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比较思考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遇到了新问题，我们要用新思路来对待这些问题，不能再用旧思路、老眼光对待新问题与新政策。笔者将结合“十八大”会议与中央经济会议的精神来谈谈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未来运行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思考
　　关于战略机遇期的思考主要是对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形势的判断与重新审定。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处在一个战略机遇期，这个提法在“十八大”得到了继承，也就是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地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经济，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一）新形势倒逼国内改革
　　过去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即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一个封闭状态进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目前我们的出口比重非常高，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过去“加快投资”主要是阿引进国外投资，几十年来改革开放战略沿着这样一条路在走，现在判断“不再是”有很多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不太可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显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从一个封闭体系进入一个全球分工体系，当时的分工体系是由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进入这个分工体系后，我们用自己的优势很快找到了位置，并形成了“中国制造”，在世界上有了立足之地。WwW.11665.CoM为了“中国制造”，很自然就是扩大出口，同时也要引进外资，加快国内投资。应当说，这种战略安排使中国获得了较大的成功，从原来世界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国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国际事务如果没有中国参与就没有有效结论的国家。
　　我们现在“不再是”前文所述的那种战略转型期，“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主动地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引领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新塑造。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当日益深化到国际分工体系当中想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想发挥主导作用时，国内体系不完善成为这个进程中的障碍。以金融体系中希望人民币发挥较大作用为例。美、欧、日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不仅能从实体经济的交易中获益，还可以从货币的国际使用中获益。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最主要因素是人民币是否能够提供一些工具性的职能，从而具有被一些机构、市场与自然人持有的价值。美元是国际货币，2/3在境外，而这其中更大的一部分在中国。持有美元实质上是持有以美元定值的各种金融工具。因为这些金融工具具备很强的流动性，所以有足够的深度与弹性，想持有就持有，不想持有就卖掉，原持有者只遭受很小的损失甚至不损失，进行交易，获得本金。因而具有非常大的市场。
　　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投资美国仍成为“避险”共识，足可体现美国金融市场的信用度。在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债务工具的流动性决定货币的国际性。美元国际化的重要前提就是国内强有力的、美元定值的金融工具手段，覆盖了短债、长债、政府债、私人债、股票及其他一些衍生品。美元衍生品市场品种繁多，无论是投资还是避险需求，均可找到对应产品以及产品对应的操作市场和专业人才。如果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就必须拥有一个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金融市场。换句话说，这倒逼我们进行改革。当然，由于外需不可依赖，扩大内需也非常必要。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市场优势，市场就是人口加收入，以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
　　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含义，我们要迅速地提高到上述的认识高度。现在的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些市场就会自动打开，别国也会自动跟随。认清当前的形势，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能获得这样的战略机遇期。
　　（二）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
　　“十八大”关于对外开放以及国际战略有了新表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过去的说法是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这是一种政策的实行，基本上是在一个自我支撑的体系中有一部分是对外开放。现在要建立的是开放型经济体系——完全开放，所有的工作与经济安排是要以我们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开放国家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为基础而做出。同时，要统畴双边、多边、区域与次区域开放合作，提高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过去只提开放型战略而不是建设成一个开放型国家，在此层面，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基本上是双边的或者说以双边为主，不适应多边谈判以及在多边的环境下想问题。以前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中有一票否决权，而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后，双边问题虽然继续存在，但中国在南海与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比较强硬。
　　（三）重新认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2012年12月5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外国专家时，全面阐述了一些对国际关系与战略的看法。“我们的事业是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要同舟共济，合衷共济，“同舟”是指在一起，“合衷”是指有共同的利益，一直关注他国的利益，在谋求本国的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与以前完全不同，需要建立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型伙伴关系，即建立“平等、全球、发展、新型”的伙伴关系。

