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 女性个体主义 诗歌风格
论文提要：狄金森在一生的成长和诗歌创作生涯中，形成和发展了一种独特的个体主义——女性个体主义。这是一种具有典型女性特征和女性理解的个体主义，以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诗歌创作为主要表现。女性个体主义是狄金森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和感受生活并实现自己精神与人格的独立自主的策略。
在19世纪为数不多的优秀女诗人中，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堪称独特：终生未嫁，隐居家中。除性格因素以外，她一反传统的生活态度更多是出于一种自觉自愿：一种为了保持自己精神、人格的独立和自主，沉浸于内心世界的探索，致力于诗歌创作的自愿。这种对于个人的自尊、独立、自主抉择、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强调，应归属于个体主义思想，只是狄金森的个体主义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在当时社会所允许的女性生存的狭小范围内来实现本应十分张扬的个体主义——一种避强就弱，以柔克刚的女性对个体主义的理解，即女性个体主义(feminineinch．vidualism)。
狄金森认为个体主义的再发展存在着历史原因。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个体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是一种进步。随着文艺复兴、理性主义出现和宗教改革等活动的开展，传统的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性遭到了破坏，不可避免地分裂了。对人本身的关注超过了对上帝的敬仰，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幸福开始被强调。在19世纪，以爱默生为首倡导的“自立、自主的个人”思想得到了广泛响应，使得以强调个人的自尊、独立、自主抉择、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乐观个体主义成为鲜明的美国特色，在当时的美国十分盛行，并渗透到美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因而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激励人们充分发挥个人才智，兴起了一股清新的民主之风。www.11665.cOM但这种清新向上的思想并非人人可享。19世纪的美国妇女并不享有这种个人自主的权利。妇女不拥有也不被期望拥有超出家庭以外的自主权利和自我发展愿望。女性一旦步人婚姻，操持家务、照顾丈夫和抚养孩子便是她们所有的生活内容。她们依附于父亲或丈夫，无权主宰自己的命运。由于强大的传统习俗，狄金森自知强争无异于以卵击石，因而她宁愿退一步永待闺中终身不嫁，每日潜心自修，只与花园中的花草鸟虫为伴，以实现成为诗人的理想。
这种避强就弱、以柔制刚的女性个体主义是在被男性化的社会所规定的女性生存环境中产生并完善起来的。它使狄金森静心沉思，深深地感受着人生的痛苦和欢乐，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和精神的独立，避开一切社会干扰，从容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写诗、创作和完善自我。这种女性个体主义贯穿于她的诗作中，显露出独特的诗作特征。本文将就女性个体主义在狄金森生活和诗作中的反映加以论述。
自18世纪的浪漫派始，对自然和自然生物的赞美，便是诗人抒发情感、寄托志向和理想、宣扬对真和美信念的主题。与古典的自然诗不同，狄金森的自然诗在她的女性个体主义影响下，体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反崇高主题”的特征。在她的诗中，没有对壮丽景物的描写和抒怀，没有崇高的主题意象，有的只是取自她小小的生活天地，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生物：她的庭院、花园中的普通草木虫鸟以及透过她的窗户看到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与她自视渺小和以虫草自居相一致，狄金森对于自然界中的微小生物给予格外的关注，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渺小而被人忽视，还因为这种渺小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与外界许许多多强大力量所进行的抗争。
