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先秦诸子；价值论争；中国文化
　　[论文摘要]文化的核心体现在价值体系和价值原则上。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通过激烈的论争，首先提出了人道原则、自然原则、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这些重大价值原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对中国文化有奠基之功。

    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有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这就是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论争，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在群己关系上提出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从此开启了一扇古代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探讨的大门。应当承认，先秦诸子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一开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经过他们激烈的论战，各派的一些继承者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学说，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观点，最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即中华文化中的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个性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群己统一原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这些重大的价值原则，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先秦诸子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从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wWW.11665.cOM其次，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剧，出现了一个知识阶层—士阶层。士阶层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从而促使学派林立，学说各异。再次，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时期。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进行论争。就像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天既被赋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赋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侧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强调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认为尧效法“天”创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远不变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人关系上的人道原则。老子用天道来与孔子的人道对立。老子提出“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所谓“道常无为而不为”，就是说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尧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无非是自然法则。显然，道家所倡导的是自然原则。
    在人与人的关系，儒墨倡导的人道原则与老庄讲的自然原则之争更为明显。儒墨讲仁爱，孔子贵仁，墨子贵兼，二人的说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则，即肯定爱的价值、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人要和人相处，必须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认为，行仁之方在于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张:“兼即仁矣，义矣。”后期的墨家更明显地表达了人道原则，《墨经》里讲:“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把每个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主体。孔墨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墨重视群体利益倡导人要过社会性的生活。与儒墨相对立的是道家杨朱的“为我”、“贵己”说，道家杨朱把个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不一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显然是避世之士的主张。与儒墨讲的人道原则，提倡人要过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是，孟子批评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儒家关于群体的理论，他指出，人要生活，要假物以为用，必须靠集体的力量。由此进而指出，为了合群，便须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分配制度，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予以保证和约束。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可见，在荀子看来，礼义等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都是为了“明分使群”。当然，荀子当时讲的“群”，实质上是封建的宗法制和封建等级制度，荀子的目的仍然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进行辩护。杨朱的“为我”当然是片面的，荀子强调“群”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也是片面的。
    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就会发展为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同样，强化群体利益也会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进而漠视和束缚个性，最终也会背离人道原则。在儒墨激烈的批判中，道家从杨朱的“为我”、“贵己”说走向庄子的“无我”、“无己”说。后来，正统理学家接过庄子“无我”口号，进一步强化群体意识，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灭人欲”就要“无我”，“存天理”就是大公而无私。这些背离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经阶段，问题的提出比问题本身显得更重要，对问题的争论会不断地启发人们寻找到合理的答案，先秦诸子各家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上的争论不断引导继承者去探讨。后来，王夫之说:“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顾炎武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看出，在明清这些大思想家那里，个性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开始统一起来，群和己是统一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群己关系的主流。
    中国古代哲学总的趋势是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的相互统一，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则是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它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始于先秦，特定社会环境为激烈论争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对中国传统文化起着奠基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