　　“十八大”确认了中国是世界上负有责任的大国，从而有很多定位需要改变。“发展中国家”虽然能获得世界银行给予的优惠贷款。但在更多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非发展中国家待遇是不同的。现在国外已经不承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认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了，经济学家从资本输出的角度也已经不认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当逐渐找到一个与我国的地位、国际责任与发展更相适应的称谓。并且如果按现在中国比发达国家高出4～5个点的增长速度，此消彼涨间，成为发达国家指日可待，更何况“十八大”已经提出，中国至2020年要建成小康社会。所以我们要对国际形势变化以及中国在国际中的战略调整上有一些重新认识。
　　二、对国际环境的思考
　　金融危机之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300年一遇的好时光，这300年中，世界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虽然100年前就有了社会主义体系，但社会主义道路曲折复杂。金融危机前20年即20世纪末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最好时光，发达经济体增长平衡，全面发展：美国股价、房价均增长迅速，成为全球的淘金圣地；欧洲在此阶段统一了欧元；日本正处在其失去的20年中，东亚国家跳跃性增长，东亚四小龙、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快速增长。
　　21世纪上半叶是亚洲的世纪，下半叶将是非洲的世纪。重要原因是非洲的人口多，加上人均gdp，国民收入总量相当惊人。中国的经济发展亦是人口红利的结果。中国的奇迹在于改革开放把“人”由“口”的人变成“手”的人——劳动的人。欧、美等国面临着人口稀少的问题。同样，有人说，日本到世纪末就是一个人了（日本是非移民国家，人口目前负增长）。非洲的资源很丰富，且经过多年的积累，找到了一个成长的基础，非洲的崛起是20世纪带来的一些福利。
　　（一）超发货币产生的通货膨胀减速
　　过去20年，全球的货币政策处于成长状态，成长一停止即产生通货膨胀。欧洲危机深化的原因是欧洲央行能力有限。从提高欧洲央行能力与完善机制的角度来看，因没有审核贷款人机制，欧元是一种不完善的货币。同时，欧洲开始通过超发货币来解决欧债危机问题。而危机缓解后，欧元洪水接踵而来。希腊的债是白金的，20年内gdp需年均增长12%，才能还清债务。
　　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英镑、法郎等世界主要货币都在超发，超发的结果是通货膨胀，黄金及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行，通货膨胀有一定的压力。
　　（二）全球开始结构性减速
　　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此次全球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本轮全球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已经走上了“结构性减速”轨道，一位数的增长率将成为常态。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此次全球经济减速首先表现为发达经济体全体进一步减速并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沼，继之，新兴经济体总体开始减速。“金砖国家”2012年以来的经济表现可为之明证。如同“十八大”中的表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各种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风浪与资产泡沫的压力加大。世界经济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调整就是痛苦、摩擦，社会动荡。因此，此次危机的发生意味着此前20多年的高速增长的好时光结束了，世界各国均进入一个经济的结构性减速时期，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此过程中独善其身。
　　这次减速是由发达经济体发动的，既是债务危机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是：消费太多、福利太多、需求很低，投资太少。从经济结构方面来说，发达经济体主要存在“三产太多、一产较小、制造业萎缩”的问题。因此提出要“调整结构、进行再工业化”。
　　三、对中国结构性减速的思考
　　讨论中国的结构性减速问题，应该对结构性减速的现状与原因及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一）结构性减速的现状与原因
　　中国结构性减速存在劳动力问题、产业结构问题、投资问题和创新问题等。
　　1.劳动力问题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与金砖国家在发展与跳跃性增长之前存在普遍的、大量的劳动力，拥有充分就业的岗位。
　　充分就业→收入→收益→储蓄→投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圈。
　　中国靠自身内部不可能创造如此多的就业机会，于是就有了“两头在外”。目前，中国的进出口占gdp的2/3，进口占1/3，出口占1/3，比例很大。中国进出口利润虽薄，但是获得了就业机会、经济繁荣与政治的稳定。反之，将会产生流民危及政权的种种问题。但现在未就业的劳动力已基本耗竭，人口红利消失。
　　2.产业结构问题
　　过去3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一产比重下降，二产比重迅速提高，三产份额缓慢增长。这对应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由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高于一产（在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农业的4倍），整体的劳动和资源从一产向二产转移，意味着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随之加快。
　　但是，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二产已趋饱和，大量人口和资源要向第三产业即服务业转移。然而，研究显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制造业，前者只相当于后者的70%，基于这样的差异，当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之时，中国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将下降，由此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降。
　　3.投资问题
　　1981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呈上升趋势，1994年以来，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更成为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特征。储蓄是经济运行中的“漏出”。因此，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转，就必须设法把储蓄“吸收”掉，使之重新“注入”经济运行的循环过程之中。吸收储蓄的路径，不是投资，就是出口。这使得我国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很难转变。如今出口增长已经受限，消费增长依然缓慢，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拉动。

