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题】佳作品评

【正 文】
主持人：潘志兴(本报记者)奚光雯
嘉宾：任仲伦(上影集团总裁、教授、影视评论家)石川(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教授、电影学博士)

　　　　●现在的影视作品有一种“小智小慧”泛滥的倾向，特别需要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

主持人：《亮剑》的播出会获得如此强烈的反响，收视率这么高，甚至在深圳二轮播出时，收视率超过了热门韩剧《大长今》。一部在当前荧屏上并不“主流”的电视剧能获得如此佳绩，的确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任仲伦：我是在2001年看到这部小说的，整个小说洋溢着一种久违的英雄主义气概，非常打动我。现在回头再看，电视剧的成功还是两点：一是英雄主义气概。现在的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气息已越来越稀薄了。任何民族都是崇尚英雄主义气概的。当初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记，在前言里就有这样一句话——现在德意志民族处在小智小慧当中，需要打开窗户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也有一种“小智小慧”泛滥的倾向，特别需要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二是人物性格。我们现在的影视作品对明星过分崇拜，把40％—50％的投资花在明星身上，而对人物性格塑造的忽视，或者说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部作品让人物的性格、人物的魅力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
主持人：当初你们在策划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下功夫？
任仲伦：看小说时被“点燃”的就是人物性格，包括刘燕铭喜欢的也是作品中的这些东西。(刺激你们的兴奋点不约而同？)后来我们谈得最激动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两点。WWw.11665.CoM影视作品中的英雄有两种：一种是虚幻英雄，一种真实英雄。虚幻的英雄，现在我们影像的技巧能把他渲染得特别好看，特别有形式美感。但是这种在竹林里飞来穿去的英雄看多了，必然要有一个真实英雄的崛起。李云龙就是这样的真实英雄。
石川：我觉得英雄主义主题，对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任先生这样年龄的观众来说，可能是某种正在遗忘的东西被唤醒，是年轻的时候受到的英雄主义教育的一种回归。而对于现在年轻的一辈，可能又构成另外一种感受。现在都市中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有种中庸化、小资化的倾向，讲求实用和与世无争，而《亮剑》所体现出来的，是那种“血脉贲张”，甚至是带有一点“草莽”味的豪气，它是超越于我们现实生活之上的，而且也是为现在的年轻人所普遍追求和向往的，它在这个层面上对现在的年轻人构成了一种价值目标。同时，这部电视剧也是在前几年的军事题材作品像《突出重围》、《激情燃烧的岁月》等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云龙这个角色身上的很多品质、人格的魅力，在我们过去的军事题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像他身上的这种草莽气，在电影《红日》里的石连长、《高山下的花环》里的靳开来等都有体现。这种发展还是沿着同一历史脉络在往前走，到了李云龙身上被集中地释放出来了。
另外，单纯从这个人物形象的特征来说，实际上他也有点古典文学中像“刘关张”那种类型化的特点，过去我们作品中的这种“草莽英雄”总是处在一个受政委规劝、教育的位置，但在这部电视剧中，李云龙的“草莽气息”被放大了，作为正面的东西完全被释放出来。这构成了作品的一个新突破。

