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部门哲学研究的意义的论文_其他哲学论文

论部门哲学研究的意义

　　最近二十年来，部门哲学研究已成为我国哲学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并被视为我国哲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但对于部门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学界鲜见论及。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认识和看法。
　　一
　　关于部门哲学研究的意义，我们首先可以从它与第一哲学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所谓第一哲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在古代是本体论，在近代是认识论，在现代则似为广义的实践哲学，但不论在何时代，它们都构成了哲学的核心内容”[1]。作为近代第一哲学，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为首要目标的认识论研究范式，不仅使哲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由认知客体回到了认知主体，使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直接成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将哲学研究导向了一个向具体化、现实化发展的路径。到马克思那里，因在本体论中引入社会性这一重要维度，而使哲学研究的这种现实化发展理路发生了一个巨大转折。因此，部门哲学乃是现代哲学现实化、具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反思构成了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哲学的反思通常是按照两个基本层面展开的。一是对于构成思想对象的存在即整个世界的最根本和最普遍特性的理性把握，二是对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或者说特定实践领域的哲学反思。因此，所谓部门哲学，是相对于一般哲学理论即普遍性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哲学而言的，它是运用哲学反思思维方式对构成现实世界特定实践领域的整体性把握而形成的哲学理论。WWw.11665.COM由于构成世界整体的各个部分、各个实践领域是丰富多样的，因而作为对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或者说特定社会实践领域的哲学反思而形成的部门哲学理论，也是分支众多、异彩纷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部门哲学是对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等哲学诸分支学科的统称。因此，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虽然在思维方式、知识类型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都是以对思维或思者说思想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谋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达到对对象普遍本质的深刻揭示和整体把握即对必然性的认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相互取而代之。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两者反思的对象有所不同。同作为一种理论活动，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总体性把握，而部门哲学则是对人类特定实践领域的总体性把握。从这两个“总体性把握”中，我们即能看出部门哲学研究对于第一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部门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就其思考的维度、反思的方式而言，它不可能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性，它总是体现着第一哲学的普遍特质。从这一点来说，各种部门哲学的思考视角不可能超越第一哲学的理论视野。但是，部门哲学对于世界的各个部分或者说人类特定实践领域的总体性把握，却又是第一哲学不可替代的。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实践活动的把握、经济哲学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把握、政治哲学对于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把握、军事哲学对于人类军事实践活动的把握等，虽然不能取代、也无法取代第一哲学对整个人类世界的把握，但因它们所反思的具体对象与第一哲学不同，它们又是第一哲学不能取而代之的。
　　另一方面，部门哲学对构成现实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批判反思，并不是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个别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一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把握。而当各种部门哲学研究一旦上升到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总体性把握和普遍本质的深刻揭示，部门哲学也就从根本上超越了特定的理论视域和实践兴趣，而无疑具有了一种指向第一哲学层面的哲学意蕴。因此，部门哲学与第一哲学的关系犹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互相包含、互为条件的。部门哲学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整体性把握，是以第一哲学对于人类整个世界的整体性把握为前提、为牵引的，没有第一哲学对于人类整个世界的总体性把握，就不可能有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透彻理解，也就不可能有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总体把握。反之，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总体把握，又是以各种部门哲学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总体把握为中介、为条件的。没有对构成世界的某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总体把握，第一哲学也就难以实现其对于整个人类世界的总体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部门哲学既是对第一哲学的延伸和拓展，更是对第一哲学的重要补充和丰富发展。
　　二
　　开展部门哲学研究，可为具体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方法论支援。
　　反思是对思维的思维、“对思想的思想”，因此，部门哲学对构成世界各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的反思，首先即是对以构成世界各个部分或特定实践领域为研究对象的各种具体科学理论的反思。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曾祥云：论部门哲学研究的意义
　　哲学把握世界的方式是根本性的，因此，部门哲学对具体科学理论的批判反思，也主要是力图揭示隐藏在具体科学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并质疑和考问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以及作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因此，部门哲学对具体科学理论的批判反思，是从总体上对具体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根本性问题或对人类特定实践活动具有根本性影响的思想理论给予哲学的省察。这些根本性问题不仅对于具体科学理论的建构与完善，对于规范人们在特定实践领域中的实践活动，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哲学理论自身的丰富与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部门哲学对具体科学本质的哲学追问，对于深化具体科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科学哲学对于“科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经济哲学关于“经济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军事哲学对于“军事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政治哲学关于“政治学究竟是什么”的追问等等，都是对具体科学本质的一种质疑。