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电视新闻 娱乐化 利弊 原则
[论文摘 要] 新闻娱乐化现象对电视新闻传播的模式、风格等都产生了很大冲击,对新闻传播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新闻娱乐化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如何规避负面影响,促进健康发展,需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加以引导。
电视新闻娱乐化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地方台曾聘用演艺明星沃尔特斯到现场播报新闻,并且收到了很高的收视率,从此引得其他节目纷纷效仿,新闻娱乐化在外国逐渐兴盛。20世纪90年代受市场经济影响,中国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开始风行,并呈现泛滥之势。新闻娱乐化为受众提供了轻松愉悦的接受氛围,同时新闻娱乐化又使得新闻与娱乐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主流的严肃新闻受到冲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价值亦有被颠覆的危险。我们要采取理性、辩证的态度,清醒地认识新闻娱乐化的利与弊。
一、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积极意义
由于电视是先进的电子传播技术的实际应用,是一种集声音、图像、色彩于一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直观形象、逼真立体的特点。电视新闻与广播、报纸等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相比较,它的娱乐化程度处于领先的地位。“电视这一现代传播媒介与生俱来的具有对娱乐的亲和力,它继承了广播和电影在这方面的特性,加上它分别弥补了广播和电影在表达和传播方面的缺陷,这使得人类在视听和接受上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而这种要求首先是娱乐方面的。WwW.11665.Com”[1]
(一)为电视新闻提供了新的报道样式——说新闻
在我国,传统的电视新闻的样式就是以《新闻联播》为代表的“朗诵式”播报形式,好像只有采用这样的报道方式才能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特别是我们党的传媒,新闻更多地承担宣传的功能。宣传与教化功能的不断强化,传统的宣传报道内容单调、形式僵化,引起收视率的降低,不能吸引受众欣赏和接受新闻。
而电视新闻娱乐化的出现,恰恰提供了一种新的新闻播报的方式——说新闻或者叫“侃新闻”。“说新闻”不像传统的新闻样式侧重于“报”,而是侧重于“说”,主持人采用轻松幽默的语言、丰富的肢体语言、亲切自然的态度、独特犀利的新闻观点,和受众仿佛是朋友般的平等关系,以聊天的方式来传播新闻,使电视新闻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二)实现了电视新闻功能的本质回归——以新闻为本
电视新闻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说教的本位,由宣传为本转变为新闻为本。多年来,由于我国特殊的媒介生态环境,我国的新闻事业担当着党的喉舌、政府的喉舌的功能,由此决定了在传播的方式上,更多是采用单向传播,以完全灌输的方式来传播新闻,传播哪些新闻的标准依据宣传价值,传播主体传播什么,受众就得到什么。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当前“地球村”的宏观背景下,随着受众获知新闻的渠道的增多,受众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原来的传播新闻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受众的信息要求。而新闻娱乐化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普通的受众身上,把受众日常生活中的原生状态作为报道的重点,报道休闲、娱乐、通俗的新闻,实现了新闻传播由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提高了电视新闻的关注度——收视率上升
新闻娱乐化给新闻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在新闻内容上偏向软性或尽力使硬性新闻软化。除了《新闻联播》和各地方的黄金时段的新闻播报以外,似乎其他所有的午间、晚间的新闻都是围绕社会新闻大做文章,除了内容偏向软性外,方式也采用讲故事的口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的眼球。比如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晚间新闻作了最大程度的跳跃,首先是打破‘八股腔’,追求自然美。从导语到正文到标题甚至到署名,信手拈来,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为的是让观众叫好。导语的幽默和悬念,正文的通俗和实在,标题的风味和意趣,这些都成了老字号的特色菜。”[2]
二、电视新闻娱乐化的消极影响
在看到新闻娱乐化的积极影响时,也要看到新闻娱乐化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一味追求收视率和经济效益,大量降低严肃新闻的比例,在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等严肃新闻中挖掘娱乐因素,将名人趣事、奇闻轶事以及带有刺激性、煽动性的非常态事件作为报道的重点,过度的娱乐化导致了受众的视觉疲劳,造成了目前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的泛滥。
(一)随意插播广告,影响新闻的严肃性
决定新闻娱乐化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利益。广告经济成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支柱。麦克鲁汉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过: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3]广告客户的要求成为决定电视新闻节目的一个主要依据,随着新闻的被“娱乐”,新闻的严肃性大打折扣的同时,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随意插播广告,如湖南卫视的《晚间新闻》和北京电视台的《第七日》节目都在新闻时间内插播广告,使电视新闻沦为广告商用来谋利的工具,严重破坏了新闻节目的完整性和严肃性。
(二)新闻煽情较浓,新闻造假现象增多
