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变文看唐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

　　 《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地，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虽八歌已失，但我们经常引用它来说明文学的起源，我认为以此来论证文学起源于巫术是有道理的，从这些歌中可看出葛天氏是在祭祀用不同的歌在不同场合对自然进行崇拜。从中可以证明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宗教分不开。
　　 到了唐代，宗教与文学结合得更紧密，一方面由于道教等传统宗教文化的盛行，另一方面佛教在魏晋时期传入了我国
　　 从玄奘西天取经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佛教的盛行，连皇帝李世民都钦点玄奘去取经，至少说全国信奉佛教的人太多，为了民心，皇帝都能亲为。玄奘的目的是为了大乘教法，说明小乘教法已不能满足信徒们的需求，从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佛学的人很多，以至于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对这一点的一个有力证明就是唐代的变文，其中有出现了《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维摩诘经变文》等，人们用韵散结合的方式来说唱佛经故事，诗与禅达到了统一。
　　 正是由于道家传统，佛教盛行，于是宗教观念对审美情感形成了强大的规训，宗教文化与儒家审美意识达到了对立统一，王熙元说：“诗与禅本来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是一种精粹的文学作品，而禅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哲理，但在中国文学史和禅学史上，正当唐宋诗学与禅学并盛的时代，两者却自然巧妙地融合，形成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的互助功用，于是诗使禅意美化，而禅使诗意深化，禅趣因诗而耐人寻味，诗境因禅而深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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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总喜欢取一个与道、佛相关的名，如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何为“太白”，一曰太白金星，而太白金星是道教神仙中知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度最高的神之一；一曰终南山，因终南山顶终年积雪，故曰“太白”，而终南山为道教圣地。何为“青莲”，佛教典籍中有“满月为面，青莲在眸”，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序》：“从容满月，照耀青莲。”倪璠注：“《维摩经》曰：‘目浄修广如青莲。’”宋苏辙《魏佛狸歌》：“青莲湛然俛下视，击钲卷斾抽行营。”《古尊宿语录》卷十一：“上堂云：青莲视瞬已多繁，迦叶微微笑自谩。”故李白的人生是矛盾的，儒、佛、道矛盾对立，他选择“远游以求仕”，来达到他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儒家理想，写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著名诗句。不如意时又发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呼喊，选择了“出世”的道路。这也是诗人们经常选择的一条道路，诗路不通时，选择一条禅路。故我们在欣赏这类诗人的作品时不能只从儒家思想角度去分析。苏东坡在《跋李端报诗卷》中就以“参禅”喻李白诗“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则参禅”。而李白之诗，也正如佛祖的“拈花微笑”，做到了儒、佛、道的统一。
　　 把“出世”、“入世”处理得最好的诗人是王维，特别是他40岁以后，由积极出仕转为亦官亦隐，隐居辋川，啸咏山林，笃志奉佛，唯以禅诵为事，故他的后期诗歌达到了空寂的境界。“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近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从这空寂中可见出佛教思想对诗人深远的影响，后他把自己的字定为“摩诘”，足见他的佛学思想。
　　 白居易更是一个典型，“十年之间，三登科弟，名入众耳，迹升清贵”是多么的意气风发，他却能唱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说明他内心深处就有“众生平等”的意识，在一个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达到了“各自观心，自见本性”“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的境界。特别是他任杭州知府期间，白天参佛，晚上修学，真是“自心自性”，这也就影响了白居易的诗学内容，宗教观念对作家的审美情感形成了强大的规训。
　　 还有孟浩然的《来闍黎新亭作》“弃家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陈子昂的“畴昔疑缘业。儒道两相妨。前期许幽报。迨此尚茫茫。”李商隐的晦涩难懂，正是多种思想的交织，也正是由于这些矛盾，使得诗人45岁就郁郁而终，“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极具禅宗思想。
　　 元好问的诗句，“诗与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概括了文学史上诗与禅的亲密关系。宗白华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文学从宗教中获得了深厚热情的灌溉。我认为，在唐代，佛与道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更为直接，文学对佛教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佛经故事的说唱（变文）就是明证，具体的表现在诗人身上，使诗人达到了诗与宗教的对立统一，宗教意识与审美意识也达到了对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