　　目前中国的投资对于当年的经济增长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一般都是国家发改委将以前没批的项目进行修改审批，并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以这种政策性的投资进行项目建议，以此创造了就业。但往往今年的投资是需求，明年就变成了供应，这样的供应是为投资而投资产生的，并不考虑购买方情况，无人购买或购买的人很少，就会产生过剩。每年投资的资本均需要维护，这种增长模式持续了30年，日积月累，维护量与维护成本盘子越来越大，此时的花费已经不是当时那种单纯地增加资本存量的问题了，而是对过去资本存量的破坏，再找出新的资本存量。如2011年北京市一场大雨，就让北京知道，以后要花几百个亿，而且以前花钱都花得没有效果，所有的桥梁、下水道等理论上都得挖开重修，更何况还有桥梁塌陷的情况发生。过去投资留下了大量的资本存量，更多的资本存量意味着更多的折旧，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储蓄来弥补。但是，20多年来一直趋于上升的储蓄率都开始下降。
　　4.创新问题
　　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这一转变属非易事。过去新兴经济体是学习型经济，现在发达经济体出于经济发展变缓、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的因素，使新兴经济体的学习机会与内容逐渐减少；新兴经济体也由于进步与发展，有些领域已列入到世界领先行列，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无法再通过学习这种方式获得进步。这就需要靠创新。目前，中国仅仅出于国家战略地位的考虑，在少数领域已经做出了创新的投入并获得了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全面领域，创新很少或基本没有。
　　（二）未来趋势：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求的是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速度，要求的是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近十几年来，经济工作中均有一个“高速”的方针，最近的表述是：平稳、较快。平稳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加快。“十八大”以后，“快”与“大”均消失了。“做大做强”、“平衡较快”都是数量型地扩张，过去我们一直在外延式的扩张这个经济轨道上走，在内外经济压力变大、内部矛盾突显的情况下，不得不降低速度与相对缩小规模来提高质量。经济增长需要注意四点：一是尊重规律，二是质量，三是效率，四是可持续。压水分是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
　　追求没有水分的增长，除了造假之外，至少可以识别出如下三种水分。
　　一是外延的水分，即未形成生产能力或虽形成生产能力但造成产能过剩的投资所对应的经济增长。二是内涵的水分，即用过多的投入产生定量的增长结果。三是生态破坏的水分：扣除生态退化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根本要求是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客观地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差距在根本上决定了两类国家的经济差距。因此，所谓发展问题，所谓赶超问题，所谓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实质上是缩小两类经济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必须以提高效率为根本要求，什么是有质量和有效益的速度？——没有水分、就业增加、增长与收入同步、效益提高、资源环境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眼于全球产业发展和变革的大趋势，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制高点，以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价值链、增加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以生产型服务业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
　　而此过程中应将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总的原则就是尊重规律、分业施策、多管齐下、标本兼治。要加强对各个产能过剩行业发展趋势的预测，制定有针对性的调整和化解方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四、对民生保障的思考
　　提高生活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守住底线”是指在制度上应该较明确地规定底线。底线是最低生活线，相对政府来说，不能超越最低生活线，原因是国家负担不起。
　　“突出重点”中的“重点”就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加强对困难学生的资助以及扩大就业问题。我国就业工作面临总体就业压力大、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过剩交替出现问题。稳定和扩大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要善待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强化大企业社会责任。
　　“完善制度”是指养老保险的转移阶梯制度。老龄化之所以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因为养老的群体越来越多，创造养老津贴的人相对越来越少。中国的养老费用很低，现在是“县级统畴、市级统畴或省级统畴”，但是人口一流动，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就无法接续。养老是社会公共品，财政必须承担的责任，对于养老这部分必须统畴，这要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来完善，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要加强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继续完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提高统筹层次，要继续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加快棚户区改造。
　　最重要的是引导舆论。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以前树立了一种“政府可以做一切事情“的理念，有事情找政府，一找就给，一给就是高标准。不要什么都指望政府，必须贯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改善民生既是党的工作方向，也是人民工作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责无旁贷地改善民生，政府有责任，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
　　五、对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思考