从某种角度来讲，狄金森的自然诗之所以表现出“反崇高”的特征，是因她视传统自然诗为男性化的产物。如传统诗人将自然视为“母亲”，讴歌自然母亲孕育了诗人的情感和爱，表达了渴望回归母亲怀抱的感情。而在狄金森的眼中，自然是威严、强悍而又冷酷的“父亲”，他内在的可怕力量使其成为l9世纪社会生活的投射体。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女性就像大自然中娇嫩的玫瑰，骄横的太阳、严酷的霜冻和黄蜂的无情采撷都可使她过早地凋谢。她的青春短暂，向往不被理睬，理想似花瓣般易碎。狄金森诗中，苜蓿种子、小船、小鹿和知更鸟这些渺小之物，实在是她生存之道的一个个见微知著的意象。
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使得她的自然诗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具有了与男性诗人截然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我们并未与自然融为一体……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然……在它美丽的外表下，是一种巨大的、野蛮、阴郁而吓人的力量。或许因为是女性的缘故，狄金森对这种潜伏的力量感受更为深刻和真切。大自然在她的诗中，是投射到受惊吓的草地上的长长阴影；是威严地监管着整个原野的大山；是无情采撷甜蜜花朵的黄蜂。诗人和自然之间，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使他们难以亲密无间。为了自己的自主生存，狄金森选择了退却。就像生物界中有的生物具有独特保护色和身体构造一样，隐居是女性个体主义的一种策略：远离男性化的自然、远离男性化的社会来保护自己，积攒力量塑造一个独有的生存方式和环境。狄金森写道：“做一颗最遥远的星星，是一种特权”，她需要得到的便是这种隐匿身形的宽松和特权。c．r．安德森曾就狄金森在这种女性个体主义思想下所感受到的、为万能的自然“父亲”所压迫的痛苦做过描述：“在自然的无动于衷中表现出任何恐惧和悲痛都是一种幼稚的行为。就像一个人无谓地要求拥有无上的权利一样。这种苦恼，虽然未经说出，却是来自于她感觉到与宇宙敌对和相隔离的痛苦。”
与带有潜在威胁的自然拉开一定的距离，狄金森所想的是营造一个可替代的、完全由自己的想像力所控制的、可以行使她自主意识的内在自然。她可以在这里从容地体验、观察和领悟生活。营造这个自然就像营造一个草原：
要造就一片草原，只需一株苜蓿一只蜂，
一株苜蓿，一只蜂，
再加上白日梦。
有白日梦也就够了，
如果找不到蜂。
狄金森将自然内化，营造出一个友善的、生机勃勃的自然。这里没有黑夜的威胁，没有以强凌弱；有的是早晨明媚的日光、欢快歌唱的溪水、夕阳下柔和阴凉的山麓。在这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然里，狄金森拒绝了寒霜，挽留了盛开的鲜花，连乖戾的风前来拜访时都是怯怯地叩着门。在“自然是我的”这种自豪和喜悦的内在体验中，自然不再是与她相对立的敌人。狄金森充分享用着无尽的想像带给她的自主意识，营造一个“特权”场所。在男权的自然和社会中，她不仅做到保护弱小的自我，而且尽可能完全地行使了自主权利和自我发展意愿。
灵魂选择自己的伴侣
然后，把门紧闭——
她神圣的决定——
再不容干预——
狄金森的生活诗展露出的是一个孤独、平和却有着强烈自尊意识的灵魂——个体主义对于自我的一种崇尚。她的大半生是在一种隐居的状态下度过的。而这种隐居又是出于为了创造一个完全不受干扰的创作环境和生存方式的自愿。从中世纪以来，相当一批学者尊崇内在灵魂的发展和完善。他们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摈弃任何俗世的欲望和对外在物质的向往。而对外在安逸的需求和对内在灵魂完美的追求之间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对立。对狄金森而言，这外在的需求便是l9世纪普通妇女所面临的生活：丢弃少女的幻想，步人婚姻，为丈夫、孩子和家庭而放弃理想和追求。但显然，狄金森意识到她的内在渴望——成为一名诗人的精神力量远远超出了她对一般生活的向往。她给t．w．希金森的信中曾写道：“如果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无比清醒，无比透彻的话，那只有诗。”她渴求的是一种无羁绊的思想状态、自由的创作环境。就像她在诗中所说：
