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自成体系，具有实践性和连贯性，对当前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牢固树立实力制胜的国家安全观，以发展求安全；始终坚持“中华一体”的国家安全目标取向，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注重运用地缘制衡的国家安全谋略，减轻国防压力；坚决奉行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主导原则，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崇尚追求和平的国家安全战略文化，塑造良好的安全周边环境。
　　〔关键词〕 国家安全战略，实力制胜，中华一体，地缘制衡，防御为本，追求和平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64-04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散见于古代军事家、战略学家、哲学家等的思想著作以及历代王朝的实践中，自成体系，独具特色。本文选取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界定在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传统范畴内，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起到借鉴作用。
　　一、牢固树立实力制胜的国家安全观，以发展求安全
　　国家安全建立在国家实力之上，实力制胜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思想。实力制胜是指通过以发展经济为基础和强固军事力量为保障的综合国力，确立国家全面优势和比较优势，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即以发展求安全。
　　中国古代战略学家均认识到治国安邦、抵御外侮的基石是增强国家实力。《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书的经典作品，唯物主义认识论贯穿全书。“安国”是《孙子兵法》的主旨思想，“五事七计”是其精华和思想根基，“五事七计”的“庙算”①实质上是对综合国力的估量，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民意、天时、地利等国家实力评估要素，这些要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wwW.11665.COm
　　富国强兵是中国古代国家实力制胜思想的物质基础。“富国”就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国库富裕，民生幸福；“强兵”就是增强军队战斗力。“富国”与“强兵”两者相辅相成。管子说：“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相反，“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管子·治国），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是进行战争的基础，是“强兵”的前提条件，而“强兵”的最终目的在于“强国”。富国强兵揭示了地缘经济与地缘安全的本质关系，强调了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对国防的基础作用。
　　古人对国家实力的认识不止局限于富国强兵等国家实力的物质要素方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还看到了国民素质等民族精神因素在国家实力中的突出作用。管子还特别强调一个国家国民素质在国家实力中的作用。他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之”（管子·牧民）。显然，管子把国民素质提到了国家生死攸关的安全战略高度来看待。 〔1 〕
　　中国古代依托实力制胜的国家安全思想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首先，以发展求安全的地缘实力安全思想是地缘安全观的重要内涵。孙子“庙算”说揭示了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安国”之道，这就是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综合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技术实力、民族凝聚力等物质和精神力量的综合性指标，也是衡量国家是否安全的重要指标。按照地缘政治理论的“强弱相对原理”，任何一种地缘安全格局的形成，均是一个国家与相邻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甚至较量的结果。强大的综合国力可以转化为战争的力量。只有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能得到他国的尊重，才能使那些心怀叵测的侵略者望而却步，才能打赢未来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前，中国虽然经济规模已处在世界第二位，但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其次，走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建立强大的国防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更是中国健康、快速、和谐发展的保障。发展了并不意味着国家安全就随之得到改善，其实，国家越发展，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就越丰富，需要应对的安全威胁往往越多、越复杂，国防建设也就显得越重要。国家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国防事业的推进与发展。同样，也只有加强国防的建设，才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后，古人关于国民素质等的警醒昭示这样一个治国之道：综合国力中的精神力量等软力量，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国”支柱。国家必须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如果一个民族不能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中保持自身文化特色和价值准则，即使国家物质建设卓有成效，也会遭受他国精神文化上的侵略，从而威胁到国家的文化安全。所以，坚持实力制胜的国家安全思想，也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二、始终坚持“中华一体”的国家安全目标取向，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的动因在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古代地缘安全环境自成体系，具有相对的封闭性。中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对边疆游牧、渔猎民族产生强大吸引力，从而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环状地缘结构和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的局面，增强了“中华一体”的国家安全目标观。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是主流，分裂是短暂的。统一时期，中原地区始终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缘安全战略就是围绕这一中心建构起来的。分裂时期，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出现了多中心现象，多中心打破了“核心”与“外延”的传统格局。但由于割据政权基于自身利益考量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了区域内的治理，整合了区域范围内的各种力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治链条末端地区的松散现象，从另一方面为国家重新走向统一、建立更加紧密的中央集权准备了条件。