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学校体育　近现代　中国 
　　论文摘要：中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具有“现实性”、“学科性”的特点，过分强调学校体育的政治因素，没有顾及学校体育的育人意义与作用。应从现代性、教育性、学科性3个方面重新定位中国学校体育的性质，从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的新视角认识学校体育教育，才能真正拉开具有新精神与时代特征的中国学校体育新课程改革的帷幕，使体育走出自我领域的演进，嵌入多元文化。  
　　  
　　学校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理解与认识必须和时代的变革同步。法国教育家朗格?保罗曾说过，“每隔十年，人民面临着一场在物质、精神和道德领域内如此广泛的转变，以至于昨天的解释已经不符合今天的需要。”[1]马克思说：“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联系的附带因素……因而造成两者之间的对立。”[2]故而重新梳理我国学校体育走过的艰难历程，总结其得失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马克思指出：“以往的一切哲学不是完全忽视了人的存在的历史的‘现实基础’即以物质生产为表现形式的‘感性活动’，就是把这一基础看成是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人的自我由此像动物一样成了一个被赋予了先验性存在。”[3]  
　　因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审视学校体育历程的现象与境遇的脉络，可看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态势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现实性”。我国学校体育的登场不是基于经验的传承，也不是自身演进的逻辑必然，而是基于下面两点原因：一是出于鸦片战争后与西方社会的民族性抗争而兴起，固护本朝的需要而催生的。wWW.11665.CoM二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化历程的产物。体育进入学校在中国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转型的连带反应，它不是自觉觉醒的产物。这和西方学校体育现代性概念的起源和文明顺应式的进化及与社会“内外交相成之道”的建构有着明显的不同。从“钦定学堂章程”到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实践可看出，它们都深深打上着这一历程残缺的烙印。恩格斯[4]说：“一切当代的社会思想归根结底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显然中国学校体育的话语权的启蒙，总归要用社会进程的需要来解释更有说服力。  
　　第二，学校体育的“学科性”是在社会进程的呼应下被动展开的。为能促进学校体育被社会充分认识，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在不断进行学校体育教育的“扩张”中寻求新的交叉契合点形成新的学科建构，在不断论证和深化学科有机整体性中走向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恰恰对学科的自身认同和教育认同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导致学校体育教育学科的“重术轻学”的倾向，缺少人文关怀的价值理念。  
　　以上两大特征造成中国学校体育的本质认识及路向的混乱，反映出新中国诞生前学校体育的教育性始终被置于政治的从属地位，没有一个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愿望相衔接。受其影响，新中国前30年学校体育的指导理念主线仍然是贯穿“图强”的经世致用主义。在于国家的意识形态，学校体育的价值观始终没有解决好，虽强调增强民众体质的问题，但忽视了丰富人的精神发展。为此学校体育执教为人的教育理念仅是囿于表面。对学生学习的尊重、对学生个体的尊重、对学生自由的尊重没有在学校体育中得到实现。后30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国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价值观开始和谐连接。由此，形成中国学校体育既有“形而下”的物质文化——技能特征；也有“形而上”的精神文化——教化特征；还有人的活动后果结晶的符号社会文化——娱乐特征。衍生出既有同自然科学联系紧密的科学知识，也有同人文科学联系紧密的审美理念；还有同社会科学联系紧密的生活视域。  
　　  
　　1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源头  
　　  
　　从对学校体育历程考察中我们发现，体育现身中国学校教育有以下3个源头：  
　　1)肇始于早期国家“变法图存”的诉求。  
　　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支配下，在“强国强种、御侮图存”的爱国精神影响下，引发了体育的兴起，当时体育是作为“强国强种”和“复兴民族”的工具应运而生的。其研究的对象和存在的合法形式，均来源于国家变革的需求。虽然有急功近利之嫌，但毕竟冲破几千年来旧思想教育的禁锢，将西方新式教育引进学校。由此，一向受到传统文化鄙薄和抵制的学校体育，伴随着现代教育功能势不可挡地进入了学校，为学校教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达到了旧式学堂此前对人的全面发展无法企及的层面，给中国带来了“没有身体运动的教育就不能成为教育”的理念，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帷幕。  
