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人口政策的思考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追溯到1971年。由于1970年中国总人口突破了8亿，使建国以来努力积累的经济增长成果被人口的迅速增长所吞噬。1971年国务院首次将控制人口增长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1980年国家又把人口政策上升到战略性高度，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30年来，“一胎化”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多人口，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这是该政策为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当初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因当时中国经济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包袱，不得已而为之。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年期限已过，人口增长的势头已基本得到控制，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当今世界各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等新的人口危机，不得不动用各种办法鼓励生育均不奏效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中国人口政策。
　　一、“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负效应
　　(一)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影响人口安全
　　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已达133972万人，与“五普”相比，10年共增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仅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问年均增长率1.04％的一半；中国0-14岁人口只有16.6％，接近发达国家16.5％的水平，而目前世界这一数据平均是26.8％；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4～1.5之间，低于2.1的正常更替水平。www.11665.CoM这是一组极端危险的数字。根据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出台的《2008年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一旦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维持稳定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替换率即2.1标准以下，就代表该地区人口数量开始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长期受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机制和诱导机制影响，以及中国现实生养成本的约束，再加上适龄青年中的丁克现象及单身、晚育、不孕不育现象，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更低。过低的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长期惯性负增长，这在宏观层面上会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乃至民族生存造成冲击，在微观层面上也影响每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有两个支柱，一是物质再生产，二是人口再生产。若按目前生育率，中国人口负增长为时不晚。人口安全意味着要保证代际永续发展，过低的生育率可能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
　　(二)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减缓，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在计划生育初期，生产性人口结构使中国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该政策继续执行，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五普”15-59岁人口占比66.78％，“六普”占70.14％，10年间仅增3.36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10亿左右峰值，随后将停止增长并逐渐下降，这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的结果比较接近。劳动力增速放缓，使此前维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引擎——廉价劳动力数量优势即将消耗殆尽，劳动力供需状况即将出现历史性拐点。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已显端倪，就业人口的年净增量一直低于对劳动力的年增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差距还会扩大，今后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负债。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适当的人力资源支持，越来越低的人口增长率将难以支撑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日本的情况就是如此。南于人口生育率低老龄化程度高，日本产业竞争力以及综合国力已难以为继。另据权威部门预测，印度15-59岁人口最迟在2025年将超过中国，届时，印度劳动人口要比中国多出2.44亿人，这会让未来的中国连“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都将失去，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优势将不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将受到影响。
　　(三)“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使养老成为社会难题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一胎化”生育政策加速了中国老龄化进程。当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在其后40年即2020年才会出现。而事实是，国家统计局1999年10月就宣布中国65岁以上人口已达6.96％，初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结果比预计提前了20年。据“六普”数据，201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8.87％论文联盟http://，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7.6％。中国的老龄化进程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这与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远未同步，即“未富先老”。据中国社科院权威发布，2011年后的3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与医疗保障提出严峻挑战。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78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有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尽管自2009年中国开始试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2011年又建立了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但这两险水平明显偏低。持续较低的生育率将导致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如再不采取有效措施干预，社会养老机制将陷于瘫痪，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独生子女家庭风险严重，社会风险加大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一方面是独生子女存在成长成才风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4岁以下儿童每年约有20万人因意外伤害死亡，平均每天有548名儿童因意外事故离开人世，再加上伤残、疾病等情况，我国已有近百万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而且“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和家庭的爱过分聚集，期望过高，导致独生子女养教方式并不科学，无法保证优生、优育、优教。另外，所有家庭可能遭遇的问题和变故独生子女家庭也一样可能遭遇，由于缺少兄弟姊妹的相互支撑，独生子女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独生子女家庭都比较脆弱。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由存在众多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构成的社会，必然存在众多风险。另一方面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赡养成为现实社会难题。养老不仅需要经济保障，还需要服务保障、精神保障。当被娇宠惯了的独生子女成年后，面临“上要养老，下要育小”的角色转变以及自身工作生存双重挤压，很多人将无所适从，有些干脆选择逃避。子女的唯一性弱化了家庭养老风险的分散功能，老龄父母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出现缺位。独生子女的生命存活风险、异地流动、经济能力以及道德风险都可能直接引发独生子女父母的赡养风险。
