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史是一个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每一次运动都是对上个阶段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挑战的回应。专业化运动是为了建立起专业技术和地位，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专业高效的服务。然而，伴随专业化而来的权力依附和技术控制，使社会工作开始面临专业效能和案主增权的困境，从而出现了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的多元发展趋势。这个辩证发展过程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即中国社会工作不应把过度追求专业技术和专业地位当作发展的核心，而应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去反思发展案主增权的策略和方法，促进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 社会工作；专业化；去专业化；增权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5001906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正处在制度推进的关键时期，已经超越了前期专业教育的移植引进阶段。[1]2006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2007年民政部确定了首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和单位，2008年人事部和民政部开始实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制度，2009年民政部确定了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单位，2011年中组部等18部委颁布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中组部等19部委颁布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这种依靠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制度化推进的发展策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但是由此导致的专业依附性乃至专业异化的问题，值得警惕。wWw.11665.com本文以美国为例，梳理西方社会工作的百年专业化发展历程，来说明政府和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关系，并以此来启示中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方向。首先梳理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然后归纳出其发展的特点，最后讨论其对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启示。
　　一、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发展的辩证过程
　　自1915年全美慈善与矫治大会上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一篇大会质疑性发言“社会工作是一个专业么？”[2]始，美国社会工作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专业化历程。亚伯拉罕·费莱克斯纳当时提出了专业的六个标准：专业是一个智力活动，专业运用科学和知识，专业是去实践特定的专业目标，专业具备可以教授的技术，专业倾向于自己的组织，专业日益呈现动机上的利他性。他当时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宽泛的文化性活动，主要用于协调不同的专业活动，而自身不是一个拥有专有技术的专业，而且社会工作也没有必要去追求什么专业技术。但是，此后的社会工作发展并没有遵循弗莱克斯纳的话来发展自己的综合协调功能和文化属性，而是沿着精神医疗和心理治疗的方向，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影响，一面倒地追随精神医疗技术，发展自己的专业技术。最终在1957年，格林伍德（greenwood）在全美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会刊《社会工作》杂志上发表了《专业的特质》一文，提出了专业的五个特质，认为专业需要有自己的专业理论体系、专业伦理、专业文化、专业权威论和社区认可。他认为美国社会工作已经基本上满足了这五个条件，迈上了准专业地位。[3]当时的社会工作已经发展出个案、小组、社区三大直接实践方法，尤其是个案工作在模仿和借鉴心理辅导的基础上，发展出大约20多种辅导模式，各种辅导大师你方离去我登场，形成各自的山头和流派。
　　社会工作追随精神医疗技术发展自己的专业技术流派的时期，也是西方福利国家构建社会福利体系的时期。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凯恩斯——贝弗里奇两种思想的联合指引下，发展出国家对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调节和积极干预职能，形成了一套复杂而精细的治理技术。[4]新的福利国家体系关心的不是如何惩罚和消灭偏差群体和弱势群体，而是如何发展出专业知识和技术，来调控人口流动和规训主体，让其更好地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发挥更加有效的效用。于是，福利国家和各类有关人的科学及专业技术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的体系，更加积极地推动专业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协助国家对社会成员进行更加有效的规训和改造。涉及的人学专业包括精神医疗、心理辅导、社会工作、教育、护理等专业，这些新兴的人学专业尽管相对于工程、法律、生理医学、会计等专业依然是次等专业，[5]但是因为他们对于福利国家的依附程度比较高，相对来说，他们对于司法体系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参与分享

度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如果工程、法律、会计，乃至生理医学都较大程度地通过市场机制参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获得较高的专业垄断地位，那么人学专业则更多地依附于福利国家体系，通过福利国家的福利支出，来提供积极的规训性服务，从而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对此状况，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左派和右派都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左派社会福利政策学者，皮文和克劳沃德（piven and cloward）直接把社会福利及其专业人员的功能批判为对穷人的管制[6]。而右派学者查尔斯·默雷（charles murray）则认为，福利服务导致美国社会传统拼搏奋斗精神的丢失，也导致了福利对象进一步的不负责任，行为放纵，导致一个依附群体的出现。[7]实际上对过度技术化的专业发展趋势，社会工作界早就存在着不同声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批判追求心理辅导的社会工作说：“从事个案工作就像在一艘即将沉没的邮轮上为数名乘客的舒适而安排安乐椅，却忘记了真正的工作是要放置救生艇。”[8]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更有人直呼社会工作专业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9]。