　　1.2呼应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素质建设的诉求  
　　为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配合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促使国民性格适应新的国家政权需要。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殷切期望与培养国家集体意志的渴望，在中国现代性政治制度层面上确立了体育启蒙的价值目标及强身健体的实践内涵。这一伟大的号召给新中国的学校体育找到了位置，给予学校体育重新定位，为中国学校体育新里程揭开了序幕。这种立足于国家目标，着眼全体国民素质建设的主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日后中国学校体育一大基本特色。虽然这种主张受到建国后一些政治至上的左倾思潮和文革的停课闹革命的破坏，使我们的学校体育始终在生物观、工具观中打圈圈，缺失了文化性、人文性的价值建构，但它依然具有为增强民族体质、提高国家实力的积极意义。  
　　1.3伴随改革开放后“生活现代化”的诉求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崛起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长，人民大众对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日益高涨。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不仅是一个生活智慧问题，也是一个道德认识问题，是一个文明社会真正来临的标志。为此，对新生活的诉求，引发生活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体育成为衡量国民生活的标准之一，成为衡量政府能否造福于人民的重要标尺。发展学校体育必须从增进公民与国家关系和谐发展的高度来对待。由此催发学校体育理论走向一个新价值的向度，开启了终身体育教育的讨论。  
　　  
　　2中国学校体育出场的路径和语境  
　　  
　　2.1学校体育历史出场的语境  
　　16、17世纪的启蒙运动，人们才将体育视为人性的展现，实现与宗教的诀别。在17、18世纪工业革命中，体育作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门正式学科。和其它学科类似，也受到技术主义的研究范式与思维习惯的影响，以致给中国学校体育的教育带来追求客观准确的形式，描绘运动图式与区别，突出个体化、个别化独特的运动现象，为寻求抽象化、普遍化的教学规律，以发现和改良运动教授手段和方法为使命，痴迷在传授某种特定运动状态的形成，其结果把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体育变为一再确证的技术——主客体能否接受的关系。诉诸于“人体技能的有效形成”就成为表现我国学校体育的“轴心”并延续至今。  

　　2.2学校体育社会出场的语境  
　　受社会思潮的影响，自中国学校体育发端以来，运动技术就被尊为学校体育看家本领，以致成为社会对其学科认同的标志——“体育是一种身体运动，不是价值观”，是一个运动项目流迁、技能聚集的过程，是一堆形象，而不是“思想”。由此使学校体育的操作走向“技能”工夫，从体育“器”的实践层面“技艺”去诠释，成为一种主导趋向。遮蔽了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影响下，学校体育被洋务运动“断章取义”地“鼓民力”，未用它来“启民智”。学校体育被限制在中体西用的“用”上，忽略了其中与“育人”相互关联的人文怀抱。由于这并非是对其真实精神的自觉把握，因而就相对忽视了对学校体育本身特征的本体论思考，弱化了对其理性的追求，于是对学校体育的理解沿着工具性的路线展开了。这也正是中国学校体育一开始就具有先天不足的原因。有助于我们从中寻找学校体育为什么只能培养出“体育勇士”的症结所在。  
　　其二，由于洋务运动“求富求强”、“强国强军”思想太急切，不顾及学校体育的育人意义与作用，造成“兵式”体操的开展，中断了学校体育完整形态的建立，导致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单调、不全面、不系统，无趣味可言。其结果，这种带有美好理想的运动图式，由于忘记了“读书其实就是读自己”的道理，以致后来愈演愈烈，导致技术为上，绝对化、普遍化盛极一时。忽视了人在运动的意志、自由、灵魂、思想、情感等层面的问题，无疑等于把人视同“连续性的、同质性的”存在物。  
　　2.3学校体育本质的转换  
　　进入21世纪，中国学校体育从大社会、大文化、大教育的新视角去认识体育教育的本质，拉开了具有真正新精神与时代特征的新课程改革的帷幕，使体育走出自我领域，出现多元文化的复归。学校体育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一是在课的发展目标上，出现了“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课堂教学的新风貌。着眼于形成“知识传递”的教学环境，强调关注学习者“潜能”的发掘，支持基于学习者自身意义发现而展开的“选项”教学。修正了以凯洛夫教学论为代表的“以书本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错误。  
