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政策的市场化使得住房政策只是关注住房政策的经济效应，而弱化了社会公平需要，社会财富在房价的驱动下不断向富人聚集，从而加剧贫富分化的程度。据统计，2000--2009年，我国基尼系数突破0.4的警戒线，从0.412逐步增大到0.458，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008--2009年，20%的最低收入者、20%的中等偏下收入者和20%的中等收入者的房价收入比都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特别是最低收入者的房价收入比达到20：1左右，也就是说，这部分人要花20年时间来购买一套商品住宅。与最低收入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高收入者，这部分人群平均只要3—5年时间就可以购买一套商品住宅。在此种状况下，富人占有大量的住房资源，而这些住房资源往往是空置的，出现了严重的浪费，不仅造成了住房资源分配实际上的无效率和不公平，而且与建设节约型社会也是背道而驰的。在住房市场化政策的影响下，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严重缺失，一方面，政府、社会只注重当前利益，导致住房政策的分配偏重于富人住房水平的改善，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公共政策的服务对象发生错位，进而出现很多负面效应，造成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增大，给社会稳定带来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社会只注重于当代人的利益，而忽视了后代人的利益，剥夺了后代人与当代人平等享有住房资源的权利，这对后代人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造成了代与代之间的不公平。
　　住房政策的市场化改革，政府财政拨款并没有取消。1995年，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财政预算为62.3亿元，2010年，增加到774.8亿元，15年间增加了712.5亿元。住房分配不公平还体现在各级财政拨款的差异，单位可供分配的住房数量主要取决于住宅建设资金的多少及政府的财政拨款，这也造成了职工在住房问题上的分配不均，有悖于政府住房政策的公平标准。这是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后果。
　　三、和谐社会建设中城市住房公共政策的伦理回归
　　公共政策的伦理缺位是指在公共政策中蕴含的自由与权利、民主与法治、正义与公平、责任与服务等的伦理价值没有在政策中充分体现，公共政策中的某些伦理、道德的要求没有到位，从而造成政策伦理缺失，如地方政府为了弥补税收不足，将土地出让视为其“第二财政”，扭曲了政府的政策导向，造成政府信任缺失。而公民参与渠道不畅，信息传递“失真”，更难以反映公民的真实意愿，进而导致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受到挑战。中央对这些问题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实现着城市住房政策向公共政策的伦理回归。在今后的城市住房公共政策改革中，必须进一步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受到关注。
　　（一）始终关注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公共政策价值追求
　　罗尔斯认为，公平、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问题，是一个社会合理分配权利和价值的基本原则。住房政策追求的价值本应是对社会期望的适当回应，在其制定过程中应当体现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同时考虑到住房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公平分配社会财富。对于公共政策来讲，因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享有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且由于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公共政策存在着恣意的可能性，因而现代社会需要对这种权力进行适当限制，尤其是公共政策所做出的具体决定直接针对特定的个体，其决定势必直接影响到个体权利。所以说，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利益分配应按照不同原则和方式进行。当人们的利益关系得到满足或者包含的一切合理要求有实现的可能性时，人们就会感觉到公正；当人们的利益关系能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动力时，这种政策在客观上也就实现了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因此，应发挥住房政策及其土地资源的引导、分配、协调和控制等功能，使政策对住房市场的利益调整与协调机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培育公民的公共伦理，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公民伦理是以民主参与、多元融合与平等商谈为特征的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物。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目标，以现代政治国家为背景和基础的一种公共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它是人们在公共生活或公共交往中提出的那些有效性要求。随着公共利益外延的不断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日益成为行政决策实现公共利益的基础。因此，要保证和实现住房政策的公共性，在保障和实现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同时，还须有效提升住房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使社会公众逐步融入政策过程中，保证住房政策符合全体公众的价值追求，这既是住房政策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培养公民伦理的有效途径。根据目前我国的国情，公民参与意识不强，多元参与机制不健全，参与渠道不顺畅，因此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培育全体公民的参与意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话语权，并且建立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参与保障机制，让全体公民能够通过更多更灵活的方式，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评估过程中，这既是住房政策公共性价值的体现，同时也保障了全体公民参政、议政、监督政策的实现。
　　（三）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建立富有弹性的住房政策体系
　　所谓制度伦理，是指在制度中蕴含的民主与法制、自由与权利、正义与公平、责任与服务等伦理理念在制度安排中的充分体现，并使这些制度伦理规范、道德要求服务于政策体系。现实中住房政策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即在经济增长、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时，住房政策应向公平目标回归，能够考虑到全体公民的利益；在经济低增长、社会贫富差距较小时，住房政策应向积极效率目标回归，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促进城市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因此，住房政策应在统筹考虑效率与公平双重价值的基础上，完善动态的住房政策调节机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