　　(五)性别比严重失衡，影响正常社会秩序
　　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经验，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因此，联合国设定了女孩和男孩性别的适当比例为100：103-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要出生103至107个男孩，只有这样，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才会趋于均等。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05左右，一直比较正常。但从1980年代后，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偏爱男孩的社会传统导致女胎往往被人为堕胎，致使出生性别比不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人口资料推算，现时中国0-19岁年龄段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377万，女男比例为100：120。这意味着，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上千万适婚男性可能面临找不到伴侣的窘境。男性比例过高，还有可能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部分家庭会不稳固。出生性别比严重的、普遍的和持续的失衡已威胁到了人口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平衡，给人口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一定隐患。
　　二、人口转变理论的发展
　　(一)传统人口转变理论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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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人口学理论通常将人口再生产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高高低”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低高”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低低低”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再生产从一种形态过渡到另一种形态，被称为人口转变。根据传统人口学理论，当生育率收敛于更替水平(2.1)时，人口转变结束，人口结构回归到稳定人口状态；在预期寿命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水平趋于平稳；当预期寿命增长到极限值时，人口老龄化过程将会停止。
　　传统人口转变理论中的自然增长率无论高低，都属于人口正增长。“高高低”类型已成为历史，“高低高”类型在有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还在进行和延续，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维持多年“低低低”状态后，有的已出现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世界人口转变的结果表明，生育率并未如该理论所预想的那样收敛于更替水平，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遇到挑战，无法用来解释和指导当前及今后人口发展的实践，需要发展、创新和突破。
　　(二)后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
　　基于生育率及人口发展的实践并未如传统人口转变理论所言，会收敛于更替水平的事实，早在1987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技术与评估处的人口学家richard leete博士就提出了“后人口转变”理论。根据该理论，在正常情况下，生育率只要降到一定水平并持续一定时间不再有持续的反弹，就被视为处于“后人口转变”时期。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没再出现反弹，从不同来源的统计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据此中国人口再生产已完成了传统的转变过程，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期。尽管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政府强制性生育政策下“被迫”实现的，还有人为因素，因此说还不成熟，但用“后人口转变时期”描述当前中国的人口状态，已无可非议。
　　孙文忠(2008)提出新的人口转变理论，即人口量质发展理论。该理论从宏观层面将人口发展划为两大阶段，一是以人口数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人口数量扩张阶段，二是以提高人口质量为显著特征的人口质量内敛阶段。该理论认为，人口数量变化和人口素质的积累、传承始终贯穿于人口发展的全过程，只是两者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作用大小和所处的地位不同。随着人口发展，两者的作用、地位会逐渐转换。如果说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向传统类型转变，第二次是传统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那么第三次人口转变就是人口从数量扩张阶段向质量内敛阶段的实质性转变，是人口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飞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由原来的主要依靠人口数量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口素质提高为显著特征的一次突变。
　　(三)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生育特征
　　与第一、二次人口转变相比，第三次人口转变有以下特征。一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智力劳动更多地替代体力劳动成为创造社会价值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主要手段，社会主体的人获得了更大的人身自由。二是生育行为发生明显改变。人们更重视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价值，在生育上更倾向于少生、优生，甚至不生。三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由人口数量扩张阶段的“人进物退”，人们征服、改造、破坏自然向“人退物进”、人们更加充分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的过程转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趋向和谐。从第三次人口转变的表征看，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虽没有完全进入第三次转变，但也正处于向第三次人口转变的进程中。一是社会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但还没有完全解放，智力劳动还没有完全取代体力劳动成为创造社会和家庭财富的主要手段；二是生育行为已发生明显改变，人们更重视实现自我价值及子女素质的提高，注重少生、优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已从“破坏”自然向“保护”自然转变，虽在行动上有一定滞后，但已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