我只希望能自由的驰骋
就像蜜蜂——
只拜访我喜爱的地方
并拒绝回访——
狄金森很清楚地意识到她所处时代对妇女的束缚。以她腼腆、敏感的性格，家庭生活的烦琐和婚姻中妻子的被动地位必将淹没她的才情，吞噬她的自主权利。她在许多诗中表达的都是对自由天地的渴望：
小草所要做的——
只是守着它那一片绿色——
和蝴蝶沉思——
与蜜蜂嬉戏。
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在她表达自由意志的生活诗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将自己渺小化。在写给希金森的信中，狄金森称自己“微小”、“无足轻重”、“无知”，是一个“胆怯的孩子”；而在诗中则视自己为“小草”、“蜜蜂”、“小石子”；而这个“小石子”，“不介意荣辱沉浮，不畏惧危机发生……像太阳一样独立，成群或单独，都发光”。可以想像，狄金森是希望能像小孩子一样，在成人的世界中拥有一种不被注目的自由空间；湮没自己，从而能像小草一样，在自己的一方“绿色天地”中获得最大的自由。这一独特的定位，是狄金森女性个体主义基于社会对女性发展的局限而做出的另一种策略。它的内在意义与中国道家思想所谓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有着相通之处。
狄金森自居渺小并不意味她诗作的“渺小”。事实上，她的女性个体主义使她极大地拓展了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和对人生的思考。她的诗短小却富含哲理。如前面提到的“名声是只蜜蜂”，“成功的滋味最甜”，“权利是一种痛苦”，“时问不是烦扰的良药，而是对它的检验”，“渴了，才知道水的甘甜；看过海，才认识陆地”，“每一个欢乐的时刻，都要有痛苦的付出”等等。狄金森的生活哲理诗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主题：生存的无限、人类的渺小、欢乐与痛苦等。她对生命的逝去和丧失亲人的痛苦刻画，尤其有着辨证的意味。
远离尘嚣没有使狄金森感到孤寂，却带给她自由的空间来拓展心灵的自由；而自我湮没更带给她精神的安全感和创作上自由伸展的空间。
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使她倾向于更内向地发展，致力于内心挖掘，过一种冥思默想式的生活。任何一个沉溺于冥想的人，在其意识深处，都会对人存在的本质、人的消亡产生质问。狄金森在摈弃外界喧闹，致力于内心探索时，思考最多的也是死亡的意义和永生的存在。在当时浓郁的宗教气氛中，狄金森没有简单地随大流成为一名基督徒，而是对上帝、灵魂拯救、来世等宗教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早在她上学的时候，她的自主意识就有着突出的表现。当时正值美国声势浩大的新教“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学校进行集体皈依。在皈依会场强大白宗教压力下，狄金森拒绝违背自己的本性，拒绝承认灵魂生来有罪、上帝拯救和再生的教义。在她看来只有真正感受到心灵的启迪和顿悟，才能接受这种皈依，成为一名基督徒，否则就是一种欺骗。
在狄金森看来，灵魂并不像教义中宣扬的那样生来是邪恶的，她也不认为人类是可怜的“有罪的虫子”。她知道这种见解会招致非议，使她孤立。但是狄金森并不屈服于宗教的压力，索性承认自己就是“邪恶”，索陛不去教堂，自己给自己做礼拜：
有些人过安息日到教堂去——
我过安息日，留在家里——
让食米鸟充当唱诗班领唱——
礼拜厅堂是果园的园地——
在狄金森眼中，天堂并没有那么诱人，那只不过是一个空洞无味的蓝天，没有朋友，没有可爱的小石头，也没有“打短工的人”。到处挤满了灵魂，连个清净的地方都没有，而死亡，也并不是教义所描述的那样充满光明。死亡便是肉体的分解和消散。因而一切感知都将不复存在。如诗《我死时听到苍蝇在飞中对死亡所进行的形象描述：蓝色的生命之光摇曳不定，游离于死与最后的感觉之间；随即，目光变得呆滞，呼吸开始急促，苍蝇的嗡嗡声也变得断断续续，最后，幽蓝的光渐渐暗淡下去，所有的感知都不复存在
