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当代文学前沿问题 传承传统文化艺术精神

　　2012年11月24-25日，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学术年会在山东省曲阜市召开。会议由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全省高校、山东省作协和相关研究机构的6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本届年会得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东宏管业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是校企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
　　24日上午的开幕式由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刘新生教授主持。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傅永聚教授首先致欢迎辞，他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曲阜师范大学的办学情况和近年来取得的成就，且希望与会专家在发掘齐鲁文化资源、传承创新齐鲁文化方面做出积极贡献。文学院院长单承彬教授简要介绍了文学院的办学历史、学科设置、办学规模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的突出成绩，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学军教授致开幕辞并做了主题讲话。山东大学教授贺仲明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副主席赵德发先生、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钧教授在24日上午做了大会主题发言。
　　张学军教授简要阐述了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并就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主义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作了简要梳理。他指出，英雄主义对于作家形成良好的道德情操、优秀品格、崇高人格、坚定意志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贯穿着一条英雄主义主线，从女娲补天到后羿射日，从夸父逐日到大禹治水等等，英雄主义深深影响并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他列举了从苏轼、辛弃疾和文天祥到当代文学中的名家个案，进而指出了《红旗谱》《红岩》《亮剑》等当代小说中渗透的英雄主义情结，并且强调这些文学叙事与抒情对于弘扬民族正气起了重大的作用。wwW.11665.coM因此，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广阔的学术空间。
　　贺仲明副会长对“新时期小说与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透析。他指出，新文学受到“现代性”的深刻影响，而新时期作家对“传统”的阐释始终模糊而犹疑，古典文学传统主要存在于文学主体内在的文学精神或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文学作品的深层结构方面：一是儒家传统的入世精神影响到蒋子龙、刘心武、高晓声等人的作品以及其他历史小说创作；二是士大夫的颓废情怀在贾平凹和“晚生代”作家的创作中有所暴露。新时期小说与古典文学在形式特征方面的契合方面仍相对欠缺，基本尝试有两种：一是对古典小说形式技巧的直接借用，如章回体小说、“新笔记小说”等；二是借鉴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意境美特点，将意境美与现代小说技巧相结合。他最后在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解放观念，以更开放的观念对待古典文学传统，以更科学的态度甄别和继承古典文学传统，同时深化与超越传统，这样才能寻找到真正独特的民族文学精神。
　　赵德发先生的报告主题是“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他从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逝世谈起，高度赞扬了南怀瑾先生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以自己创作的《君子梦》《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为例，从儒释道三个方面来阐述传统文化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以及他对儒释道文化的书写体会。他讲述了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对佛教著作的阅读体会、对玄门生活的暗访体验、对科学知识的提炼融合、对现实素材的改变创作等。他提出了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所必须具有的素质和条件，即通过读书领会未了解的智慧，通过探访获取丰富素材，通过思考来领悟宇宙生命哲理，通过想象来丰盈创作，通过情怀来寄寓善恶良知。
　　李钧教授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该是一个“1+1+1+1=1”的整体构成模式，包括“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港台文学”四部分，这样的构成模式既强调时间线索，又关注空间概念，有利于树立文学史整体观。他提出应重视港台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港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港台文学的存在，中国新文学精神与传统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或者“文化大革命”而造成“断裂”，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依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传承与流变脉络史；港台地区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这些作家的创作极大地填补了内地文学的某些真空；港台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增殖点，仍然存在着像“绿背文学”“眷村文学”“生态文学”等薄弱环节，因此需要年轻一代学人继续深入发掘。