即使在分裂时期，“中华一体”的“大一统”观念仍为各个分立政权所认同。 　　中国古代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一体”的国家安全目标取向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历史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思想启示我们：第一，维护国家安全首先要界定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国家利益可分为发展利益和生存利益。中国的地缘安全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基本保障。当前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维护国家统一，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要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中华民族要延续下去，除了要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这些无形的精神财富之外，还要保护好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等有形的财富和资源。目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十分严峻，钓鱼岛主权之争、南海问题、藏南问题等严重干扰中国和平发展，为保卫中国领土、领空和周围领海，中国必须准备使用全部的手段，包括作为最后手段的军事力量。因此，加快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尤为必要。第三，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最高利益。冷战结束以来，台湾问题及新疆、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成为制约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增进中华民族大团结，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和一切损害民族团结的错误思想，对各种分裂行为绝不姑息，设置红线，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掌握好政策法律界限，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要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历史观教育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中华一体、民族团结的国家安全思想。
　　三、注重运用地缘制衡的国家安全谋略思想，减轻国防压力
　　国家安全的维系不仅要依靠军事、经济等手段，合理使用各种谋略，调配各种战略资源，以谋致权也是减轻国防压力的有效手段。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伦曾经总结说，“中国的战略思维历来崇尚用最少的兵力，通过运用计谋最大限度地利用客观条件” 〔2 〕 （p111 ），说的便是地缘战略在国家战略中的巧妙运用。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纵横捭阖的地缘制衡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远交近攻”。“远交近攻”战略是战国时范睢向秦昭王提出的地缘政治思想。所谓“远交”，就是对远方的诸侯实行暂时的联合政策，争取其中立；所谓“近攻”，就是对邻近的诸侯实施军事进攻，蚕食其土地。“远交”的目的是着眼全局，控制力量平衡，使“近攻”的行动不受干扰。“近攻”的目的是获取实际利益，拓展疆域，“得寸则王之寸也，

得尺则王之尺也”（战国策·秦策三）。第二，“合纵连横”。“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说是战国时期为燕国出谋划策的苏秦提出的。苏秦认为，韩、赵、魏等小国必须联合起来与大国抗争，尤其是要一起对付来自西面大国秦国的威胁。为了防止东面大国齐国与秦国结盟，应先把齐国拉进五国联盟，形成六国纵向联合共同抗秦态势。待秦齐交恶并削弱秦国后，再联合反对齐国。这样通过弱小国家间的纵向联合——“合纵”，来依次削弱两强，以确保燕国等小国的安全。秦国之相张仪则提出“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破纵战略。即通过与其中一国或几国横向联合——“连横”来破坏对手的合纵联合，并伺机各个击破。第三，“以夷制夷”。“以夷制夷”的均势安全战略即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分化、瓦解、削弱甚至消灭敌人，壮大自身，是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为对付周边非华夏民族和对付对自己称霸构成威胁的其他诸侯国的一种策略，也是中国古代谋求国家相对安全利益的一种地缘政治策略。
　　中国古代地缘制衡原理启示我们：善于运用谋略，以谋致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尽管当前的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安全。虽然中国立足和平与发展的发展战略，努力营造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但中国与主要地缘对手在国家实力的力量对比中的弱势地位很难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国家安全困境难以破解。因此，根据制衡原理，通过适当的地缘战略，纵横捭阖，争取、团结，利用各种力量分化地缘对手，减轻国防压力，是很有必要的。 〔3 〕 （p208 ）当前，一些国家的亚太战略使亚太国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中国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警醒，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快发展自己，排除一切干扰，用好有利条件，减少不利因素。中国在坚持睦邻外交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周边各区域的力量平衡，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巧妙利用世界上一些大国之间的矛盾，寻找利益交汇点，借力制衡，争取更多的同盟来制衡竞争者。中国应寻求与自己不存在重大政治分歧、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的国家和地区，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相互借力，从而抑制霸权主义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四、坚决奉行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主导原则，实施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
　　防御为本是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导原则。这一主导原则的形成、发展与沉淀与中国地缘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战略文化息息相关。