狄金森认为肉体是灵魂的栖身之所。当肉体在泥土中分解消散之时，灵魂便升腾离开了肉体。这两者被狄金森生动地比喻为两个溺水求生的泳者。一个到达了陆地，另一个则被大海吞噬。灵魂到达的目的地便是“永生”。因而她有这样的诗句：“拿去吧，所有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是拿不走的——那便是永恒!所以母亲的逝去“不是世俗的分离”，她的离去“像是风，把雪片从我们手指间带走，从此成为无限时空的一部分”。而好友j．g．霍兰德的逝去也是一种喜悦，因为从此，他与星晨一同升起在天空。死亡便是灵魂的永生这一认识使得死亡在狄金森的眼中不再阴郁、无情，不再是人们心灵中的阴影。它的到来也不再是人生的最后终结，而是迈向永恒的开始：
因为我不能停步等候死神——
他殷勤停车接我——
车厢里只有我们俩——
还有“永生”同坐。
狄金森对于死亡的理解，出自于她对宗教的自主理解，是其女性个体主义思想中对自我抉择、独立见解的坚持。正如c．安德森所评述的，传统面对死亡的礼仪对她来说是不够的。父辈留下的信念仅仅是理解中的一个部分。狄金森在诗中创造的是一个新的理解层次：人不再被死亡所征服，反之，成了死亡的主宰。
回顾狄金森所处的时代，在文学界，布莱恩特、朗费罗和j．洛威尔等倡导一种要求具有鲜明美国特色，表现新大陆宏伟气象的文学运动。狄金森喜爱和挚守的民谣体、家庭式的寻常意象被认为是“女人气”，不具有逻辑的严谨和语言的精美，不符合文学运动的壮丽主题，也不足以承担道德和宗教的教育目的，于是狄金森在文学体裁上便漂流于主流文学之外。但就是她这种短小精悍，似乎是平常生活的随笔，又像是冥思中突现的一道灵光，不容置疑地具备雪莱所言的“在平常的面纱下，显露出的是世问隐藏的美”这种诗的最高境界。所谓的“女人味”并没有对狄金森敏锐的感受性和深刻的见解有丝毫的影响。相反，女性的敏感使狄金森独具一份在平淡生活中发现真和美的诗人的禀赋。那就是在华兹华斯看来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用狄金森自己的话来说，写诗像“一道在果园里忽然闪现的光；或是风的突然转向，牵引了我的注意力，带给我心灵的震颤，于是诗就产生了”。
j．马利坦在阐释艺术和诗的创造性直觉时说：“这种直觉首先是诗人对她自己主观性的隐约认识，它是在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契合中进发出来的一种闪现。”因而，狄金森狭小的生活空间决定了她选择意象的家庭化，语言朴实无华，没有复杂的句法，像母亲在家里为孩子哼唱歌谣一般自然真挚。也正是这种被称作“女人味”的诗歌，却蕴涵着与所有宏伟篇章一样的真谛：对生活的挚爱，对生命深层次的探索。这一点，没有因为她是深居家中狭小天地的女性而受到什么限制。诗的真谛，在于它揭示的生命含义，“就像人的骨髓一样，少了它，那人便只是一堆骨头，没有了任何价值”。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妇女为争取自己的生活，不做男人附庸所做出的无奈选择。但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生活天地中，狄金森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独立、自我抉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主义思想。她从反面驳斥了当时社会对女性所持有的偏见，即女人永远是社会的弱者，拥有的只是感情。但应当指出，个体主义是把人的发展和人格理想的实现完全建立在个人自身的固有本质属性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忽略或贬低了个人与他人相互交往对于发展自己的积极作用。因而人就成了孤立的个人，这一点，在狄金森的女性个体主义中尤为明显。狄金森也明显意识到了这种交往丧失所带来的消极面，她用另一种方式——诗歌和信笺来维系着她与朋友的交流和友谊，表达着她对生活的热爱：“活着是种狂喜，仅仅是活着这一事实便足以令人喜悦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生命的跳动更让人痛苦，也更让人感到甜美……
狄金森对个性发展空间的探索，反映了她同时代妇女个性发展受到压抑的现实，为许多在同样不利的社会环境下渴望发展自我的妇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进而，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追寻的“个性”和“特色”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探寻个体主义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