　　正是因为这些批判的声音，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再追求绝对的垄断地位和单纯的治疗技术，而是出现了去专业化的多元发展态势及相互竞争和转移的发展范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有利于社会工作的健康发展，不像法学、医学和会计专业建立高高的门槛和垄断权威，而是鼓励多元、开放和竞争性范式对话，保持积极活跃的发展动力。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工作主要是反对专业权威，提倡福利对象和穷人的增权和抗争。20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把消减福利支出，提高社会服务的管理控制作为主要的改革措施。管理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服务领域去专业主义的强大力量，个案管理成为其发展趋势，强调综合协调和管理，而不是专业技术的运用。同时，基于系统理论和生态理论的通用社会工作实务模式也逐渐取代了原来的个案、小组和社区三大方法，成为西方社会工作实务的主流范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工作则出现了更加多元和竞争的发展范式。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主要是反对原来基于大师权威的各种辅导流派，强调要把福利对象的问题操作化，然后根据相关的实证研究报告，来选择有效的干预措施，从而提高社会工作干预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证据为本的思路，一方面认为社会工作实践需要根据情景来做出个别化的动态判断，需要一种处境化过程知识和能力（process knowledge and competence）；另一方面，认为社会工作关键是要通过生活世界的道德和人文精神，来复兴案主的优势和社区的资源，提倡社区复兴运动、优势视角（strengths perspective）的实践模式。甚至，后现代主义也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反对真理体制，认为实证主义的人学专业其实就是一种权力知识的结合体，只会带来主体性的约束和限制，并不能产生真正解放的个体。后现代主义主张通过解构主义，来拆解主流叙事和建构，开放出个体行动的空间和能动性。总之，到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大约100年的轮回，西方社会工作已经从对福利国家的高度依附状态，进入到一个逐渐脱离福利国家，相对融合和弥散的后专业发展时期。[10] 二、西方社会工作去专业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西方社会工作内部的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内在发展动力，是受整个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对待专业的理论态度影响的。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是西方社会迈进专业化过程的积极乐观时期。那个时候西方社会信奉进步主义和功能主义理论，认为专业分工可以促进知识积累，增加人类的理性能力，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社会学家休斯（everett hughes）的观点代表了这个立场，他认为专业工作者必须能够以他们的特别知识给当事人提供好处，展现其专业权威和专业自主性[11]。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学术界打破了结构功能论的帕森斯共识，冲突论社会学的抬头开始挑战功能主义下的专业迷思。人们不再把专业当成是和社会的一项功能交换：专业提供能力和诚实换取社会的信任、获得相对自由免于一般监视和干预、获得保护避免无品质的竞争，以及获得相当程度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专业真正能够发挥高品质的服务功能，而是宁可把专业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来支配凡人的思想，赢取公众的认可。[12]
　　专业社会学对于专

业功能的态度变化，背后涉及到关于专业属性的判定。一般认为专业的核心属性应有三个：专门知识和技能、特定服务人群和专属服务领域。但是，慢慢为了追求对专属服务领域的垄断，专业共同体开始通过组织化努力来获得国家法规或者公众的授权，产生一种垄断性地位，设置门槛，排斥其他人员。为了获得垄断地位，也就相应地制定伦理守则，实行内部的自治管理。正如社会学家西格里斯特所言：“在组织化追求利益的时代建立起来的强大的专业协会，是为了赢取在所有专业问题上的自主性，夺取市场上的集体利益，以及为了自己的私利赢得公众眼中的声望。”[13]这就产生了专业的两个附带属性：市场垄断和专业自治。在专业的核心属性和附带属性之间，甚至出现了二者关系的倒置，人们不再根据核心属性来判定专业地位，而是根据一个职业获得市场垄断和自治的程度。“专业化这一术语正是用来反映这样一个职业争取并最终获得履行一个特定工作排他性权利的过程。”[14]正是因为这个专业属性的异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批判学者开始怀疑和批判专业化和专业主义。当然，人们批判专业化和专业主义并不都是反智主义，除了一部分极端后现代主义之外，更多的批判声音是反对专业霸权和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主张反思实践，提倡案主增权，以及鼓励多元竞争开放的专业发展道路，更好地提高专业效能。[15]
　　三、西方社会工作去专业化过程的四个维度
　　西方社会工作为了防止过度追求专业垄断地位以及对福利国家的依附地位，实际上从不同的维度发展出一些去专业化的策略，分别是去专业权威、去科技理性、去病态治疗、去学科规训四个维度。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四个维度以及对应的发展趋势。
　　在去专业化过程中，西方社会工作首先是对各类辅导大师的专业权威和霸权地位进行挑战。20世纪70年代就有人研究各类治疗流派的效果问题，结果得出结论说，各类临床辅导流派，除了专业关系令到辅导对象满意，其他辅导技术都不能证明其效果。[16-17]于是，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提高专业效能和反对专家霸权。沿着这个思路，西方社会工作首先是提出了增权实践策略（empowerment）[18]。也就是要改变专业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给服务对象授权，或者挖掘和充实服务对象的权能，让他们成为自己问题的探索者和积极行动者，而不是介绍专家的技术治疗和控制。同时，职业教育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a. schon）也不满意实证主义的技术理性思路，提出通过行动中反思的策略，来提升专业人员面对去确定性和多变性实践情景时的判断能力和干预能力[15]。到了20世纪90年代，实证主义开始复兴，重新强调要把社会工作置于实证主义的严格研究指导下来开展实践，提出了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19]，认为这样才能消除专业权威，提升专业效果。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实证主义的证据为本思路，这等于变相地强调专业技术理性，而是忽视了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对解决福利对象的功能问题和促进社会公正问题。所以，它激发了更加激烈的反科技理性的批判声音，尤其是一批批判主义学者，他们结合唐纳德·舍恩的反思实践模式，提出了新的批判反思的实践策略[20]。也就是不仅仅是根据地方情景来反思行动的视角和策略，强调有效性，而且要根据个人的主体性位置和限制条件，强调批判性，促进个人的能动性。批判反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是放弃了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从地方情境出发，来进行具体而微的批判反思，希望能够改变案主的具体生活世界的问题。