　　24日下午，与会成员进行了分组讨论，代表们踊跃发言，新见迭出，不时有激烈的思想交锋。25日上午，副会长张立国教授主持会议，小组讨论主持人鲁东大学的刘永春副教授、山东大学的丛新强副教授分别就本组讨论的结果向大会做了报告。随后，小组推荐与会代表张瑞英、赵歌东、翟文铖、周志雄、房伟、史建国、任现品、张军等学者做了专题发言。小组讨论与专题发言主要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学的关系”、“齐鲁文化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写作”、“莫言的创作成就”等议题展开。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郭晓平（泰山学院）认为，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以来，山东作家就存在着道德上的忧郁，这种忧郁主要来源于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内在张力，成为齐鲁文学最壮丽的人文景观，而这些都源于山东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体认。
　　马兵（山东大学）说：“在西方话语强势冲击本土文明的时候，中国能不能发现一种本土的现代性？”外国学者如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而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可以给我们启示，此书对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新感觉派、现代派的创作并不完全是西方话语的实验，而是自觉融入了传统文化质素，这种研究能给我们启示。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股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对接的力量，比如中国先锋作家表面看是西化的，但潜意识里特别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体认；中国先锋文学作家吸收了很多传统志怪小说的手法，不仅仅有叙事学的创新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努力恢复汉语的尊严。

　　陈夫龙（山东师范大学）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分析了新时期作家与侠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侠文化的精神源流一直延续不断，尽管对于这个问题还存在着很多争议。五四以来，传统文化似乎是被断裂了，很多人也表现出决绝的姿态，但是“断裂”只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人们无法彻底斩断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像婴儿出生截断脐带却无法离开母亲一样，比如知侠、曲波等人在叙事模式上就明显存在对传统小说技艺的借鉴。
　　曹新伟（枣庄学院）以新时期枣庄作家张继为例进行了个案分析。她认为张继写出了新时期农民最本色的精神风貌，即那种让人流泪的感动和痛彻肺腑的怜悯，这都是源自对儒家道德伦理浸染下的农民的真实书写，他们生活在乡族、宗法和民间等场域里，尽管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碾轧之下呈现碎片化，但是那种传统与现代的深层冲突反而更加动人心魄。
　　李效珍（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结合自己的经历认为，传统文化的断裂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中国现代第一代、第二代知识分子都有着浓厚的旧学根底，对传统有着清醒的认识。1980年代初西方文化进来的太多，以至于我们这代人的根基很是杂乱；我们这代人过于浮躁，以至于把这些宝贵的精髓给丢了。
　　翟文铖（曲阜师范大学）认为“70后”作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回归传统的创作倾向，具体表现则是对“桃花源”式文化共同体的倾慕和对传统伦理人格的崇敬：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和审美现代性有所重合，对现代性构成某种程度的批判；另一方面带有明显的文化“怀旧”倾向，规避了直接批判的锋芒，以道德理想主义掩盖现实症结，标志着创作者主体性孱弱。
　　张栋辉（烟台大学）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解读华裔作家的创作，并对《喜福会》等作品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华裔女作家集中描写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的碰撞，并重建中国形象，改变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猥琐形象。
　　周志雄（山东师范大学）分析了网络文学的传统文化内涵。他认为网络文学正是因为注入了传统文化的因子才能够有强劲的发展势头。网络文化是一种独立的、自由的文化，传达实用主义的经验，捕捉时代的气息，是一种探索型的文化。网络文学正在复活大众文化传统，是一种青春文学，是真正属于都市漂泊者的文学。
　　宋晓英（济南大学）结合自己在国外的研修经历，通报了目前国外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她指出，目前欧洲学界认为中国文学创作存在着盲目模仿西方的趋向；而欧洲研究则更注重中国本土的东西。东南亚国家开始出现诸多试图摆脱华语创作倾向，回归本民族文化。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任现品（烟台大学）从红色经典对群体本位的颠覆现象入手，分析了革命文学与群体本位的历史吊诡。她认为红色经典先是在“前门”丢掉了传统文化中的家长权威，塑造舍弃家族、割舍家族本位的农民英雄如梁生宝等。但是红色经典在颠覆传统之后并没有诞生个体本位，而是走向了对阶级本位的认同，潜意识中没有隔断与传统群体本位的关系，而是以置换的方式从“后门”捡了回来。革命强调的是阶级本位，中国没有西方市民社会的革命者联盟，因而只能以先前的群体本位方式搭建联盟平台，从而以伪装的方式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
　　张立国（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在“一座城市与报告文学”的发言主题中，对传统文化发出了两大疑问：优秀的传统文化不等于先进文化，我们需要的到底是先进文化还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家文化，那么现在兴起的新儒学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文化？基于生活工作在城市济宁的城市文化，他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儒家文化是济宁的主导文化，却不是主流文化。二是商业文化对济宁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三是书吏文化对济宁的影响，导致衙役文人盛行。