　　从地缘环境条件看，中华民族生存圈边缘的山脉、大漠和海洋，形成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的天然国家安全防御屏障。从生活方式看，中国大河纵横，平原广阔，气候适宜，以农耕为主。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相对优越，生活方式相对稳定，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原则，较难产生强烈的扩张动机。从战略文化来看：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可以概括为“和平、统一、防御、知兵非好战” 〔4 〕 （p20 ）。中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防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防御性工程。长城这个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就是这一传统军事战略的标志。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上是文化传播和融合的产物，而不是军事征服和武力扩张的结果。在世界历史上，只有古代中国曾单方面宣布一些国家为不征之国。如明朝宣布十五个不征之国，清朝有九个不征之国。宣布不征之国，是单方面提供的安全信任保证，这体现了古代中国地缘安全战略思维的防御性质。 　中国的安全战略文化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且这种传统是稳定的，具有继承性、延续性，是长期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导思想。中国古代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主导思想对固土自守、保家卫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思想对当今中国国家安全的启示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仍然是国家地缘安全的一个基本政策，即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已经为中国创造了一个可持续的和平稳定安全环境，这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时代潮流所作出的战略选择，不会随着中国发展强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动摇。当然，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使中原王朝在优势的地缘环境和农业经济条件下，养成了一种得过且过、与世无争的内聚性格，缺乏积

极进取的拓荒冒险精神，从而使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战略具有一定的消极保守性。防御分为消极防御和积极防御。根据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和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要求，当代中国应当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这种积极防御的国防地缘安全战略分为两个层次，即国防政策层次和军事战略层次。其一，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始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其二，军事战略是积极防御的，在具体战役、战术问题上又是积极、灵活、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坐以待毙。比方说，在具体战术安排上，海军要逐步增大近海防御的战略纵深，空军则要加快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等，只有这种积极防御才能为中国争取到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和纵深地带。
　　五、崇尚追求和平的国家安全战略文化，塑造良好的安全周边环境
　　一个国家国家安全政策的性质，取决于该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战略文化等多种因素。深入理解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国防战略，必须理解该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崇尚和平是中国古代安全战略文化的核心内容。受中国传统地缘文化和地缘环境的影响，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了相对封闭的、高度厚实、一体化的独特文明。中国传统“和合”地缘文化特别强调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中国秉承“协和万邦”的文化理念，作为东亚地区的地缘中心，积极加强文化交流，建立起和平稳定的区域地缘秩序。该秩序重视国家关系的和谐，主张亲仁善邦，讲信修睦，平等相待，共同发展。在国家关系中反对强加于人。提倡国家之间“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对外关系要行“王道”，反对战争。在“和合”地缘文化的影响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制逐渐形成，东亚朝贡体制是建立在自愿互利基础上的国际联盟思想基础之上，中国古代各朝代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会盟、和约、和亲政策，都是“和合”地缘文化的体现。中央王朝基本上奉行的是“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国际体系的成员国根据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地区形势的研判，中断或者恢复朝贡关系。中原王朝对册封属国维持着松散的同盟关系，不干涉属国内政，只是在同盟国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主动提供安全保护，这就使得东亚国际体系更加牢固，维系了中华礼治文化治下的区域和平。
　　中国古代崇尚和平的国家安全战略文化对理解当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思维有重要借鉴价值：当代中国也应当汲取中国“和合”地缘文化精髓，继续坚持和平发展的地缘战略，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对话或非军事手段妥善解决国际争端，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强调在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维护与实现国家利益，防止因个别问题激化而干扰大局，不谋求地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和对外扩张，展现中国开放、包容、合作的大国姿态；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积极营造适合国家快速稳定发展的周边环境；要充分发挥中华地缘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实施文化“走出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注重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
　　注 释：
　　①自夏朝开始，国家凡遇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庙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帝正在庙堂占卜吉凶，祈求神灵护佑，以巫术假托神的旨意，迫使人们进行战争，这是“庙算”的原始形态。春秋时期，以信天命和先祖崇拜相结合的宗教观受到冲击，“庙算”已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庙算”只存在了古老的形式，实际上已成为在庙堂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克敌制胜方略的代名词了。
　　参考文献：
　　〔1〕尹朝晖.论管子的地缘政治思想〔j〕.管子学刊，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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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4〕李际均.论战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