在这种追问与质疑中，又必然具体涉及到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到什么是经济问题、什么是政治问题、什么是军事问题以及如何区分经济问题与非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与非政治问题、军事问题与非军事问题等划界标准，涉及到各门具体科学内部分类的原则和依据，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等具体科学究竟是一元的、多元的还是工具论的等价值评价，涉及到对具体科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思考。对这些问题的哲学解答，无疑即是对各门具体科学及其特定实践活动的一种根本性把握。例如，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有“物质财富”说、“资源配置”说、“交换关系”说、“人类行为”说、“制度环境”说等不同认识与主张。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离开人及其活动就无所谓经济学，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的初始点和终结点都无法脱离人这一主线，无法回避人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主导作用。换言之，如果一种经济理论无视人的存在，忽视了人的因素，那么其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它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是非常值得质疑的。部门哲学对于具体科学及其特定实践活动的根本性把握，将有力推进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其次，部门哲学对具体科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对于促进具体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而前提预设的合理与否，必然影响到具体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具体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到具体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例如，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人”假设，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流派几乎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经济人”假设这一基本前提。然而，“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对于“经济人”假设，作为部门哲学的经济哲学，可以展开如下一系列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这一系列的哲学追问与解读，不仅对于澄清人们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发挥独特的牵引作用，而且对于经济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再次，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分析，可为具体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援，是推进具体科学理论向深度发展的有力途径。各门具体科学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和相对稳定的基本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调查方法、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学研究中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等。由于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本性的认知，关系到具体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因而，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哲学分析，对于促进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完善及具体科学理论的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历史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点是社会历史过程论，它要求把一切事物提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阐明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又把它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分析，揭示其作用与影响。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对于认清事物的真实面目，把握对象的个性特点，有它独特的作用和功能。但历史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它过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分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封闭性，因而不利于人们去探寻和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利于人们判断一种思想学说在世界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有些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原本就与历史上某种特定哲学理论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换言之，一些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提出和形成，实际上是以某种哲学传统为背景的。如抽象演绎法是古典经济学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研究方法，其哲学背景即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理论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经验论对它的批判。而在西方经济学史上，作为以批判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姿态而崛起的历史学派及制度学派，其倡导的历史归纳法研究方法，则无疑又是以经验论哲学为背景的。因此，西方经济学史上的理性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之争，实质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翻版。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存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之争，而这种论争又与西方哲学史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的哲学影响是密切相关的。总之，无论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具体科学研究方法，还是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哲学背景的梳理与分析，都可为具体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援，有利于推动具体科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三
　　开展部门哲学研究，可为人们调整和规范特定实践活动，提供一种方法论牵引。
　　由于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世界的反思，因此，部门哲学对具体科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对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活动等人类特定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
　　首先，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本质与特征的把握，有助于人们超越对于现实活动的经验认识层面。