电视新闻和广告商的合作提高了新闻媒体的经济效益,使得媒体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包装”新闻,从而刺激收视率,有了高的收视率可以吸引更多的广告,获得更高的经济利益。“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4]传媒开始过分重视收视率,将收视率作为衡量节目好坏与否的惟一准则。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往往不按新闻价值规律运作。比如,在新闻内容方面,题材要选择“卖座的”“煽情的”,赚取观众的眼光和泪水;在新闻的制作手法上,“演”新闻的现象泛滥,不惜破坏新闻的真实性,摆拍、偷拍现象严重,既违背了新闻道德,也让新闻失去了人情味。“具体到中国电视而言,特别是值得人们警惕和克服的倾向是:用文化工业的手法,以廉价、媚俗为特点的文化的商业化的举措,追求电视产业资本的‘增值’,以牺牲电视的文化品格和人文关怀为代价去换取文化产业的发展。”[5]
(三)媒体公信力降低,新闻功能不断弱化
新闻的主要功能是向受众告知事实信息,满足受众的知情权。新闻娱乐化仍然按照新闻价值五要素来取材,但是强化的是趣味性要素,突出新闻事实的新奇、异常、人情味。新闻娱乐化将新闻的功能异化为娱乐,使之成为休闲的一部分,哪怕是重要、严肃的新闻,也要娱乐一下,挖掘娱乐价值。娱乐冲淡了严肃的思考,受众关注“娱乐”新闻乐此不疲,对那些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故事当成他们需要的新闻。传媒开始忽视它引领社会风气、进行舆论监督的职责,把新闻和其他娱乐消费产品混为一谈。电视的媒体公信力日益下降,人们心目中的新闻不再是严肃的而是可以调侃的、可以娱乐的,新闻媒介的公益形象也受到观众的质疑。
三、我国电视新闻娱乐化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对电视新闻娱乐化现象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理性的、批判的分析,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新闻娱乐化现象的可控制性和可操作性,新闻媒介在面对这种现象时不是束手无策,而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和角度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从而使新闻和娱乐的结合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具体而言,我国电视新闻娱乐化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坚持渐进性原则,反对畸形发展
新闻的娱乐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成熟的市场经济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风行,并形成泛滥之势。按照媒介生态学的观点,任何节目都要遵循“生物钟规律”,都要经历出现—发展—成熟—衰败的过程。
目前我国的新闻娱乐化还处在一个发展期。冒进发展、过分泛滥,导致电视新闻雷同、重复,内容以及形式千篇一律,形成了主持人追求亲民、调侃的风格,新闻内容挖掘奇人奇事,大量使用音乐、动画、电影片断等手段,好像电视新闻娱乐化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其实不然,这只是表象化的娱乐阶段,将目前的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程度当作已经臻于成熟而不再积极创新探索,这只会使新闻娱乐化畸形发展。
(二)坚持新闻价值标准,反对非规范运作
电视新闻娱乐化虽然改变了新闻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但是娱乐化之后的新闻仍然属于新闻的范畴,内容上还要遵循新闻价值规律,形式上要遵循传播规律。首先新闻作品必须是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不能出现与党和政府的主流价值形态相悖的言论或者是违法科学规律的常识性错误;另外,娱乐化手段的使用不仅仅为了博大家一笑,也不能为追求自然生动、贴近百姓生活,将过于琐碎的事情全部搬上电视。主持人为了将新闻呈现娱乐的特质,在主持形象、主持风格等方面表现得过于“另类”,就更不可取了。要做到既活泼轻松,又不失严肃庄重,才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也很好地起到了宣传作用。
(三)坚持适度性原则,反对泛滥成灾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标准和尺度,新闻的娱乐化同样要坚持适度性原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在信息选择上要有“度”,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信息都可以拿来娱乐,一些严肃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新闻,娱乐功能不能太突出,而其他软性新闻的决策参考度往往不大,往往是对观众生活、工作上的帮助和启发,所以娱乐程度可以加大;在服务对象上要讲究“度”,由于受众的政治背景、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职业特征、文化水平、个性心理的不同,不同的受众对不同的新闻信息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些受众侧重于理性的思辨,对硬性新闻关注较多,有些受众是以满足情感上的需要,更希望看到娱乐化之后的新闻;传播效果也要有“度”,适度的电视新闻的娱乐化的前提就是保证新闻事实不偏不倚,不夸张不粗糙,目的就是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经历的人,而且能从中受益,从而实现社会效果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 李幸.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48.
[2] 湖南卫视网站.
[3] 喻国明.影响力经济——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eb\ol].传媒学术网,2004-03-17.
[4]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均,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62.
[5] 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3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