　　　　●写“英雄气短”，写英雄的悲剧性比写完美英雄更有价值

　　　　●从传统戏曲开始，中国人就习惯欣赏性格和价值比较清晰的人物

主持人：近年来，军事题材作品一般都有很好的收视率，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到《军人机密》，都讲草莽英雄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这个过程特别容易打动人。现在荧屏上阴柔之气多了一点，需要一些有阳刚之气的人物出现去吸引观众。在过去的一些作品中，英雄人物一上来就是“高大全”，对他们成长过程的描绘不多，但英雄的成长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更具有吸引力。还有这些作品中都有一个比较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们所有的行动。像《大长今》之所以热播，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人物所体现出来的对信念的坚持。这或许正是现在的观众内心所呼唤和渴望的。
任仲伦：人类要艺术干什么？它是解决人的精神问题。一个民族在发展和走向强盛的过程中，毫无疑问骨子里会渴望、呼唤这样一种精神。忠于自己的理想、意志，不顾一切地追求，这是人类共同存在的东西，就像“夸父追日”。我们民族最古老的精神源头就有这种东西，只是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不一样。
从《亮剑》中还可以感觉到八个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所谓豪气万丈的英雄基本上都是伪英雄，因为生活中没有英雄是不气短的。所有的英雄都会受到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和当时生存环境的压迫，在压迫当中他要反弹、爆发，他想超越这个时空，超越这个历史条件，而超越又受到限制，于是他要坚持，要承受内心苦痛。像李云龙就是有点“气短”的英雄，有“缺陷”，有内心苦痛的英雄。从美学意义来讲，“英雄气短”是最打动人的。英雄本来就有一个成长过程，从我的体会来说，写英雄气短，写英雄的悲剧性比写完美英雄更有价值。李云龙的形象回归了历史的真实，这个人物身上实际是结合了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各种传奇英雄。
石川：“英雄气短”实际揭示了一种美学规律。看文艺史上，凡是好的作品都是跟悲剧结合在一起的。悲剧性，从某种层面上体现出来的就是英雄性，不管是普罗米修斯还是哈姆雷特，或者是约翰·克里斯多夫，英雄身上总体现着某种悲剧性。这个悲剧性不是指他命运中所遭受的挫折或造成的压迫，而是他超越现实的愿望和现实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李云龙这个人物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身上体现了这样一个美学的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人物可以跟文艺史上的这些悲剧人物构成一个完整的序列，这也是这个电视剧很有价值的一个方面。
任仲伦：还有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讲。现在我们的影视剧定位的观众面都比较小，喜欢讲是为什么样年龄段的观众拍的，这实际上是把更广大的观众排斥在外了。像李云龙这种性格化的人物，其实比那种讲性格多样也好、讲人性深邃也好的人物更容易打动观众。从传统戏曲开始，中国人就习惯欣赏性格和价值比较清晰的人物，感情投向很明确，不喜欢“盘算”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之类的东西，就像戏曲舞台上的“红脸”、“白脸”。这是中国观众特有的接受感情和接受思维。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电视剧人物越写越复杂，人物关系也是越写越复杂。有人开玩笑地说，现在看电视剧要先发个人物关系表，以免搞混了。从播出的情况看，往往比较单纯的，人物指向比较明确，人物关系没有过多枝节的电视剧，收视率比较高。这可能也和电视剧的特性有关，跟电影和小说不太一样。在一个松弛的环境中观看，不可能给你很多时间和空间去深入体会意境和理解人物。所以写单纯的人、单纯的情感、单纯的信念反而更容易成功。
石川：电影实际上也一样的，像好莱坞那些电影。
任先生刚才说到中国文艺的传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总结《三国演义》时，称为这是一种类型化写法，人物性格中总有突出的一个侧面，“刘备之长厚近伪，诸葛之智近妖”。但是也有变相法则，不能把他变得单一化，主调中还有变调。比如张飞他是一个粗人，但他还粗中有细；诸葛亮再智，也有误失街亭。李云龙这个人物除了“草莽之气”，也还有智谋，这体现了塑造人物的一种特定手段。写人物性格的复杂，在欧洲也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才开始主张写人的不同侧面、内心矛盾的，特别是进入现代主义以后，人的内心世界越写越复杂了。其实中国的文艺受欧洲这种传统发展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它基本上还是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往下走。

　　　　●不要把一种成功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镣铐

　　　　●我们很多作品的价值判断已经很模糊了，生活的多义性导致了价值的模糊性，没有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鲜明性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在说好剧本难找，观众到底喜欢什么搞不清楚。《亮剑》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受到大家的喜爱，或许对电视剧创作是一种示范和启示，至少是可以借鉴的成功的经验。
任仲伦：我很同意你刚才讲的“一种”示范，“一种”启示，对《亮剑》的成功不要夸大，不要接下来都是“亮刀”、“亮枪”。中国人在创作上最大的缺点就是“跟风”，跟着成功的目标走，大量的复制、“拓片”，结果把一种成功的东西变成自己的镣铐。可能整个精神史都是这样的，独创的东西总是少的，总是被后人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独创本身也被弄得面目全非，面目可憎。当某一部作品变成所有作品的样本时，也就宣告着一种艺术思维的死亡。
就像石川讲的，《亮剑》本身也不是一个独创，从它的艺术思维，到它的精神追求、艺术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在我们传统文学的流脉上，英雄主义也好、性格魅力也好，都是对传统美学的一次现代回归。《亮剑》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以特定的表现形式，让传统的东西在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现实里达到了回归。我个人认为它对美学最大的贡献，可能是在整个精神格局里面，我们呼吸了太多“小智小慧”的东西以后，突然闻到了一股阳刚的气息，有种特别舒畅的感觉。你讲《大长今》，它的魅力，实际上就是重现了我们这段时间中被拆散和消解的一种价值文化。《大长今》是我们儒家文化的“出口转内销”，这句话尽管俏皮，但它有价值。《大长今》崇尚的是我们过去几千年以来人文的、仁义的理想，这种理想的发源地是在中国。
这段时间当中，我个人觉得我们很多作品的价值判断已经很模糊了，生活的多义性导致了价值的模糊性，没有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的鲜明性，把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东西都作废了，每个人都在寻找个人的合理性。很多作品反映出来的都是不认同共同价值，只认同个性价值、个人价值。而《大长今》告诉你的恰恰是最传统的价值，所以儒家文化再一次回到中国，征服很多观众的心，收复失去的“领地”。从精神层面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很难说谁对谁错，需要由时间来检验。说不定到了百年之后，人家说这个时代思想最活跃、精神最活跃，创造了没有共同价值是最好价值这样一种社会标准和精神标准。没有什么道德价值、伦理价值，有可能到最后变成一个社会现实价值。我不知道在艺术上应该谁说服谁。
石川：这像哲学上的此岸、彼岸。彼岸你触摸不到，触摸不到有什么价值呢？但它就是伫立在那儿，就因为彼岸的存在才看到此岸的不足，人生才有动力。任先生说现在是拒绝判断，其实他不是拒绝判断，而是无从去判断。在这个社会转型期，从传统价值体系中抛出来的人何处去落脚呢？
电视剧能提供给观众的无非就是两种东西，一种是观众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看到了他自身的影子，感到亲切认同；还有就是它提供了一种现实人生所匮乏的，但人人都向往的东西。
任仲伦：电视剧实现了他的愿望。文学作品是他的精神衍生、体验衍生，人被他的眼光、思想、精力所制约，所有精神产品部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艺术是没有“根据地”的，它永远在出发