　　除了从批判反思角度来反对科技理性对人们的限制，也有人从优势视角的角度来反对更加具体的病态治疗模式，在提倡挖掘个人优势和社区资产的基础上，来促进服务对象的增权[21]。优势视角认为，整个医学模式假定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是因为他们有缺陷、问题、病态或疾病。这种疾病或失常为基础的思维模式是从过去的道德缺陷模式跳跃过来的。只不过，现代精神医学采取了更加细致的术语。但是，现代精神医学的隐喻和叙事其实依然是某种程度的负面建构，这对于我们要帮助的对象会导致致命的伤害。这种脆弱、失败、缺陷词语塑造着他人如何对待案主，以及案主如何对待他们自己，还有资源如何给案主分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它会产生惩罚性制裁。所以，优势视角认为，如果要对案主产生切实的帮助，实现助人自助，就要改变术语和视角，用一种积极的视

角，去看待案主的优势及其周边的社区资源，从而实现自主性和能动性发展。
　　更加彻底的去专业主义是福柯流派的反对学科规训，主张更加激进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发展思路。福柯认为，现代人学专业虽然取代了古典时期的残酷粗暴的司法权力，但是它依然是打着科学真理的断言，运用更加精细的权力技术和手段，实行对个体身体和灵魂的训练和打造。尽管它产生了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主体，满足了主体的福利需求和功能，但是个体自由和能动性却更加减少。所以，人们提出福柯式方案，希望从挑战人学真言体系出发，解构各种有关正常人的学科标准和专业技术权力，开辟出当事人积极参与的另类的生活故事，建构不同的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此作为一种抵抗策略。[22] 四、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历程对中国的启示
　　以往对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和介绍，很容易把专业化和非专业或去专业主义简单对立起来，忽视了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的辩证发展趋势。早期追求专业化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和提炼专业技术，但是专业发展过程中因为对于福利国家的过度依附和对精神医疗模式的盲目模仿，在获得专业地位的同时，却失去了社会工作的原初使命，无法追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此后的去专业化过程也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专业，而是对以往专业理论和方法的扬弃，是希望回归社会工作的原初使命，真正地从社会关系和社区重建的角度，来发展弱势群体的自主能力，增强其力量，推动社会更加幸福和公正。经过西方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史的回顾，发现西方社会工作去专业化过程主要是围绕着专业权威和专业垄断而来的，这是西方社会20世纪上半期通过专业化运动而产生的附带属性，但是却被异化成为判定专业化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志。因此这个异化的专业属性就成为人们反对的核心。在反对异化的专业权威和专业霸权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分歧。证据为本的实践进一步吸收借鉴医疗模式的技术策略，主张把专业实践建立在严格的实证主义研究检验基础上，希望发明更加严格有效的专业技术，来提高专业效能；反思实践、优势视角和增权实践策略，即反对进一步的技术理性和医疗模式，强调改变专业关系，提倡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反思批判的实践关系，以一种生活化的语言去调动人们的潜在优势和资源，实现案主的增权。最后，以福柯为代表的话语实践理论则提出一种更加激进的去专业化思路，他们把专业技术当作一种规训权力，在看见其对主体的积极生产的同时，更加突出了其限制主体的自我照顾和社会实践多种开放的可能性。因此，建立在话语实践基础上的叙事治疗和合作对话治疗就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更为激进的潮流。但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后现代转向。总之，专业霸权已经打破，多元竞争开放融合的发展局面已经形成，这是西方社会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态势。
　　参照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和去专业化历程，可以反思中国当前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制度建设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正在经历一场以资格认证主导下的国家干预进程，这个专业化进程模式既缺乏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广泛的从业基础和专业标准，也缺乏和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互动实践过程。[23]中央推行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广东推行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下的政府管理策略，它一方面让社会工作受制于相互竞争的投标体系，接受管理主义的评估，更加缺乏专业自主性；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把社会问题技术化和福利化处理，以求符合管理主义的服务方案规范。这些发展策略和管理技术，并不能真正回应社会问题，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建设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权益维护机制等长效机制。这和西方社会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专业化过程有类似性，一方面依附于福利国家，获得政府授权，另一方面不断地发明技术化的治疗方案，来医治福利对象。其结果除了增加福利成本和限制社会活力，并不能带来社会的和谐和公正发展。因此，希望社会工作专业共同体通过西方社会工作专业化历程的辩证过程，反思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进程，澄清自己应该追求的核心要素，防止陷入专业技术和被权力限制的双重异化模式。或许西方20世纪90年以来的去专业化的多元发展趋势才是中国社会工作值得借鉴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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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编辑：邹红责任校对：王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