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京报》上关于杨家人进京告御状的消息，使杨乃武案上告之讯广为流传。这使杨乃武的姐姐和妻子又从绝望中看到一丝希望，于是再度进京向都察院控告，且将浙江省地方官员的官官相护之情列于状纸上奏到朝廷。 论文联盟http://
　　其次，公开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的可疑之处。《申报》还连续登出《杨氏案略》、《续述杨氏案略》、《审案传闻》、《审余杭案续闻》等八篇详细报道，提出了杨案冤曲的七点根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全案的关键，即投毒的砒霜从何而来？据爱仁堂药铺店主钱宝生供称，杨乃武十月初三去店里买砒霜，而小白菜供称是十月初五日傍晚从杨乃武手里接过砒霜的。但是，有人证明，十月初三日，杨乃武在杭州参加乡试回来后乘轿去了南乡岳母家，到十月初六才返回余杭家中，人不在余杭，岂有买砒送砒一说？
　　再次，《申报》集中报道了杨乃武与“小白菜”遭受的种种酷刑。《申报》公开披露胡瑞澜复审情形。1875年8月14日的《申报》报道说：胡提审葛毕氏，刑讯至六昼夜，铁练之陷入膝骨而抽之复出者，至再至三，然仍未得丝毫口供。胡以该妇熬刑不住，遂提杨乃武上堂，研问许久，终莫得其实情；乃掌嘴四十，责毕旋斥之曰：“余犯早已画供，葛毕氏亦已于今日供出因奸谋夫实情，尔现在既不肯招认”遂喝令取重刑上堂。杨乃武两泪交流，伏地而哭诉道：“乃武读书之人，非比汪洋大盗惯能熬受严刑。大人命取刑具至前，乃武已肝胆俱裂。既已如此，请大人着刑房开出供词，某当照供承认画供；即蒙皇上圣鉴，再派大员来杭，某亦当照今日开下供词承认，断不敢图申冤枉，添受活时痛苦也”。
　　（三）杨乃武与“小白菜”是《申报》议题设置功能的集中体现
　　《申报》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报道体现了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按照学者陆永棣的研究，《申报》对杨乃武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大致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登载进京呈控的呈词后，《申报》认为本案存在重大疑问，应该予以追究，其立场开始了从单纯的社会新闻报道开始向怀疑衙门认定事实，揭露审理中可能存在的弊端转变；第二次出现在钦命胡瑞澜审理本案前后，《申报》每隔几日就有消息见报；第三次发生在刑部提审本案前后，《申报》更是把报道推向了高潮。当《申报》将该案当成一个普通社会事件进行报道时，受众也就将其当成一般的偷情谋杀案件作为谈资；但当《申报》揭露了案件中的种种疑点，暴露了众多案件黑幕的时候，当时的广大受众几乎无人不谈杨乃武、无人不知杨乃武，而且众口一词都认为这是一件冤案了。
　　二、杨案作为媒体事件何以发生
　　杨案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处于典型的压制型社会中。在这种社会形态下，媒体容易直接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新闻媒体被认同于国家，并服从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压制型社会”在古代国家和现代极权国家极为显著，产生压制最为普遍的根源是“权力的缺乏”，当权者求助于压制不一定就是处于恶意，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履行他们的职责。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媒体组织及其从业人员不过是当权者忠诚的驯服的工具，媒体如果违背了政治权威的意愿将会遭受灾难性的后果。在中国长期存在的小报，一般官员认为这是对正式官方媒体的有益补充，因为小报本身是提塘官办。但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属于官方的媒体，一旦开罪于政治统治者，立马就会面临悲惨的命运。公元1726年端午节前一天，雍正降旨，召集在圆明园居住的王大臣等十余人到勤政殿侧的四宜堂吃粽子。对这次活动，提塘小报报道的登舟、作乐、赐酒、游园等细节全属虚构，时间也完全不对，属于严重失实，雍正即将发行这一小抄的何遇恩、邵南山判处斩刑。这种情况在西方也一样，在权贵的残酷迫害下，报人被处绞刑，或者被断手工艺割舌都曾有过。这种情况，正如新闻学家戈公振说：“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中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之心理”，东西方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