　　人类世界是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人类的具体实践活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或特定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具体科学，为人们从事和开展特定实践活动，提供了首要的和基本的知识需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排斥和否定部门哲学存在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一方面，现实世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整体，以构成现实世界各个部分为研究对象的各门具体科学，由于其研究指向与旨趣的专门性、单一性、封闭性，其理论视野和思考空间就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偏狭；另一方面，人类特定实践活动具有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又通常是借助以往的经验而得以沿承的，各门具体科学也都是基于特定实践活动的经验而建立起来的。因此，人们从事特定实践活动，不仅需要具体科学提供的理论知识的指导，而且需要部门哲学提供的哲学观念的牵引。部门哲学对于特定实践活动的根本性把握，有利于人们克服经验的狭隘性与局限性，超越对于特定实践活动的经验认知层面。比如，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的和重要的形式。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以“自利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是否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是否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作为部门哲学的经济哲学对这一系列涉及人类经济活动本质与特性问题的追问与思考，无疑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认知。同样，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科学哲学等部门哲学对于人类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活动等特定实践活动的根本性把握，对于人们增强对人类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活动等特定实践活动的认知，并在具体实践中调整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其次，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本质与特征的把握，可为人们的现实决策提供哲学依据。
　　人类社会实践虽有具体的不同的形式，但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实践都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具体科学理论的指导与牵引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研究等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等具体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具体行动或行为产生影响。由于非理性因素对于人们具体活动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而这些非理性因素又往往成为具体科学研究的盲点，因此，部门哲学对于特定实践活动中非理性因素的认知与把握，可为人们开展具体的行为决策提供一种哲学依据。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有研究者指出，“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3]由于特定文化群体的习俗、习惯直接影响到特定文化群体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趋向，因此，对于生产者来说，如果他的经营决策重视并顺应了这种文化习俗与消费习惯，那么，他的产品在该特定文化群体将获得认同与青睐，并产生重大经济效益，否则，必将因经营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营失败。文化习俗、特别是宗教习俗，对于人们政治活动的影响与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如果一项政治决策与特定文化群体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发生根本性冲突，它必将遭到该特定群体的一致反对与反抗。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对于人们提出和形成更具针对性和合理性的行为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四
　　开展部门哲学研究，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途径。
　　在哲学研究中，马克思哲学不仅超越了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而且为现代哲学的现实化、具体化研究路径，树立了光辉典范。然而，遗憾的是，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研究传统，在僵化、教条的苏联教科书中不仅没能得以继承与发扬，反而遭到了误读、消解和抛弃。而曾对苏联教科书模式“顶礼膜拜”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然也难逃僵化、教条的厄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享有“爱智慧”之美誉的哲学，竟沦为政治说教和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哲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被推向极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因远离现实社会生活，从根本上忽视了其反思时代、批判现实的固有功能，原本最富生命力的哲学被极端庸俗化，变成了僵死的教条。而对于改革大潮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却视而不见，未能作出及时的反映，未能对时代课题给出时代解答，于是其作用与影响渐显弱化。哲学的政治化、模式化和工具化，不仅使得哲学与火热的现实生活严重脱离，使之丧失了获得自身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而且也从根本上消解了哲学所特有的批判反思精神。哲学的贫困，促使我国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指向本身进行反思，并认识到哲学要摆脱贫困，走出困境，就必须克服和消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教条与偏颇，实现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变革和转换，走出思辨的“象牙塔”，主动融入到当今世界主流哲学研究的具体化、现实化进程，加强与现实的结合，将自己的理性视角指向鲜活的生活实践，从中获取自身发展的思想养料和生命活力。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国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这一话题，我国哲学工作者发表了许多富有启迪的意见和看法。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路径不是单一的，选择也可以是多视角、多方面的。而对部门哲学的研究则无疑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重要路径，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重要选择。
　　部门哲学虽是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人类特定实践领域而形成的哲学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部门哲学在批判反思人类特定实践领域过程中，可以排斥和否定特定哲学理论的影响与作用。恰恰相反，部门哲学在反思人类特定实践领域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研究者固有的哲学立场、尤其是第一哲学观念的牵引与影响。不同的哲学立场、不同的第一哲学观念，必然会造成在部门哲学研究中对于构成世界各个部分或人类特定实践活动把握的程度与差异。即使是同一种部门哲学研究，也会因为研究者的哲学立场不同、第一哲学观念不同，而在对同一特定实践活动的把握上存在不同的主张与看法，形成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部门哲学思想体系[4]。
　　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我们开展部门哲学研究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最重要、最主要的分析工具。一方面，在开展部门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哲学立场、第一哲学观念和根本方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准确、更正确地去实现和达到对于构成世界各个部分或人类特定实践活动的根本性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因此而获得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伴随着部门哲学的视角指向构成世界的各个部分或人类特定实践活动，作为部门哲学研究的基本哲学立场和最主要分析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很自然地“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并随着部门哲学研究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开展部门哲学研究，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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