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中国形　自由话语　建构主义　国民性 
　　论文摘要：晚清到五四期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自由”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西方“自由”话语被译介到中国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的主体形象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 
　　一、引言 
　　译者通过实践对源语文本的再创造，与源语文本、译文读者等构成的动态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翻译实践的社会价值。主体实践的场域是现实世界，实践的对象是能在某种程度上翻译现实世界的文本，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让读者通过译本了解世界，而实践的宗旨应该定位于帮助人类改造世界。现实是怎样部分地通过翻译而被社会建构起来的?翻译过来的文化产品对现实世界有何意义呢?菲利普·柯尔库夫认为：“建构主义的提问方式不应当被看作是一种同质的新‘学派’或新‘思潮’。它指的是一个提出问题的空间。其中，社会现实被理解为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历史的和日常的建构。建构这个词既指向以前的制造物的产物(或持久或暂时)，又指向重组的进程。这样，历史性就成为建构主义的一个主要概念，社会的建构以过去的前建构为出发点；在这一点上他们追随的是马克思。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当新的社会形式在行为者日常生活的实践和互动中创造出来的时候，过去的社会形式也被重新生产，得到适应，被转移和改变；(3)这个过去的遗产和这个日常的工作打开了通向将成为现实的可能领域：哲学家让·拉德里埃尔指出：‘历史的行动，在外部沉淀和客观化，这个外部作为无法消除的限制作用于存在物，但同时也为它打开了现实的未来。wWw.11665.COm”¨下面主要论述从晚清到五四期间，中西文化全面接触、交流、融合，西方“自由”话语以及西方现代个人观念的一些基本要素或理念先后被引入中国。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那么，西方“自由”话语被译介到中国时，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的主体形象建构?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操纵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话语来建构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 
　　二、严复自由主义思想及对中国形象的构建意义 
　　“自由”是一个西方话语，在欧洲具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而其概念在内涵上也非常丰富而复杂。19世纪之前的欧美，“自由”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公民自由”。“自由”本质上起源于个人对国家和社会的反抗，起源于个人从社会和国家那里争取权利和利益，自由从根本上是反抗国家和社会对个人在物质上的束缚和奴役，在精神上的钳制和限制，所以，“个人”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也构成了自由的核心内容，至今这一核心仍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世纪“自由”在内涵上无论怎样变化，都没有超出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范围。在中国现代自由话语建构的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想的输入及衍变具有关键性。中国现代个人主义本质上属于“自由”的范畴，因此，考察个人主义话语的特点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认识中国现代“自由”概念的含义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现代“自由”话语正是在对西方“个人”话语进行新的解释和限定，主要是引入“国家”的维度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晚清时期是自由主义传人中国之始，当时思想家将其损益后应用于政治实践，这长期影响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成败得失，发人深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严复堪称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在戊戌变法期间选择译介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原富》等，主要是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自由”是西方富强之本，鼓吹民主宪政的。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晚清的特定国情决定了严复不可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有所取舍和侧重。他在译作中通过话语的选择，思想的强调，有意识的误读和改造，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他的自由思想包含着激发国人奋发图强，挽危图存的现实用意，严复没有照搬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侧重和发挥，体现了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挚爱。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译介过来的自由主义话语是如何建构现实世界的、建构出中国新的主体形象的? 
　　以严复为代表的晚清自由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话语的译介和传播是围绕民族独立和国富民强这一目标而展开的。其所付诸现实实践是什么呢?其一是改造国民性。他们认识到实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就必须改造国民性。关于改造国民性的目标，严复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等目标。关于如何新民的问题，当时精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专政政体是中国国民性扭曲的病因所在，所以要提高国民素养就要清算专制政体。只有改变君主专制政体才可塑造中国国民性。再者，他们认为发扬本民族固有之优良传统，学习西方各国之长。严复将吸纳西方文化视为开民智的重要途径，他大量译介西学，“癔愚”、启蒙，消除国人头脑中落后的意识形态，努力改造中国愚昧、落后的国民形象。其二是教育救国。自由主义者强烈呼唤发展近代的新教育，认为是提高国民素养，拯救民族危机，促进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他们认为，要拯救中国，就要废科举，办学堂，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其三是温和改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实行代议制民主是晚清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政治取向。但历史证明立宪运动失败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严复主张温和改良，反对革命共和，但在辛亥革命即将成功，出于对社会动乱和民族分裂的忧惧，从而转向赞助革命的。立宪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自由主义者的宪政主张与实践仍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在国人心目中树立了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体制的现代化。其次，自由主义者立宪实践的失败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革命派是以排满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立宪派则以保皇来对抗帝国主义为首要目标。从今天的观点看，立宪派更具有生命力，是以反帝为指向的，适应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但近代中国的历史状况决定了建立现代国家的第一步是推翻清朝统治。因为对于晚清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来说，把认同对象归结为政治共同体或国家政权都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思想上的困境。