主持人：电视剧发展了这么多年，但依然是目标不定，有很多东西都是游移不定的，我们不断地在模仿，欧美剧、日剧、韩剧，还有港台剧。一直在寻找，始终在飘移。如果说《亮剑》体现了我们传统的古典美学的一些特征，那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我们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古典美学中，用古典文学中的某些手法，来丰富我们电视剧创作的理念和手段？
任仲伦：你用的词特别准确，是“一种提醒”，告诉人们在艺术追求的过程中，传统东西的现实价值。不是过去的都没有价值，新的都有价值。
另外你刚刚讲到的“飘移”，我觉得整个精神现象总是飘移的，精神这个东西不好抛锚，它永远在航行，所以精神一直有追求，但它有大致的方向。艺术是没有根据地的，它永远在出发。创作有无数种选择，不断地在提醒艺术家，用更多的方式、更多的途径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对艺术创作来讲，如果认定某一条经验是惟一经验的话，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偏爱和偏见。所以不要把《亮剑》作为一个标准答案，看成是惟一途径。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提醒，就是传统也有它现实的价值。

　　　　●要增强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沟通的能力

主持人：在每次的国际电视节上，往往纪录片在海外比较受欢迎，电视剧主要还是内地交易，偶尔可以到台湾、香港等地，或是日本、韩国，很少能进入欧美市场。我们一直说影视要走向世界，是不是有这个现实可能性？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任仲伦：我们这里的热播剧，是否能够得到其他国家观众的认可？可能他们对我们的历史背景、现实生活也不是特别了解。
石川：我觉得可能电视剧打进国际市场的迫切性，没有电影强烈。一是我们国家的电视剧市场太大了，所以很少有意识地针对海外观众的制作。当然还有题材问题，比如说中国古典题材走国际化更好一些，特别是那些文化比较相近的亚洲国家。
任仲伦：《共产党宣言》里曾讲过这么一个观点，就是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封闭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更是如此。”人类精神的共同性就是人类所有的精神产品流通的价值。
我在2003年去好莱坞走访了七大公司，我都问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电影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有很多答案。让我比较信服的是华纳公司总裁的回答，他说我们拍电影一开始跟你们的出发逻辑就不一样，你们中国人讲要为中国人拍电影，法国人讲为法兰西拍电影。我们是移民国家，电影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为小镇居民拍电影，小镇居民中有黑人、有白人；有亚洲人、有欧洲人、有美洲人。所以我们讲的故事基本上要让大多数人都懂的，大家都喜欢看的。美国电影一出生就奠定了它的基础——为人类共同的兴趣而拍摄。
实际上，要让人家对你的作品感兴趣，无非两条：一是你这个民族能提供给其他民族什么样的影响？二是人类共同的东西你能不能提供？你这个民族对世界是有影响的，或者说在你有影响的时期，大家才会关注。
石川：历史上美国电影的发展，就是伴随着殖民的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贸易和电影是互动的，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它的背后是一种资本逻辑，除了推销电影自身以外还推销自己的产品，推销美国的政治、商业、它的价值观。这个过程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觉得随着中国国力、世界影响力的上升，影视产品的对外传播是必然的。但要让更多的人接受，还要增强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这个也很重要。

参考资料[1]免费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