　　二是扩大了课的外延，吸纳了素质教育、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新理念，开始关注对人发展隐性部分的开掘。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由手段向目的转变，体现了“为学习而设计”原则。  
　　三是学校体育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竞技性、健身性、休闲性、娱乐性、社会性、生活性得以展显，以满足不同学生对知识的要求，展现了既能参与又能观赏的文化价值。  
　　四是学校体育向追求阶段效益与长远效益相结合的终身体育方向发展，把学校、家庭、社会联结起来，构成体育的大课堂理念。  
　　  
　　3结语  
　　  
　　科学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说，都存有3个递进的特征：其一，它以历史的逻辑体系为人们提供发展的图景，规范人们对自我的理解和相互理解。其二，它以概念框架体系为人们提供时代水平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改造。其三，它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供历史发展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人们如何去把握、描述和解释世界。揭示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发展的态势也存在着从感性、理性到自觉性的逐层递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5]  
　　第一，早期学校体育是国家主义的“婢女”，是靠执政的需要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力量。它的身份仅限于充当学校教育概念中的材料，成为学校教育意义上“认识”的讨论与引人注意的口号和旗帜的佐证。并不是要建构、论证什么样的科学教育体系。其实践形式“壮观的野蛮、英雄式的兵操”是与“强国强种”的内在需要交织获得的；虽然军国民主义教育扫清了封建主义教育的沉疴；自然主义体育扫清了军国民主义教育的羁绊；但两者目的都不是完善教育而是“借道强权”，未能呈现出学校体育教育性的特点。由此带来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庞杂认识和各种弊端，受到一些人的反对和鄙视。但其历史启蒙意义“周邦虽旧，其命维新”——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教育“天下无不弱书生，无不病书生”的历史贡献不容掩盖。  
　　第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学校体育作为国家改造社会习俗和创建社会规范的时代精神载体，它以“工具观、生物观”的“集义、健体”作为教育导向，推进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为提升国家威望国力发挥了显著作用。当然其国家主义至上的思想妨碍了人的自由存在。  
　　第三，在改革开放的30年，学校体育切合时代精神促进了人的主体发展，剔除糟粕继承传统精华，汲取世界先进体育文化，把体育教育育人的能动性充分发挥，使之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强有力的依托和培育“四有”新人的抓手。正如张振华[6]所言，“社会没有体育就缺少了旗帜，学校没有体育就不能成为教育。”  
　　第四，中国学校体育近现代以来形成了3个转型隐含一条主线，即从被动模仿德日，转换学习欧美苏，再到改革开放文化自觉的创立。收获3种理论：一是民族的即世界的体育文化观的确立与价值认同；二是世界学校体育即中国学校体育的确立与价值认同；三是，找到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学科文化要与国情和谐、社会和谐、人性和谐的理念确立与价值认同。  
　　综上所述，从现代性、教育性和学科性来重新认识中国学校体育的本质和变迁，加以辩证总结。继承传统精华，吸收新思想，使我们在新时代条件下得以不断继续“接着讲”，不断获得新启示。正如论语所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因不失新，亦可宗也”。  
　　  
　　参考文献：  
　　[1] 张传开.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的思考[j].哲学动态，2010(2)：21-28.  
　　[2] 李荣. 马克思主体性建构的三重意蕴[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4(6)：16-20.  
　　[3] 周士华. 现代教育理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61.  
　　[4]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6.  
　　[5] 杨海蛟.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特点及发展趋势[j]. 浙江社会科学，2001，25(4)：19-28.  
　　[6] 张振华. 对学校体育28年的回顾与透视[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7，33(3)：1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