当晚清政府赢弱无能，无力抵抗西方列强时，这个政权已不能作为认同对象了，而成为被推翻的目标。在现实中找不到可以作为认同对象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政权，因此，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推翻清朝政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建立。由此可见，晚清是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开启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帷幕，其译介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话语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就受到了强大的传统文化的规约和塑型，尤其是在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起源阶段，必然导致西方自由话语的中国特色。这一点通过分析也的确符合菲利普·柯尔库夫建构现实的思想。以严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对自由主义的译介，启蒙传播，付诸实践时，无论是改造国民性，教育救国，还是温和改良、实现君主立宪，它在促使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富强之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出中国新的形象主体的价值是无需怀疑的。 

　　三、鲁迅自由主义思想及对中国主体性想象与建构
　　五四时期中国式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一样都极力推崇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是本着救亡图存这个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历史目的去接受倡导西方个人主义的，他们无法完全摆脱以集体主义为本位、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为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在译介西方个人主义是他们并没有全盘西化，与个人主义中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对抗性不同的是，中国式的个人主义把立人与立国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唯一场所，强调个体与社会的平衡性和一致性。这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实际上还是羞于赤裸裸地推崇个体本位，而是以“平均的个体”来要求个人的权力，五四知识分子也正是作为“群人的代表”，代表着“所有的人”反对压抑人的家族专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整体的。这种“群己平衡”的个人主义，代表了启蒙运动时期中国式个人主义的主流范式。在建构中国现代个人主义和自由话语的以及在对主体性的想象和建构过程中，鲁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认识到：“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底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鲁迅看来，西方的富强，其深层的根基在人，在于人的素质。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向西方学习，其根本途径是“立人”，即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便何况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由此可看出，鲁迅的要“立国”与他先要“立人”的思想分不开，他所关心的是立人——个体启蒙以及立国——民族启蒙。在《摩罗诗力说》中他指出，中国文化已趋于凋敝和萧条：“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文化的“萧条”预示着国民精神的颓丧，其结果必然是亡国亡种：“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天竺”，以色列等民族的悲剧性结局。。因此，鲁迅认为，要拯救孱弱的中国，必须一方面反思批判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必须引入外来文化以振奋“国民精神”，即必须“别求新声于异邦”。别求于立意在反抗的浪漫主义自由精神。总而言之，鲁迅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在于个人，个人的素质提高了，群体就自然强大了。强调个人以及具体的个性、独立、自由、尊严等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部分。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个人主义具有较多西方个人主义色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文化救国论”，而文化的深层根基是人，所以“为个人”也就是“为国家”。因此，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诉求必然依附于救亡图存，兴国富民的历史目标和政治理想，个人的觉醒亦成了民族的觉醒的曲折表现，建构出新的现代主体形象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此外，被译介的自由和个人主义话语还体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学形式的改变。胡适在他两篇倡导文学改良主义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1917)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中，呼唤以能够表现个人真性的形式来取代以文言文书写为主的文体范式。周作人那篇颇有影响的《人的文学》也提出，现代文学的主导原则应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中心在他看来是重主观的个人主义。”五四时期在小说文体上发生的大事件之一是中国作家开始翻译并借鉴欧洲小说的文体特点，如心理分析描写、自由间接文体、长篇内心独白等。五四时期也是西方式的第一人称及自传体叙事大量涌现的时代。正式在个人与传统构成对立的两级的一、瞬，现代自传性的叙述主体——一个自我意识强烈、公开叛离传统社会，具有通过叙事来表达内心世界的主体——进入了中国文学。”。
　　四、结语
　　西方近代思想启蒙首先并始终关注的是人性的解放和个人的权利，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一开始最关注的便是民族危亡和国家制度问题。早期启蒙知识分子在争取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大力倡导国民思想，其主要目的是培养适应近代政治制度——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的“国民”。这个“国民”尽管也有西方所提倡的各种个人权利，但更强调政治人格和道德修养，更关注国民觉悟和国家存亡之问的关系。对民族、国家的忧患意识大大冲淡了终极的个人关怀。而五四启蒙运动则产生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特定历史时期，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时代落差，使五四启蒙学者无法放弃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无法将个人之发展完全超越国家和社会之上，他们只能徘徊在立国与立人之间，力求一种群己平衡和个人主义。五四时期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诉求就必然依附于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历史目标和政治理想。个人的觉醒亦成了民族的觉醒的曲折表现。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工程之所以特殊就在于民族启蒙和个体启蒙的同构性。翻译过来的自由主和个人主义话语成功的构建了中国的思想政治文化从专制保守的封建形态到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现代形态转向。五四时期的新文化的现代白话和文学话语共同缔造了中国文学话语和语言文字的现代性。由此可见翻译在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对构建中国形象和对中国现代性生成的重要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