　　（二）齐鲁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史建国（山东大学）探讨了齐鲁文化的差异性。他认为：齐文化是一种宽松自由、兼容并包和务实进取的功利性文化，集革新性、包容性、开放性于一身；鲁文化是一种重礼仪、尊传统、尚伦理的道德性文化。齐文化是一种海洋型文化，鲁文化是一种大陆性文化。两者差异明显。他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张炜的《古船》，从“古船”这一关键意象出发，探讨了中西文化的利弊，并指出了一条康庄大道，这就是中式海洋文明即具有勇于进取的勇气和重商主义的理念，剔除了西方文明的残暴和杀戮的殖民主义倾向。他认为“古船”就是中式海洋文明的象征，代表着中式海洋文明作为强国之路的梦想。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认为齐鲁文化内涵丰富，包含着厚重的道德感和理想追求、农村的民间信仰和神秘的海洋文化等，这些都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在莫言《四十一炮》对五通神生殖器的崇拜、六道轮回等书写中有体现；而张炜《刺猬歌》中神秘的海洋生物以人的形象出现，以审美、神秘的技巧消解政治形态，传达美的内涵。同时他也鞭辟入里地指出了齐鲁文化的局限。
　　张东丽（济南大学）以电视剧《沂蒙》为例探讨了沂蒙精神内涵。她认为《沂蒙》色调昏暗、毫无绿色生机，遮蔽了沂蒙精神本色。而刘玉堂、苗长水的作品则比较准确真实地把握了沂蒙人特有的幽默和人性的美好。
　　王瑞华（山大威海分校）从家族血缘角度研究山东籍港台文学作家。她在论文《大陆两岸——红白文学》中指出，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许多山东籍作家如姜贵等人被遮蔽，文学史家应该注重对他们的研究。
　　（三）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范式问题
　　张军（潍坊学院）认为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标准还比较单一，很少提及旧体诗词，似乎只有钱基博关注过。主要原因就是五四文学是胜利者书写的文学，是西方话语掌控之下的文学。当代文学史在1960年代一度关注过毛泽东等人的旧体诗词。现在的问题是旧体诗词应以何种形式进入文学史。他认为将旧体诗词写入文学史可以重塑多元的创作主体形象，比如胡风，他被视作文化英雄，但读了他的旧体诗词可能就不会这样想；旧体诗词还可以帮助我们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文学分期，因为旧体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并未断裂，相反还有某种革新，如聂绀弩以杂文形式写旧体诗，胡风则发明了连环对等。

　　李效珍（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认为，既然话剧可以进入文学史，当年的陕北民歌可以进入文学史，那么影视文学也应进入文学史。我们目前的文学史比较关注的诗歌等题材并不令人满意；中国古代雅乐影响了数千年的历史，到现在影响最大的是歌词，但文学史并未关注这些现象，这应引起我们的反思。
　　丛新强（山东大学）认为影视进入文学史已有先例，只是如何融合的问题。这方面已有很多学者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是怎么呈现却存在着诸多困惑。朱寿桐先生曾写过汉语文学史，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现代文学史，这可以给我们启示。
　　房伟（山东师范大学）提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他认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正在进行，如莫言、张炜等作家已经成为经典作家。同时他对当前的学科规范问题特别是概念泛滥现象（如概念定制与作品本身存在差距）提出了建议，并指出当代文学史应该有鲜活的现场研究感和史学价值构架感。
　　（四）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影响
　　张瑞英（曲阜师范大学）认为莫言是一个老实实在的人，保持了真实的本色。这种真实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个保持独立个性、人格的人，能够不为传统所遮蔽，不为时尚所诱惑。二是作为农民的写作，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进行创造，所以才让莫言书写了一个文学的世界、精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独立的，也是开放的。三是莫言是个是有思想、有境界、有包容、有悲悯的人。对于莫言的创作，她用了三个象征词汇：红高粱、黑孩、茂腔。红高粱展示了莫言的风采，黑孩是幽灵或天使，茂腔则是高密东北乡之魂。
　　黄传波（德州学院）关注了“莫言小说中的战争叙事”。他认为“战争”是中国当代作家无法绕过的一个话题，他们即使没有经历战争的残酷，也是在战争阅读的语境中成长的。莫言的小说显示出与主流话语相偏离的话语形式，刻画了边缘性的人和事，再现了战争和历史的真相。
　　王恒升（潍坊学院）阐释了齐文化对莫言小说的影响。他认为齐文化广收博采、融会贯通的特质首先影响了莫言早期的创作，如《春夜雨霏霏》等作品有着孙犁“荷花淀”的艺术至上味道。从早期的感性走向理性，莫言开始融汇《聊斋志异》灵异的手法，结合当代社会与历史创造出“幻觉现实主义”。齐文化中的自由奔放、积极进取精神也影响了莫言，如文学观念的改变，由最初的“吃饺子”理想到歌颂真善美，再到1980年代重视艺术想象，后期则描写“种的退化”，“往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目前则有向民间大后退的写作口号，这些都是因为他受到了齐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赵启鹏（山东女子学院）认为，我们自1980年以来有着对西方文化的焦虑，目前则有对传统文化的焦虑。莫言的获奖更大意义上反映了中国人当前的一种双重焦虑。其实无论是否得奖，莫言还是莫言；莫言的获奖仅仅是西方的标准与认可，却反映出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求药”心态。我们不能把文学作为解决文化问题、缓和中西冲突的良药。
　　张学军教授主持了25日的闭幕式。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师大王万森教授在闭幕式上做了总结发言。他指出，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议题重大，议程紧凑，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巨大的研究空间，更展示了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同时他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发展、教学科研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检讨，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文学史书写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