工作者难能可贵的文化意识。
    国外的典籍英译者在翻译中同样也会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斯(david hawks )，是20世纪后半叶的著名汉学家，1973年出版了其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书中“怡红院”翻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因为在他看来，" red”易使西方读者产生不吉利的联想，从而有悖于曹雪芹的原意，所以未采取直译。但时过境迁，在西方主流媒体上，甚至能见到“red packet"( time , january 27 , 1992)这样带有浓郁中国味儿的词，看来译者再也没有必要译“红”为“绿”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武术，在中学西传上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早期英译多为‘ung fu, kung fu , martial arts等，但随着武术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中国武协和国际武术联合会都采用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译法:wushu 。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文化意识在典籍英译中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这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增强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古文百篇英译》中的文化传递
    下面就以《古文百篇英译》一书中的文化传递为例，来进一步说明文化意识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先来看一个例子: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天地不仁》;162)
      heaven and earth are not benevolent.
    to them men are like straw dogs destined for sac-rifice.
　　“当狗”的字面含义为“草扎成的狗”，如果翻译成"straw dogs”虽未违背本义，但其文化含义(即古时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祭祀时用它，并不爱它，祭祀完了就扔了)未能传递给读者，也就不可能领略到" straw dogs destined for sacrifice”所传达的文化意蕴。又如:
    接孟氏之芳邻(《滕王阁序》;423)
　　but like the mother of mencius，i am careful     
　　in selecting virtuous neighbors.
　　这句话的翻译难在一个“芳”字。" virtuous”一词言简意赅地反映了原文的文化含义。不懂得中国文化典故“孟母三迁”的译者，往往会把它译成fragrant,或至多引申为clean and tidy，粗略一看，仿佛没什么错，实际却与原文内涵相悖。
    对于古籍中出现的某些专有名词或是让一般读者费解的句子，译者从读者的需要出发，既提供了字面意义，又通过夹注提供了文化含义，如“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郑伯克段于郡》: 2 )”译为“i will not see you again，till i reached the yellow spring(i. e.，till i am dead , and under the yellow earth ) "。对于古籍中涉及到的篇幅较长的文化背景，译者则以篇末注的方式来释疑解惑，如594页上关于五行与四季、五行与五方几五声与四季、十二音与十二月的注释，为读者大大拓宽了视野。
    《古文百篇英译》中的译作大多能较好地实现语言与文化的双重传递，但某些译文还有改进的余地。例如:
    (1)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桃花源记》:395)
suddenly he came upon a grove of peach trees in blossom.  they   lined  the  banks  for  several  hundred paces.
    (2)邹忌修八尺有余(邹忌讽齐王纳谏:257)
    zou ji，the prime minister of qi，was over eight feet tall古汉语中的“步”是有特定意义的，即“一步相当于五尺”，与“pace”的长度相差甚远。第二例中的“尺”也不等同于“foot"，战国时代的一尺约等于0.23米，所以翻译时不如采取音译加注的方式来实现文化信息的传递。造成以上错译的根本原因是译者文化意识的缺陷。翻译过程中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不宜改变，因为读者之所以要读中国古籍译著，目的之一就是要领略中国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