　　过去对城镇化的研究是很不足的。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方案都是不成熟的。以前过多地重视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中国城镇化的模式其实是一个造开发区的模式，但开发区有成功的或不成功的。有专家谈开发区的经验时表示，凡是成功的开发区高新科技开区是扎扎实实地在那里修一个小学，一个好的医院，一个好的商场。道理很简单，想吸引高学力的、国外回来的人才就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孩子上好的小学，体面地看病。

　　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带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乡一体化是根本路径。
　　城市扩容，摊大饼，最后可能出现不可抑制的城市病。所以，城镇化发展要综合施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共同繁荣。农村发展水平高了，城镇发展水平也会提高，城镇发展水平高了，人们就不会都挤到大城市去。
　　六、对中国传统工业近尾声的思考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总体上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这一过程已经进行了200-300年。但完全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口目前大约只占世界总人口的20%多。按照通常的划分法，以机械工业、冶金工业、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信息工业等为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业化是“20世纪的工业化”或“半新的工业化”。以此来衡量，依循传统路径推进工业化，在中国已近尾声，并已产生了大量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新的措施。
　　首先，我国需要展开新型工业化。国家已制定了“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其要义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实现这几方面的兼顾和统一。
　　其次，新型工业化的内涵不断扩展。一是绿色化，即10年生活绿色化，20年生产绿色化；二是精致化，即质量优先、鲜明的文化要素；三是信息化，即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整合，更高水平地实现工业设备的数控化，从标准化生产和标准化产品向柔性化生产和个体化产品生产转变；四是服务化，即用工业精神塑造现代服务业。所以，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本质上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产业分工而向服务业的延伸，是制造业文明的尝试化发展。
　　第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工业革命是以生产方式的转变为划分依据的。既包含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生产力飞跃，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改变，两者缺一不可。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晚期制造业的“机械化”所催生的“工厂制”，彻底涤荡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组织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制造业的“自动化”所创造的“福特制”流水线使得“大规模生产”成为制造业基本生产组织方式，产品同质化程度和产量均大幅度提高。正在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制造业的数字化、快速成型、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机器人为主，与之相对应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定制”。
　　第四，危机的恢复期待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昭示我们：全球经济正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根据长周期理论，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发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并用之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各国的动态，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对我们至关重要。
　　第五，需要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市场为主金融体系在收集和汇总多样化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它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当做出一些独特的决策和必须对一些新技术进行评估时，市场更显示出其优越性。这种容忍不同意见的特征，使得新技术往往是在以市场为主导的国家率先得到发展和应用。这个结论同两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革命的事实是相符的。为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应鼓励各类促进资本形成的市场的发展，鼓励多层次交易市场的发展。“十二五”金融发展规划指出：到“十二五”期末，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提高至15%以上。
　　七、对深化体制改革的思考
　　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贡献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能力。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八、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思考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下降，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加之，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财政赤字可能增大。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给和信贷供给可能与2012年持平，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变化需要关注。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社会融资总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密切，不要只关注信贷、利率，还要关注社会融资总规模的变化，2013年的风险主要是两个：系统性风险与区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与大规模的产能过剩有关，产能过剩就不能产出，就不能还款，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影子银行这些年来比较混乱，虽然笔者从金融发展的角度对影子银行给予高度肯定，但由于其不受监管，存在很多问题，是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源泉。区域性风险主要是地方性融资平台相关，与这几年城市化没有正规的、较大的金融支持但实际又需要大量的资金相关。在这个矛盾下，地方政府需要做融资考虑。